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习近平会面，两人面向镜头握 手14秒，并分别发表公开讲话。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近年来，中共对台话术不断翻新，从“九二共识”到“民族情感”，从“和平交流”到“惠台利民”，给外界一种印像似乎是在释放善意，实质上却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以统战包装政治目标，以利诱和压迫交替施压。
近期，所谓“郑习会”国共两党的互动也不外乎如此：先用概念混淆两岸政府与两个政党，再用经济手段和话语包装制造“和平”假象，让外界误以为存在某种共同基础。问题是，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九二共识”，国共双方与两岸政府之间其实根本没有过一致的立场。
正因如此，这场看似礼貌的会面，反而成了检验中共统战本质的一面镜子。背后的真相，就是中共一贯“利诱与惩罚并用”的老套路。
一、共识？“郑习会”暴露的是分歧
这次会谈最常被提到的两个词，是“中华民族”和“九二共识”。但这两个词恰恰最能看出问题所在。
所谓“中华民族”，并不能自然等同于中共政权。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奉行马列主义，其政权性质、意识形态和中华传统文化并不相容。中华民国才是延续中国历史文化法统的一方，而中共是以革命和阶级斗争起家的外来政治体制。把中共说成中华民族的代表，本身就是偷换概念。
至于“九二共识”，问题更多。1992年两岸政府的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的会谈并未形成双方共同签署的正式文件，所谓“九二共识”也是后来才被概括出来的政治术语，直到2000年，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在卸任前首创了“九二共识”这个名词，解释为“一中各表”，还被中共否定了。而两岸对其内涵的理解一直不同：台湾方面偏向“一中各表”，中共方面则坚持“一中原则”。既然从来没有共同定义，这个“共识”本身就很难说真正存在。
更关键的是，即便真有某种“九二共识”，那也是谁和谁的共识？如果是两岸政府层级的政治共识，那么由在野党主席出面与中共党魁谈论，本身就存在身份错位的问题。如果只是两个民间组织的会谈，那它又不应该被包装成政治互认。就是对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九二共识，这次还有了新的定义，就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就完全偏离了1992年香港会谈和事后双方信件来往的原意。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中共总是把模糊的概念包装成政治筹码，再反过来要求对方承认这个筹码。
二、直播被掐断 中共根本不讲平等
这次会面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郑丽文发言到一半，直播被掐断，媒体也被请离席。这不是一般的礼节问题，而是非常典型的权力姿态。
如果真是平等会谈，怎么会连对方讲完话都不允许？怎么会在公开场合突然切断直播？这说明中共根本不是在做正常交流，而是在控制叙事、控制节奏、控制对外呈现。郑丽文说了什么不完全符合中共预设，才会出现这种场面。
这也再次说明，中共所谓“交流”，很多时候要求别人按它的方式说话、按它的方式定义、按它的方式表态。一旦不合口径，就会被打断、被边缘化、被重新包装。
因此，问题就来了：如果连一次会谈都不能保证基本尊重，那么若真把台湾放进中共的统治框架里，后果会怎样？中共不会突然变得宽容，只会把这种控制方式扩大到更多层面。
三、何为“惠台”？其实是贸易武器化
郑习会后，国台办抛出十项“促进交流”的政策，但仔细看，这些政策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善意，而是另一种政治包装。
1、前两项属于两党之间的安排，和两岸人民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两岸问题本质上是两个政权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党可以替代一个政权来拍板的问题。更何况，两岸之间并未签署和平条约或停战协议。1991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但这只是中华民国单方面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武力统一，两岸也没有签署过和平或停战条约。两党协议算什么？所谓“两党协议”，本身就站不稳。
2、恢复空中直航看似是好事，但问题在于，过去航班的大幅减少，本来就是中共拿来施压台湾政府的工具。现在又说要恢复正常化，却不承认自己曾把航班当政治武器，这就完全颠倒了责任关系。真正该问的是：既然当初是中共先施压蔡英文政府，今天为什么不先承认错误？
3、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的问题也是一样。正常的贸易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而不是要先接受政治前提。中共现在说“提供便利”，其实就说明原来已经设了障碍。设置障碍和提供便利，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控制逻辑，只不过一个是硬压，一个是软哄。
所以所谓“惠台”，并不是真正惠及台湾，不正是中共惯用的贸易武器化吗—顺从时给甜头，不顺从时就下绊子？真有诚意只需要拆除障碍，而不是“提供便利”。
四、“国共合作”写满历史教训
如果把这次“郑习会”放到历史中看，就更容易看清中共的套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渗透得像筛子，以至于蒋介石在占领上海后不得不清党。
国民党固然因此得到苏联支持而得以成功北伐，但中共获益更大，在工人农民中扎根发展，并有了自己的武装，打下了日后和国民政府抗衡的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受中共影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西安事变促成的。中共不仅得到了名分却保留了自我发展的独立性，当国军实力在抗日主战场消耗殆尽，中共却在和日本勾结中乘机壮大，有了和国民党逐鹿中原的资本。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为中共争取到了时间。内战爆发后，在苏联和部分关东军残余的支持下，短短三年时间，就把中华民国赶到台湾去了。
在实力不如人或拿对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中共会运用统战武器。但在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共的和平谈判就是对方的无条件投降。
1949年，傅作义和共军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实际上就是无条件投降书。国军全部被共军改编，改编成共军的国军，后来大部分被送往朝鲜战场当炮灰。
1951年，北京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西藏十七条。规定西藏“高度自治”，除军事外交由中央管理外，保留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的地位不变等17项保证。
然而，不出3年，中共就开始蚕食自己保证过的西藏特殊地位。1956年开始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实际剥夺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西藏的领导地位，同时将内地残酷的土改和三大改造照搬到西藏。这些都违背了“十七条”中的相关条款。
最近的实例则是香港。中共曾经保证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结果时间刚到一半，中共就利用各种手段破坏一国两制，大肆镇压港人的抗争，连自己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都成了中共口中的“历史文件”。
五、中共的真面目：弱时统战、强时逼降
中共最典型的做法是：弱的时候讲统战，强的时候讲服从。
当它实力不足、还需要争取对方时，就会摆出一副愿意谈、愿意合作、愿意交流的样子；但一旦它占据优势，这些“和平谈判”就会迅速变成单方面让步，甚至变成无条件投降。
从历史经验看，中共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在平等关系中履约的政权。它更像是一个先用合作包装自己、再用权力改写承诺的政治机器。今天对台湾如此，对香港如此，对西藏如此，过去对国民党、对地方势力、对其他政治对象也大体如此。
因此，这次“郑习会”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再次提醒台湾社会中共的统战，中共表面无害的交流，是一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操作。它给出的每一个“善意”，背后都可能藏着前提、条件和未来的控制手段。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中共接触，而是能不能看清它接触背后的目的。中共最擅长以交流为名行统战之实，以合作为名谋控制之利。国民党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很可能重复历史上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