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几代人。（图片来源：PETER PARKS/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22日讯】1969年春天，张凤玲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凡河镇英守屯村。
五十多年后，她坐在记者面前，没有急着讲述自己的苦难，而是先报出一个又一个日期。
1969年4月8日。1993年10月28日。1994年2月6日。1997年11月1日。1998年6月15日。2012年6月26日。
这些日期，她几乎不用思考便能脱口而出。
仿佛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她真正记住的不是四季轮回却是一道道刻在生命里的伤口。她告诉记者："这些事情，我一天都没有忘记。"于是，她重新把自己的人生排列了一遍：出生、结婚、生子、再次怀孕、强制堕胎、输卵管结扎、丈夫患病、负债、丧夫。那些别人眼中早已翻过去的年份，在她这里，从未真正结束。
她记得1993年10月28日。
那一年，她二十四岁，嫁给了初立伟。在她的讲述里，那几年，是人生少有的平静时光。丈夫勤劳，公婆和善，夫妻俩在村里经营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婚姻、生育、土地，共同构成了他们生活最朴素的秩序。
一个东北农村家庭对于未来的想象，并没有多少宏大的梦想。不过是希望孩子平平安安长大，老人身体健康，庄稼每年都有收成，屋顶不漏雨，冬天有炕烧，夏天有粮吃。
1994年2月6日，女儿出生。夫妻俩给她取名初明慧。三年后，1997年11月1日，儿子出生。名字叫初明志。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在许多农村老人眼里，这已经是一份圆满。可是，对于丈夫作为家中独子的家庭来说，老人依然希望家里能够更加兴旺，人丁更加繁盛。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尚未来得及出生的孩子，会彻底改变这个家庭后来的命运。
1998年2月，张凤玲发现自己再次怀孕。那一年，她二十八岁。距离儿子出生，仅仅过去三个月。她说，当时一家人虽然知道政策越来越严，但还是偷偷高兴过。
那个孩子，后来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没有出生证明。没有被写进户口簿。甚至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张凤玲只记得，他（或她）在自己身体里，大约生活了四个月。然后，有人敲响了家门。
"房子拆掉，地也收回去"
张凤玲告诉记者，得知她怀上第三胎后，凡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很快找上了门。她至今仍然记得那些话。"如果不去做手术，房子拆掉。""承包地全部收回。"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也许只是一句行政处罚。但对于一个1990年代的东北农村家庭而言，房屋和土地几乎意味着全部生活。土地，不只是收入来源。它是一家人的口粮，是老人晚年的依靠，也是孩子未来继续生活下去的保障。房子，不只是砖瓦。它意味着一家人在村庄里的根。失去房屋，意味着失去容身之所；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谋生能力。被惩罚的，从来不只是那个怀孕的女人。而是整个家庭。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厉的时期。在许多地方，人口出生数量被层层分解为行政指标，基层干部需要对辖区出生率负责。干部的政绩、奖金，甚至升迁，都与完成计划生育目标直接挂钩。当人口数字变成政治任务，女性的身体，也逐渐变成了政策执行的现场。国际组织、人权机构以及大量历史研究，都曾记录过那个年代不同地区发生的强制堕胎、强制绝育、拘禁、罚款和拆除房屋等案例。尽管中国政府长期将这些事件解释为基层人员的"过度执行"，但对于许多普通家庭而言，这些事情却真实地发生在他们的人生里。
张凤玲并不知道什么叫人口政策，也不知道什么叫行政指标。她只知道，那一天来到家里的干部，并不是来和她商量。那是一场没有选择的谈话。
她和丈夫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准确地说，他们没有权利真正作出选择。
在房屋、土地和整个家庭面前，他们只是接受了那个早已替他们作出的决定。
1998年6月15日。张凤玲被带到了当地医院。二十八年过去，她仍然记得那个日期。
关于那一天，她没有太多修饰。她只是平静地告诉记者：
"他们在我不情愿、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对我实施了强制堕胎。"
说完这句话，她沉默了很久。她没有描述手术室是什么颜色。没有说医生当时有没有安慰她。也没有告诉记者，自己最后一次感受到孩子胎动，是在哪一天。那些细节，似乎都被她埋进了记忆深处。她只记得，手术结束以后，一切并没有结束。工作人员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又继续实施了输卵管结扎手术。
没有询问。没有签字。没有同意。她后来才意识到，从那一天开始，自己永远失去了再次怀孕的可能。
押送过程中，她曾拼命挣扎。她说，自己被人推撞到墙上，耳朵受伤，后来留下了穿孔。这些伤痕，有的还能通过医学检查找到痕迹；有的，则早已只剩下身体记忆。她告诉记者，最深的创伤，并不是疼痛。而是在那个瞬间，她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彻底失去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
她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他们把我当成牲口一样。"这句话，没有更多形容词。也没有眼泪。却让采访现场安静了很久。
对于许多人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常常只是课本上的一段历史，是人口统计图上的一条曲线，是新闻里的一个名词。但对张凤玲来说，政策不是数字。政策发生在她的子宫里。发生在她被结扎的输卵管里。发生在耳朵留下的伤口里。也发生在她此后二十八年的人生里。
女性身体，在那套制度中既承担着生育人口的功能，也成为控制人口的对象。一个孩子是否能够出生，不再完全取决于夫妻是否愿意抚养，而取决于户籍、地区、生育指标以及地方规定。基层工作人员进入家庭，检查怀孕情况，要求节育；一旦出现"计划外怀孕"，处罚便迅速延伸到整个家庭：房屋、土地、罚款，甚至亲属，都可能成为政策实施的一部分。
这种治理，并没有随着那场手术结束。真正漫长的后果，才刚刚开始。
张凤玲回到了家。她仍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是丈夫的妻子。仍然是公婆的儿媳。第二天，饭还是要做。衣服还是要洗。地里的庄稼还是要照料。老人还是要看病。一个农村妇女，可以在经历人生最剧烈的创伤之后，第二天继续下地干活。
劳动让生活看起来恢复了正常。也让她的痛苦，更容易被整个世界忽略。然而，真正没有走出1998年6月15日的人，并不只有张凤玲。
她告诉记者："我丈夫，也没有。"
张凤玲告诉记者，丈夫的变化，是从1998年那个夏天开始的。
她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一天。也许是她被带走之后。也许是她从医院回来以后。也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坐在炕边发呆的时候。
她只知道，从那以后，丈夫越来越沉默。
在采访中，张凤玲始终没有详细描述丈夫当时的样子。她没有说他哭过没有。没有说他有没有埋怨过自己。也没有说，他们夫妻之间是否因为那个失去的孩子争吵过。
很多问题，她只是轻轻摇头。"过去太久了。"她说。
但有一句话，她始终记得。丈夫曾反复说："我是个男人，却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保护不了。"
这是张凤玲第一次听见丈夫这样评价自己。也是后来很多年里，他始终走不出来的一句话。
丈夫的"目睹"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已经无法完整还原。他是否亲眼看见妻子被计生人员带走？是否一路追到医院？是否站在医院门口，却无能为力？是否曾经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这些细节，随着他的离世，已经没有人能够回答。
记者也无法再去验证。但张凤玲始终认为，那一天，不只是自己被摧毁了。丈夫也一起倒下了。
羞辱，同时落在了夫妻两个人身上。对于张凤玲而言，是身体被侵犯。对于丈夫而言，则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家庭保护者角色的彻底崩塌。他无法阻止别人进入自己的家。无法保护腹中的孩子。也无法替妻子讨回一句公道。
在一个传统农村家庭里，一个男人一旦失去了"保护家庭"的能力，这种失败感，往往比贫穷更容易吞噬一个人。
张凤玲说，丈夫后来越来越不愿意出门。原本性格开朗的人，慢慢变得沉默。亲戚来了，他躲进屋里。邻居叫他喝酒，他推辞。有人问起那次怀孕，他便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疾病，像一块石头，压在这个本已摇摇欲坠的家庭身上。为了治病，他们开始四处借钱。一次住院。一次买药。一次复查。一笔又一笔开销，很快超过了这个农村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两个孩子也慢慢长大。学费要交。生活费要花。老人年纪越来越大，看病的钱越来越多。
张凤玲告诉记者，那几年，他们几乎一直在借钱。今天借亲戚。明天借朋友。后天再借别人。还上一笔，又欠下一笔。家里的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她没有计算过，到底欠下了多少钱。因为后来，她已经不敢算了。她只记得，那些年里，家里几乎没有一天是不发愁的。有人敲门，她先想到的是不是来讨债。电话响起，她害怕听见的是催款。
丈夫越来越沉默。自己越来越忙。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她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人，在今天有一个名字。
照护者。
可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村子里，没有人会这样称呼她。
她只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儿媳。一个女人。所有照顾别人的事情，都理所当然地落在她身上。没有工资。没有休息。甚至没有一句"辛苦了"。
精神疾病，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从来不只是医疗问题。它意味着，一个劳动力消失了。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意味着治疗费用增加。意味着原本两个人承担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人。张凤玲开始同时承担几种身份。她既要下地干活，也要挣钱养家。既要陪丈夫看病，也要送孩子上学。既要照顾公婆，也要应付越来越沉重的债务。
白天，她没有时间难过。夜里，她却常常睡不着。
她说，那几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能够重新笑一次。
哪怕只有一次。
可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女儿慢慢长大。儿子也开始上初中。
看上去，这个家庭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饭照样做。年照样过。孩子照样上学。邻居看见他们，仍然会打招呼。很多人以为，他们已经走出来了。只有张凤玲知道。那个夏天，从来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个家里。
2012年6月26日。
那一天，丈夫初立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凤玲没有向记者描述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她没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丈夫。没有说，自己听到消息时是什么反应。
也没有说，孩子哭了多久。她只是低着头，说了四个字：
"离我而去。"
她把死亡，说成了一场离开。仿佛这样，事情就不会那么疼。
后来很长时间，她都不愿意回忆那一天。因为每回忆一次，就意味着，她要重新失去丈夫一次。
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杀通常并非由某一个单独事件造成，而是精神疾病、长期压力、经济困境、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记者无法断言，1998年的强制堕胎直接导致了2012年的死亡。没有任何研究会这样简单地下结论。
但对于张凤玲而言，这两件事情，从来没有分开过。
她始终相信，是那个孩子，是那场手术，是之后十四年的疾病、债务和绝望，一点一点耗尽了丈夫。这不是医学意义上的因果。却是她理解自己人生的方式。
2012年6月26日。对于国家而言，这只是全年死亡统计中的一个数字。对于张凤玲而言，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丈夫去世时，女儿十八岁。儿子十四岁。一个刚刚成年。一个还没有成年。从那一天起，这个家里，只剩下她一个成年人。
丈夫去世以后，张凤玲没有时间一直沉浸在悲伤里。第二天，饭还是要做。孩子还是要上学。老人还是要吃药。债主不会因为这个家庭刚刚失去一个人，就停止敲门。她后来回忆，那几年，她几乎没有真正哭过。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因为生活没有留给她悲伤的时间。
她说："孩子还在，我不能倒。"
这是许多中国母亲都会说的一句话。也是很多母亲唯一能说的话。
十八岁的女儿法律意义上，女儿已经可以独立。现实生活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真正长大。他们仍然需要母亲挣钱。需要母亲做饭。需要母亲处理家里的一切事情。
一个家庭原本由夫妻共同承担的经济、教育、情感和照护责任，一夜之间全部落到了张凤玲一个人身上。
她既是母亲。也是父亲。既要挣钱，也要安慰孩子。既要面对债务，也要告诉孩子："没事，有妈妈在。"
她告诉记者：
"我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生活极度艰辛，几乎走投无路。"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没有哭。反倒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许多人会以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家庭，应该能够获得社会更多帮助。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记者查阅中国近年来有关社会救助政策发现，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单亲家庭"本身并不是一个自动获得专项社会福利的资格。
一个孩子，并不会因为父亲或母亲去世、离婚或者离家，便固定获得生活补助、住房保障或者长期照护支持。社会救助更多依据的是家庭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否属于特困供养对象、是否存在重大疾病、残疾或其他特殊困难。也就是说，成为单亲家庭，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得到稳定而持续的国家支持。许多家庭即使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只要收入尚未低到最低保障线以下，仍然需要依靠自己承担生活的全部压力。
制度关注的是"贫困"。而不是"失去"。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中国目前并没有一套专门针对全国单亲家庭的完整统计体系。关于单亲家庭到底有多少、生活状况如何、政策覆盖程度怎样，公开数据十分有限。相比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议题，单亲家庭长期缺少系统性的社会调查，也较少进入公共讨论。在媒体报道中，人们更容易看到"离婚率""出生率"这样的数字。
却很少有人统计，一个失去丈夫的农村母亲，需要怎样独自撑起一个家庭。
张凤玲，就是这些统计空白中的一个人。她没有出现在任何年度报告里。没有成为任何政策讨论中的案例。
她只是继续活着。
对张凤玲来说，"单亲妈妈"不是一个身份标签。它意味着，每个月所有账单，都由她一个人面对。孩子生病，她一个人陪。学校开家长会，她一个人去。老人住院，她一个人照顾。家里的灯坏了，她想办法修。庄稼要收，她自己去。债务要还，她自己想办法。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她累的时候接替她。
很多年里，她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够睡一个安稳觉。
可是，她很少睡得着。夜深以后，她常常一个人坐着。
想到丈夫。想到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想到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想到第二天还要继续生活。
然后，她擦干眼泪。
第二天照常起床。
这种矛盾，构成了许多中国丧偶女性共同的处境。
她们可以悲伤。却不能停下来。因为孩子需要继续成长。老人需要继续照顾。生活不会因为一个家庭失去丈夫而暂停。她们必须把哀悼压缩进做饭、洗衣、干活、挣钱的缝隙里。甚至很多时候，连哭都要等孩子睡着以后。
张凤玲说，她后来越来越少提起丈夫。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因为，每提起一次，孩子就会难过一次。于是，她把所有悲伤都留给了自己。
记者采访结束时，她忽然说了一句话：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1998年。"
记者愣了一下。
她继续说：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把那个夏天盖住了。"
丈夫生病。借钱。治病。还债。丈夫去世。抚养孩子。
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看上去，她的人生一直在向前。实际上，她始终停留在那个失去第三个孩子的夏天。丈夫的死亡，没有结束那场创伤。反而像是在那道已经裂开的伤口上，再一次划开一道更深的裂缝。
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家庭。
从一个女人，到一个男人。
再到两个尚未长大的孩子。
一场发生在1998年的强制手术，其影响并没有停留在医院里，而是沿着时间不断延伸，穿过婚姻、疾病、债务和死亡，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人生轨迹。
记者无法用医学证明这一切之间存在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对于张凤玲来说，这就是她理解自己人生的方式。
也是她至今无法放下的原因。
2015年，中国宣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六年后，三孩政策出台。曾经严格限制一个家庭多生孩子的国家，开始不断鼓励年轻人生育。人口政策，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一次方向上的转弯。官方宣传里的关键词，也从"少生优生"变成了"优化生育政策""鼓励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时代向前走了。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随着政策一起翻过那一页。对于许多人来说，政策可以改变。
人生，却不能重来。
采访中，记者问张凤玲："如果今天允许生三个孩子，你会想到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
"我的孩子已经回不来了。"
她说的，不是政策。而是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
人口政策可以调整。法律可以修订。宣传口号也可以改变。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身体留下的记忆，并不会随着一纸政策消失。
张凤玲真正无法释怀的，也许并不仅仅是那场手术。而是此后二十多年的沉默。
没有人向她解释。没有人向她道歉。没有人告诉她，她和丈夫究竟承受了什么。
更没有人告诉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为什么会从那个夏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崩塌。
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她从未得到任何赔偿。也没有人因为那次经历联系过她。生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只有她知道，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再次面对那个没有人为自己负责的地方。害怕自己的经历继续被否认。害怕那些已经过去很多年的事情，在别人眼里，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
这种恐惧，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它是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从医院的手术台开始。经过丈夫的病床。经过债务。经过葬礼。又经过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的每一年。最后，变成了一种始终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
记者采访结束前，张凤玲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那里面有身份证复印件一大堆材料。也有她自己写下的时间表。
她把那些纸摊在桌上，一张一张摆好。
仿佛不是在出示证据。
而是在重新拼凑自己的人生。
她说："这些都是真的。"说完以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只是希望，有人相信。"
这句话，比任何控诉都更加平静。
也更加沉重。因为对于许多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仅仅来自伤害本身。
还来自不断证明那些伤害，确实发生过。
张凤玲的两个孩子，都有名字。
初明慧。初明志。
"明"字，寄托着父母最普通的愿望。希望孩子聪明。希望孩子光明。也希望他们一生能够明辨是非。
唯独第三个孩子，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照片。没有户口。
在人口统计里，这个孩子从未存在。
可在母亲的记忆里，他（她）却从未离开。每一次讲述，那个没有名字的生命，就仿佛重新出现一次。
如果那次怀孕能够继续。那个孩子，大约会在1998年年底，或者1999年年初出生。
如果一切如常。2026年的今天，他（她）应该已经二十七八岁。也许早已离开铁岭，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也许已经结婚。也许已经成为父亲，或者母亲。也许逢年过节，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看望外婆。
这一切，都只是无法验证的假设。也是一个家庭永远失去的另一种人生。
创伤最残酷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让人反复想起已经发生的事情。更在于，它会让一个人不断想象那些原本可能发生、却永远不会发生的人生。
那些想象，没有答案。却会伴随一个人很多很多年。
张凤玲告诉记者，这些年，她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重建"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词。它听起来像是在废墟上重新盖起一座房子。
只要足够努力，生活似乎总有一天可以恢复原样。可是，有些东西，并不会回来。
丈夫不会回来。第三个孩子不会长大。她的身体，也不会再回到1998年6月15日之前。
她能够重建的，并不是过去那个完整的家庭。而是学会带着这些失去，继续活下去。
采访结束时，她再次拿起那张写满日期的纸。
她轻轻念了一遍。
1993年10月28日。结婚。
1994年2月6日。女儿出生。
1997年11月1日。儿子出生。
1998年6月15日。被带去医院。
2012年6月26日。丈夫离世。
这些日期，一颗一颗，钉子一样，把她的人生钉在时间里。可是，在所有日期之间，还有一个永远没有写出来的日子。那一天，本该有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也许会有一声啼哭。会有一个名字。会有一张出生证明。会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生。
然而，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那个生日，从未来过。
对于张凤玲来说，她记住的，不只是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是那个从1998年开始，被彻底改变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