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变异，往往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开始（图片来源：zhenya/stock.adobe.com）
孔子学说的根本是道和德，孟子将其降格为低层次的气，到了朱熹这里，甚至只剩下了虚无缥缈的“理”。
盗法儒家道家
中国的儒家从宋代以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儒家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宋明程朱理学那一套拼凑出来的东西，基本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历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儒家文化，而是道学先生们的理学教条；我们历来所弘扬的儒家文化也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被变异了之后的理学理论。
宋代程朱理学是建立在对儒家正统的歪曲和盗窃的基础上的，并且搀杂了大量的佛教的、道教的东西。它是程朱个人极端思想的反映。理学家们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茧丝牛毛，无不辨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语，最早出自陆九渊之口。然而综观历史上众多解释经典的著作，虽然解释者多声称是“我注六经”，但实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六经注我”。朱熹所注《周易本义》近世最是流行，随处可得，可是里面的注解模模糊糊、游移莫测。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读懂《周易》。自己读不懂的东西就敢于贸然下注，除了这种胆量让人侧目之外，其治学精神真的是让人惊骇不已。
凡是走极端的都会导致恶劣的后果。自战国庄周之始，乃至魏晋玄虚诸人如阮籍等下士，不知道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放荡形骸，纵欲肆形，完全置俗世人伦道德于不顾，遂滋生恶俗流毒千古；而自从南宋的那些理学家们如程朱陆王，则借口倡“弘扬天理”从“善”，走向病态，走向禁欲的极端雷区，则从另一个极端上毒害中国人近千年。《礼记》里劝善修心的“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到了朱熹的嘴里，竟然成了可怕的“天理流行，人欲净尽”！
道家修炼者陈抟传出的先天太极图传给了邵雍。邵雍别创先天易学，自成体系。朱熹也算是邵雍的追随者，因此邵子也未能躲过朱熹的剽窃之手。朱熹从周敦颐那里弄来了这个先天太极图进行了偷换改造，然后却说这就是本来的太极图。他改造太极图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说找根据。改造完毕之后，朱熹的义理学就否定了儒家的天命论，推翻了道家的无极生太极为“理”生太极，进而也就不再承认有什么神了。
虚构“道统”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即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
他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子游是孔子的弟子。有《史记》可查，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因此孟子跟曾子没有师承关系。
而孟子却是第一个开始败坏孔子儒家学说的人。正是经过理学家们的吹捧，孟子从默默无闻陡然攀升到和孔子平起平坐，于是之始，天下称孔孟。即使对于孟子，也千万别以为朱熹把他抬上亚圣的位子就真的是孟子的信徒，朱熹只不过是利用他来表明自己也是一个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者，宣扬自己“义理”的《四书集注》等是终极经典。他所说的“义”跟孔子和孟子的甚至都不是一回事。
孔子学说的根本是道和德，孟子将其降格为低层次的气，到了朱熹这里，甚至只剩下了虚无缥缈的“理”。
程朱理学所编造的十六字心传后来被清儒考定出自伪书《古文尚书》。
篡经乱典
朱熹号称自己继承的是“真孔孟”。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孟子的东西已经是孔子儒家学说的乱法者。而他所谓的继承的孟子的东西，也大多是他自己的思想，基本和孟子本人的思想没有关系。朱熹极其喜欢给儒家典籍作注，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兜售私家滥货。最主要的是，他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根据自己的要求和认识给彻底改造了，儒家经典经他的高手全部给修理了一遍，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义理学说给做了解释了，尽管朱熹的注释常常是主观臆断、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他以儒家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再三强调自己的训释是为了继承孔孟的真精神、是为了发扬光大之。可是他的大部分认识，已经和经典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所以他根本的用意并不是真的为了给儒家经典作注，人家也不需要他作注，他只不过是要通过这种搭便车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理学理论体系、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他之前，儒家本无四书之说，只有经和《论语》。经就是经，其他的都不是儒生必须学的。汉代以《七经》治国，但主要是《孝经》。唐代以《十二经》诸经治国，但主要是《论语》。可是，理学却排斥《孝经》而将《论语》、《孟子》编入《四书》。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又只是陪衬，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质非儒家文献，理学以此二篇为主要经典，等于是从根本上取代了真正的儒经。《大学》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参，而《中庸》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把根本不是儒家典籍的东西硬是塞进经典的行列，这种混淆视听的行为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理论需要，并且可以彰显自己的道统是多么正统。
悔已晚也
朱熹傲气长盛，凡事必欲争先，不肯依傍他人，甚至是对圣人也不肯服气。最好修改他人的文字，时时陷于吹毛求疵，令人头痛不已。研习经典，必欲从己心作注，唯恐落入了他人的窠臼。年纪轻轻之时，只知道在考索著述上用功，完全不懂得需要先切己修心。等到年老，回头看看自己一生篡经乱典，造业无数，方才后悔本末倒置，方才领悟到修身修己才是根本。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朱熹自说他午夜听到佛寺的鸣钟，便觉此心把握不定。朱子晚年“颇悟其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悔已晚也，朱熹明白过来，还未来得及赎罪，便在一年内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