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冯小刚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在台北举行的第 53 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图片来源：SANDY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 唐柏桥 (@tangbaiqiao) June 28, 2026
引言
曾经一手缔造中国本土贺岁片神话的冯小刚，在面对历史题材“抓特务”时，遭遇了创作生涯中最惨烈的溃败。这绝非单纯的才华枯竭，而是中国电影业长达三十年野蛮生长和资本狂欢彻底终结的标志。
这场溃败的本质在于创作者的路径依赖与当代审美趋势的错位：导演试图用旧时代的创作惯性，去面对已经对虚假宏大叙事产生深度免疫的观众。这不仅是冯小刚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整个中国电影界的困境。今天我就来试着剖析当代中国电影面临的困局，并探讨可能的出路。
一、“走个面儿”彻底翻车
“抓特务”上映后，一向口碑不错的歌手韩红在宣发时一句“北京的兄弟姐妹们爷们娘们能不能走个面儿”的客套，意外引发了全网吐槽，成为压垮这部电影的最后一根稻草。观众老帐新帐一起算。其表面是指向韩红，实则对这部电影“假反思之名行歌颂之实”的全民抵制。这正是有才华的导演向现实妥协，最终被市场抛弃的最生动写照。
冯小刚曾经何等风光。他甚至攻击大多数观众是垃圾都不会引发反弹，自称“票房保证”。如今却要靠近乎跪求的方式挽救票房，曾经的票房之王正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被时代抛弃，令人唏嘘！
对比冯小刚最近两部反思题材作品“芳华”和“抓特务”，我们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芳华”采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良心作家严歌苓高度文学化的青春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冯小刚则用大段极具视觉美感的文工团舞蹈、青年军旅生活甚至残酷但极具视觉张力的战争场面为沉重的历史批判披上了一层青春怀旧的华丽外衣。但是这部电影至少没有将反思拍成歌颂，至少保留了一些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成分，尽管非常隐晦。影片讽刺了集体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压制，以及战斗英雄的悲惨结局，发人深省。估计这是原作者严歌苓的严格把关的结果。她不会允许冯任何人将它的反思文革的作品拍成后来的“抓特务”风格。于是中老年观众为了那仅剩的一点值得怀念的青春岁月走进影院，而年轻一代观众以一种好奇和类似看韩国美团跳舞的心态去捧场。大家都觉得值回票价。因此票房一路走高。这部电影从商业营销的角度来讲，是极为成功的。
然而到了“抓特务”，一部反思电影彻底变成了带着镣铐跳舞的荒诞剧。说轻一点是避重就轻，说重一点是令人反胃。原著“无悔追踪”是一部跨越40年、直面极左狂热与信仰崩塌的编年体平民史诗。很久以前已经拍成20集电视剧，获得巨大成功。就像后来的“人世间”—-冯小刚请来了“人世间”的男主角雷佳音饰演“抓特务”的男主角肖大力。而他却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拍成了电视风格。不仅没有出现类似“辛特勒名单”里那种极具张力令人印象深刻的唯美反思画面，反而将完整的故事严重碎片化。两人的博弈被塞进了家长里短的四合院里。尤其最后为了迎合当局宏大叙事的需要，将两个时代悲剧人物拍成了四世同堂喜迎北京奥运的大团圆结局。就好比把杀人场面拍成了梅西进球，这种缺乏真实性的温情不仅不能抚慰受害者的伤痕，更像是在经历过这段痛苦岁月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知识份子心口上撒盐。我高度怀疑“喜迎奥运”是广电局党委提出的要求。因为同名电视剧是以特务向抓特务的人坦白并自首结束，时间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前夕，而非改革开放40年后的2008年。这让我想起了汶川大地震时有位作家写的“做鬼也幸福”的诗歌。当时被全国人民骂成了狗屎！
如果说“芳华”还算一部唯美的反思作品，尽管极为隐晦，几步到了觉察不到的程度；那么“抓特务”从片名到内容尤其是最后配合主旋律的结尾，都走向了反思的反面。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卑劣做法，于是在网上掀起了一场自发的全民抵制运动。
二、中国最有才华一代导演的三种结局
如果将文革后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场文化审查制度与杰出导演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那么面对同一堵无法逾越的意识形态高墙，中国当代最具才华的导演尤其是第五代导演，最终走向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第一类是臣服者。他们抵挡不住权力的压制和利益的诱惑，最终选择了屈服，以张艺谋和冯小刚为代表。他们曾是体制最敏锐的解构者，也是历史伤痕最痛切的记录者。
张艺谋早期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冯小刚早期的“一声叹息”、“我不是潘金莲”，都带有强烈反思色彩。但在审查与资本的双重夹击下，他们逐渐妥协。张艺谋从“活着”被禁到担任北京奥运会总导演，完成了他自认为的“华丽转身”；“英雄”则标志着他对早期追求个体权利与尊严的彻底背叛。
冯小刚靠贺岁片完成资本积累，在“芳华”时还在打擦边球，而“抓特务”则彻底缴械。他们获得了身份地位和商业利益，却失去了人格尊严和理想追求。
第二类是不服者。他们始终不愿完全放弃，善于在审查缝隙中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以陈凯歌和姜文为代表。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反思文革的经典，“荆轲刺秦王”则借古喻今表达对强权的批判。他试图在宏大叙事中保留人文主义的微光，“妖猫传”便是这类尝试。
姜文更像倔强的斗士。他的“北洋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表面上是荒诞不经的商业片，骨子里却塞满了对时政和权谋的辣手暗喻。但这种“欲说还休”的憋屈，本身就是才华被逼到墙角的明证。他早期主演的电影“天地英雄”中有一句台词“如今反对杀人的人倒成了罪犯”更是直接挑战强权。过来人都知道他所指为何。他甚至在不得不参演“建国大业”时，婉拒了主角毛泽东，而选了出镜不多的毛人凤，他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站着把钱挣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我写的“让子弹飞”系列影评，你会对姜文有更深的认识。
第三类是不屈者。他们选择精神上死扛，拒绝自我堕落。他们是守住最后风骨的电影人，其代表人物有田壮壮和贾樟柯。
田壮壮因一部“蓝风筝”名扬天下，亦被禁拍八年。此后他淡泊名利教书育人，选择以无声的罢拍来守住人格底线。该片主角吕丽萍、孙海英夫妇亦因不屈的风骨选择远走他乡。
贾樟柯作为中国转型期最敏锐的时代记录者，也是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用始终为底层弱势鼓与呼。其最具批判性的杰作“天注定”因直面现实矛盾，在国内至今仍是讳莫如深的敏感词。
这一类导演中还有两位也值得一提：娄烨和王兵。娄烨反复与当局叫板，从触碰当局最敏感禁忌的“颐和园”到控诉畸形审查制度的“一部没完成的电影”；而王兵则彻底将自己放逐于体制之外，用一台数码相机在历史的荒凉废墟中拍下《铁西区》《夹边沟》《死灵魂》。这些记录了中国最真实、最残酷底层命运的记录片，注定无法在影院上映，只能在海外与网络上传播。这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三、温室里的畸形儿：中国电影与世界的差距
中国电影表面上的繁花似锦，实际上建立在高度排他的“温室保护”政策之上。如果没有对外国电影的严格准入限制——一年仅三十余部进口片，国产电影的虚假繁荣早就彻底破灭。
这种自我封闭导致了一个极大的讽刺：当代年轻人对美国好莱坞、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如数家珍；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下的影视作品可以说一无所知。
我们就拿邻居韩国来比吧！韩国影视与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起飞，如今却已将中国远远甩在身后。韩国导演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第五共和国”、“出租车司机”、“首尔之春”中指名道姓地清算独裁政权，也可以通过“辩护人”、“恐怖直播”毫不留情地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面。
当韩国影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去解剖现实社会时，中国的天才导演们却不得不退缩到历史的迷雾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里去。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残酷、黑暗与真正的人性微光被完全屏蔽。当一个国家的电影行业只能靠看当局眼色苟活，它不仅无法诞生世界级作品，更是对全民集体记忆的持续谋杀。
四、铁笼、火种与未来的出路
如果说今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那么电影则是最明显的标志。它比股市和房地产要严重得多。股市虽然早已要死不活，但至少还可以通过政策救市，房地产更是纯靠政府撑着，早已偏离市场经济。但是娱乐业就没有那么好彩了。冯小刚电影的票房滑铁卢只是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而已。其实，还有一些电影更惨。管虎执导、黄渤和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投资两亿，上演一个月只有不到四百万票房。有人说，现在80%演艺界人士失业，应该不算夸张。
今年唯一一部逆势而上的电影是低成本的“阿嬷的情书”。投资不到1500万，票房已经达到惊人的19亿！这部电影全部由素人出演，没有任何大牌明星。导演蓝鸿春知名度也不高。但是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拍过几部反映真实生活的低成本电影。正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终于在这一次开出了璀璨的花朵！
结语
著名哲学家于光远在八十年代曾说：“当代中国出不了思想家。”这句话在如今的电影界同样适用。那些向现实低头的“聪明人”，既丧失了知识份子的批判精神，又不敢面对自己对理想的背叛，最终在欲盖弥彰的表演中被观众看清了把戏。他们最终会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终结。而那些拒绝后退、坚守底线的不屈者，则是这个时代仅存的火种。而未来中国电影的希望也在他们身上。
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最有深度、最吸引人的永远是那些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现实作品。“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电影界始终有一群坚守良知、拒绝向现实低头的孤勇者。笔者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