“双长官制”让任何一个军事单位都没有唯一的“大脑”。（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X 推特）
在外界看来，既然中共党内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军队又掌握着实弹武装，为什么没人敢效仿“兵变”或直接起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说中共阴险至极的厚黑管理。
“枪弹分离”与“互不隶属”双首长制
在中共的军事体系中，拿枪的人并不掌握子弹，掌握子弹的人并不负责调动。平时基层部队的枪支与弹药是分开存放的，库房门锁需要两套系统（通常是军械员与值班长官）同时开启。根据党内会议纪录，即便是军方大佬（如军委副主席）进入中南海见最高领导，也必须交出随身配枪，甚至连手机、公事包都要由专人保管；“见面不带枪，带枪不见面”是铁律。
此外，共军的运作是任何营级以上的部队移动，都必须经过中央军委主席的批准。没有军委主席签发的“虎符”，任何将领私自调兵都等同叛国。现代化的调兵命令还需要经过“电子签名”确认，每一级调动都有GPS实时追踪。如果部队移动偏离了预定演习路线，后方的导弹部队或空中打击力量可以直接将其消灭。
中共军中并设有极为严密的“双长官制”（司令与政委），两者互相牵制。如果一方有异动，另一方有权力且有义务立即上报。当然，这样的设置就会让军队内部永远“自我斗争”。在解放军从连级（指导员）到大军区级（政委）的编制中，军事主官（司令员）负责作战、训练；政治主官（政委）负责党务、人事与思想。政委通常兼任该级党委书记，司令员则是副书记。这意味着在涉及“人权”和“财权”的大事上，政委的权力往往压过司令。
战时司令下达作战命令，但必须有政委的联署签字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司令想私自调兵“进京”，政委有权当场否决，甚至有权动用身边的保卫力量将其逮捕。此外，政委与司令往往来自不同的派系或出身，两人的仕途晋升路径是分开的。这保证了两者很难“沆瀣一气”。在中共的官场文化中，互相举报也是自保和上位的捷径。
换言之，“双长官制”是中共防止军事政变的第一道防火墙；让任何一个军事单位都没有唯一的“大脑”。
“中南海保镖”的叠加防御
普通百姓会以为拔枪毙了中共领导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共党内高层身边的安保层次多到不可思议。首先，最贴身也最令将领们胆寒的是“生活秘书”即是耳目，高级将领的司机、秘书、保姆、警卫员，并非由将领自己挑选，而是由中央警卫局或总参谋部相关部门统一指派。这些“身边人”都是受过专门训练，他们的一项秘密职责就是定期汇报首长的“思想动态”：家里见了谁？谈话氛围如何？情绪是否低落？甚至有无异常的差旅规划，可以说高层将领的真实生活情况几乎是透明的。
在平时，秘书和警卫是服务者，当然他们也可以瞬间变为软禁的看守员。据悉，当最高层决定对某人动手时，会由中央警卫局（内环）派出一组陌生面孔，以“加强保卫”为名，强行替换掉目标人物原有的贴身警卫。这个时候官员即便是在家睡觉、上厕所，也必须在警卫的视线范围内。目标人物的红旗轿车还会被限制加油量，或司机接到指令“车辆故障”无法启动。没有中办的批条，任何车辆不得驶出大院。
两大禁卫军之一的中央警卫局（内环）负责的是“点”。他们贴身保护领导人，控制中南海内部的每一道岗哨，其直接领导是中央办公厅（中办），直接听命于总书记。而北京卫戍区（外环）负责的是“面”。他们掌控整个北京市区的战略要点、桥梁与军事进出通道。
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是支直属中央办公厅的部队，只听命于最高核心，人数相对少，而他们的家属、社会关系都经过几代人的政审，“忠诚度”被视为党内政治生命。如果中央警卫局内部有变，北京卫戍区的数万兵力（如著名的“老虎团”）能迅速封锁中南海，将叛乱围死在内圈；反之，如果卫戍区有异动，中央警卫局能第一时间转移领导人，并透过其掌控的特种通讯指挥全国军队进行“平叛”。
据党内秘辛，为了防止这两支力量的头目私下结盟，中共最高层通常会故意安排来自不同军区、不同派系的将领分别担任这两支单位的司令官。比如让北京卫戍区的干部转任警卫局副局长，或反之，实施“掺沙子”，让彼此的下属中都有对方的“眼线”。此外，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政治级别往往极高（有时由副大军区级甚至更高的将领兼任），而北京卫戍区则是军级单位。这种“职级不对等”增加了两者对话的门槛，防止私下串联。
北京卫戍区与中央警卫局还有一套极为严苛的密码对接流程。（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X 推特）
神秘的“红机”
神秘的红机指的是“机要保密电话”，它也是这个庞大监控网的电子神经中枢。据悉，中共内部存在专门负责监控高级将领通讯的部门。所有大军区级以上的将领，其家庭座机、办公室电话均为特制的“红机”。这些通讯设备的底层协议是军方专用，系统还内建语音识别功能，一旦出现特定敏感词（如特定的集结地点、政治人物姓名），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切断。虽然将领有私人手机，但在重要会议或进入敏感区域时，手机必须放入专门屏蔽信号的保险柜中。
红机并非单一机型，而是分为几个等级。一级红机（正国级/副国级）只有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能配备。这种电话没有拨号盘，而是透过专门的接线员（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理）转接。你拿起电话，对面就是随时待命的特种接线员。二级红机（省部级/军级）设有特制的加密拨号盘，供部委首长或高级将领使用。
“红机”的安全性是对外不对内的“自带监听”机器；红机使用完全独立于民用网络的物理线路，深埋于地下或通过加密卫星传输，极难被外国情报机构拦截。同时，它也是“机要局”的第三只眼， 所有的红机通话纪录都在中央机要局有备案。据传，系统具备语音关键字监控功能。如果有将领在通话中提到未经授权的军队调动或政治敏感名词，系统会立即向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报警。
对于高级官员来说，红机既是身分的象征，也是“锁链”。他们知道每一次通话都有可能被录音，因此在红机里谈话往往极度官僚化、格式化，绝不敢谈论任何私密或违规内容。
红机也可以变成“软禁工具”。据秘辛，中央机要局（受中办直接控制）会接到指令，将特定目标（如被怀疑的将领或官员）的红机功能受限。此时，目标人物可以接听中央的电话，但想主动拨出给外地军区或部下时，接线员会以“线路维护”或“首长正在开会”为由拒绝转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1971年林彪事件），中南海会暂时切断特定大院与外界的所有有线通话。
现代环境下，关键时刻中南海内部及高级官员住处（如万寿路、京西宾馆）会部署移动式电子干扰车，屏蔽一切民用手机信号，确保目标人物无法通过社交软件发出“求救”或“动员”信号。
为了防止“拔枪”或外部部队进京营救，北京卫戍区与中央警卫局会启动一套极为严苛的密码对接流程，例如：口令每小时更换，在北京各要道、长安街哨卡的通行口令（如“长江”、“泰山”）会缩短更换周期；没有正确口令，即便是军队高级将领的座车也会被当场扣押，甚至北京南苑机场、西郊机场的专机起降权会收归军委主席一人掌握。没有军委办公厅的签名，任何军用飞机不得进入北京空域。
1994年还发生过的“建国门事件”（田明建事件），就是当时卫戍区的一名中尉在京城大开杀戒，北京卫戍区与中央警卫局的反应速度与职权交叉引发了高层极大恐惧......自那次事件后，中共进一步强化了“武装不进城，进城不给弹”的规定。因此现在京城的街头，你看到的军车通常是没有配备实弹的。
恐惧与利益的双重夹击
据报导，中共对高级将领的监控已经到了毫无隐私的地步：所有军方通讯都经过高度加密但同时也被监听。将领们在私底下的聚会、谈话，极易触动监控红线。在几次重大的“内部清洗”前，目标将领的私人秘书、司机、保姆，往往就是安全部门派驻的“眼线”。
中共的斗争是“连坐制”；一旦拔枪失败，不仅是个人，整个家族、派系都会被连根拔起。许多高级将领本身就是体制的获益者，他们坐拥特供和巨大的家族利益。除非真的被逼到绝路（如林彪当年的境地），否则没人愿意冒着粉身碎骨的风险去打破这个现状。“将领对党的忠诚，不是建立在信仰上，而是建立在‘代价’上。”
如果一名将领政变，他整个家族在体制内积累的财产、地位会瞬间归零，子孙后代会沦为阶下囚。然而从中共国内开始变天是需要串联的，但在上述的监控下，两个将领如果私下频繁见面或通话，不出24小时就会被“组织找谈话”。将领之间往往互相又握有贪腐把柄。在这种“恐怖平衡”下，谁先提议“拔枪”，另一方为了自保，第一反应通常是立刻向中央举报，以换取自己的平安。当然，中共当局要的正是这种人人因恐惧而无法串连行动的结果。
战争一旦发动是不是就更容易起义？
这样说来战争一旦发动是不是就更容易政变，因为枪有子弹、兵也一定要听军令；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平时那套精密的“枪弹分离”和“静默管理”确实会因为实战需求而出现裂缝。
打仗不能没有子弹，但在现代战争中，子弹和导弹的分配不再仅仅是物理管理，而是数位管理。据流出的军方会议纪要，中共的战时后勤（弹药、油料）并不归前线指挥官完全调度，而是由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直接管控。前线想打一场仗，每一发导弹的“解锁密码”可能都要从北京的服务器实时传输。
此外，现代武器依赖卫星定位（北斗系统），如果某支前线部队试图倒戈“回师京城”，北京可以瞬间切断该部队的卫星导航和通讯加密链路，让这支部队变成瞎子和聋子。
而平时的“双长官制”也在战时会演变成更残酷的“多重督战”。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军委纪委会派出“巡视组”直接下沉到师一级。他们不参与指挥，只负责监控将领的“政治忠诚”。此时，政委的“一票否决权”还会被放大。在平时，政委管生活；在战时，政委拥有“战时处置权”。如果发现军事主官有异动（例如擅自改变进军路线向北京靠拢），政委有权依据《政治工作条例》当场解除其指挥权，甚至执行“革命纪律”。
另外，还有更黑暗的内幕：将领在前线拿枪，家属在后方当“人质”。战争爆发时，高级将领的家属通常会被要求进入特定的“保卫区”或“家属院”集中居住。名义上是“保护安全”，实质上是确保将领在前线开火时，必须考虑到身后家族的安危。战时，将领与家属的私下通讯会被完全切断，只能通过军方提供的“亲情线路”进行，通话内容由专人实时监听。
又为了防止将领在战争中建立起极高的威信并形成“私家军”，中共还有一套“战时轮换”。参战部队往往是从多个军区抽调重组的，官兵之间、将领与属下之间缺乏长期信任基础，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起造反”的默契。宣传部门会将战功归于“党中央与军委主席”的英明决策，而非前线将领。一旦将领表现过于突出，往往会被以“调任”或“回京述职”为由明升暗降。
中共对“战时政变”的恐惧源于两件事。一是林彪事件，当年“军委副主席”想跑，直接动摇了篡政窃国根基。二是1979年中越战争，当时许世友等老将掌握重兵，邓小平在后方战战兢兢，这也是后来邓下决心推动军队改革、削弱地方军头的原因。
虽然，战争确实会让“枪”回到将领手中，但中共会透过“数位枷锁”和“人质政治”，让这把枪虽然有子弹，却无法对准中南海；再加上贴身护卫有两军对垒、红机锁言，确保了在京城这个权力黑洞里，任何想要“拔枪”的人，在手碰到枪套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无数双眼睛盯上了。说穿了在中共的极权独裁体制下，会不会造反不是“拔枪”的问题，而是只要你在党内还算是个人物在面见最高领导时就根本“摸不到枪”......看来要等着墙内揭“竿”而起的机会十分渺茫，再说这时代竹竿也无用武之地，中国百姓以肉身挡枪也是无用，不如率先响应海外华人发起的九评退党精神觉醒运动——自觉而后才能得人助、天助——石破天惊式的“马杜罗式”直接抓走审判怎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