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一见寇准，就大吐苦水，说自己饱受“足创”。（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所谓“海岱惟青州”，至宋时，已是东方大都会也。所以能到青州做知州，是美差，是重任。但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场雨中，身在青州的寇准登楼闲望时，却写下这样的诗句：海上秋添寂寞情，万家烟树暝重城。萧萧细雨遥天暮，独向空楼闻笛声。
读来让人不由感叹，寇准这样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却也是最懂寂寞的人。譬如此时，天色向晚，海雾苍茫，烟雨楼中，寇准一人独坐，凝望远方，耳畔笛声吹怨，诉说着天地间的清旷，与方寸间的寂寥。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太久。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被召还，再次回到了帝都。史书上记载了君臣相见的一幕：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
宋太宗一见寇准，就大吐苦水，说自己饱受“足创”之苦，一句“卿来何缓耶？”，像极了一位老父，嗔怪自己的儿子，为何来得这么晚。而对于太宗的发问，寇准的回答也很得体，他说：“臣非召不得至京师。”一问一答间，阔别一年多的距离感拉近了许多。
接着，宋太宗进入正题，问道：“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这一问来得甚是突然。关于皇储人选，大概是皇家最敏感的问题，大臣们对于这样的问题通常是避而不谈，以免被怀疑与哪位皇子暗通款曲。而此前并非没有先例，曾有几位大臣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结果宋太宗大怒，将几人贬放“岭外”，“岭外”相当于今天的两广海南一带，在当时，以中原人的视角看，是荒蛮之地。不出岭外，可以说是外放，是降职，甚至像寇凖被外放青州，还带有历练之意，而贬放岭外，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宋太宗真的生气了。所以，此后没人敢再“妄议”立储之事。而宋太宗一年没见寇凖，才一见面就提出这个不容他人置喙的问题，则宋太宗对寇凖之信任，亦可见一斑矣。
面对太宗迎头一问，寇准这样答道：“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寇准没有直接说出哪位皇子是合适的人选，而是睿智的向太宗进言，立储之事，不能与后宫、近臣商议，陛下要亲自选定一位众望所归的人。言外之意，如果后宫或近臣有所推举，可能是出于一己之私，并非出于公心。
太宗闻言俯首久之，又将左右的人屏退，这时只剩下了他与寇准君臣二人，宋太宗说出心中人选：“襄王可乎？”襄王是宋太宗第三子，赵元侃。对于太宗选定的人，寇准心中也很满意，但是他没有说可，或不可，而是从容奏道：“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寇准用这样的方式，给了宋太宗一个肯定的回答。于是宋太宗不再犹豫，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第二年，至道元年（995年）八月，正式立为皇太子，更名赵恒，这就是未来的宋真宗。
寇准一回到朝中，就帮宋太宗解决了令他困扰已久的大难题，于是在襄王改封寿王，为开封尹的第三天，寇准也官拜参知政事，再入中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当时的宰相乃是宋初名臣吕蒙正，宋太宗对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可以看出，太宗对寇准是寄以厚望的。大概是担心寇准的性格不易与人相处，宋太宗也叮嘱寇凖，与同僚们“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意思是遇事多从长远考量，与上司下属同心协力，做事情就容易成功。
不过，贬放青州一年多的经历似乎并未让寇准历练“成熟”，重回中枢的寇准还是老样子，奏事切直，常常惹得宋太宗大怒。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寇凖“因奏对切直，太宗怒起，准輙挽上衣，留以俟处决，太宗叹息：眞宰相才也。”这样的记载读来让人忍俊不止，“挽上衣”，揪住皇帝的衣襟不放，这种事也只有寇凖这样的“愣头青”才做的出来，而奇妙的是，一向严毅的宋太宗对寇凖的胆大妄为却偏心的喜欢，以至毫不客吝惜的用“真宰相才也”来表达他的赞赏。
对于宋太宗的这份赞赏与信任，寇凖则以直相报，无所顾避。皇太子被正式册立后，按规矩要去拜谒祖庙，在回来的路上，京城百姓空巷观瞻，欢喜雀跃的说：“少年天子也。”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宋太宗的耳朵里。年纪这东西可以让人变得敏感多疑，宋太宗听到百姓对太子的赞美之辞，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疑惑，是失落，或是脆弱？这是宋太宗严毅的外表下，不为人知，或者说是不欲为人所知的一面，但是他不介意让寇凖知道。在寇准面前，宋太宗不需要掩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这样的问话，直接得不能再直接了。寇准一听，马上向宋太宗道贺“此社稷之福也。”其实这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回答，但是从寇凖口中说出，就有了不一样的效果，宋太宗听的是入心入耳，马上转忧为喜，又回到宫中，把这话讲给后宫的人听，分享这份“社稷之富”给众人，于是宫中之人也都向太宗道贺。这一来，宋太宗的心里就更踏实了，看着众人喜气洋洋的样子，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大宋在他儿子的手中变得更加美好，于是他高兴的召寇准宴饮，君臣极醉而罢。
寇准在宋太宗立储的重大关头，可谓是一言定策。以太宗对寇准的依重，不难想见，他必然对寇准还寄予了辅佐新君的厚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至道二年（996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寇准在回家的路上，所乘的马忽然受惊，寇准差点从马上摔下来。这一幕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果然这一年的七月，寇准再次因公事与其他大臣发生矛盾，并被人上奏弹劾。宋太宗本来没有要深加追究的意思，但是，寇准好争辩的老毛病又犯了，非要当廷辩论，宋太宗劝他说“若廷辩，失执政体。”意思是你现在是执政大臣，如果在朝堂上争吵，有失国体。说起来，宋太宗不希望“廷辩”，不想矛盾再激化，也是出于一番保护寇准的好意，但寇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连宋太宗的话也听不进去，还是力争不已。宋太宗对寇准一路栽培，看护有加，而此时的寇准则像极了一个任性的孩子，令宋太宗非常失望，最后丢出一句：“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于是将寇准罢知邓州，而太宗皇帝则于次年三月驾崩。
远在邓州的寇准接到了太宗驾崩的消息，他向着帝都的方向望去，太宗朝的往事已成追忆，而真宗一朝已经大幕拉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