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前后，林彪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公开质疑林彪几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1966年前后，林彪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被写入党章，成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制度化，也使他在政治象征上达到顶点。
然而，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一位曾长期在中共地下系统、地方公安和军队民运系统工作过的女性，却选择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批评林彪。她叫王藕，原名祝振荣，曾用名祝成龙、祝况、王泳，也长期使用“舒赛”这一笔名。公开资料显示，王藕出生于1917年9月15日，湖北江陵人，1971年5月24日在关押中病逝，1987年获得“平反”。
王藕的一生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中的一个深层悖论：一个长期为体制服务、并深信自己是在维护理想的人，最终却被同一套政治机器碾碎。
从抗战宣传者到女公安局长
王藕出身湖北江陵的书香家庭。公开资料称，她的父亲祝雄武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参加武昌首义。少年时期的王藕性格刚直，读中学时便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被学校勒令休学，只能转为自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藕投身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她进入应城汤池训练班学习，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共。此后，她先后从事宣传、妇女工作、统战、社会部和公安系统工作。公开资料记载，她曾任云梦县委社会部副部长兼县公安局局长、江陵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等职，被称为中共早期第一位女县公安局长。
在抗战时期，她也曾有过被捕经历。1941年，她奉命赴敌占区侦察时被捕，遭到审讯与威逼利诱，后经营救脱险。此后，她继续在鄂豫边区和江汉一带工作。1945年后，她前往东北，曾任吉林省社会部司法科科长，后来又进入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民众运动部工作，并随南下工作团返回湖北。
从这些履历来看，王藕曾是中共体系内部的一员，也曾在公安、社会部和军队政治系统中承担实际职责。她后来对权力运行的怀疑与抗议，才更具有复杂性：她以一个旧日参与者的身份，试图向她仍然相信的政治中心发出质疑。
49年后的挫折 倍受惩罚
中共篡政后，王藕转入地方机关工作，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众运动部、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建筑工程系统任职。1953年后，她因肝病调往北京。
公开资料普遍提到，王藕在建国后因批评个别领导的不正之风、长期申诉而遭到处理。1958年，她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60年前后又被逮捕、开除公职，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还有资料称，她曾多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检查，试图证明其存在“精神病”，但相关检查并未确认她精神异常。
她的刚直性格、对中共的“满怀信任”、对不公的执拗申诉，使她成为一个“不容易被安置”的人。她仍然相信自己是在维护党的原则，却已经被组织系统视为麻烦人物。
大约1962年或1963年，王藕被保外就医。没有稳定收入后，她靠亲友接济生活。资料中还提到，曾经的老上级陶铸得知她处境困难后，给她寄去300元，但她并未据为己用，而是将钱送到中组部。
林彪地位的上升与王藕的疑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的地位快速上升。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到1969年九大时，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林彪是毛泽东个人崇拜体系的重要推动者。林彪在政治宣传中不断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贯彻毛泽东指示等口号。林彪曾宣称：“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正因为林彪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其对毛的吹捧也达到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吹捧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王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警觉。她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成“黑帮”“走资派”“叛徒”，而林彪却扶摇直上。她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在她看来制造口号、扩大个人影响、推动政治混乱的人，反而成为毛身边最红的人？
她将问题主要归因于林彪“蒙蔽”了毛泽东，仍然相信只要毛泽东看到材料，就会纠正错误，她试图用她的忠诚反抗荒谬。
孤身抗议 从小字报到“红报”
公开资料显示，从1966年8月起，王藕开始用小字报批判林彪，对林彪的言论和政治口号逐一反驳。她把材料送往中组部，希望转呈毛泽东。但这些材料没有得到回应。
10月下旬，她开始在北京公共场所张贴反林彪大字报。地点包括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站、国务院门口、西单、府右街北口等。由于最初没有直接点出林彪的名字，大字报很快被其他大字报覆盖。
王藕没有停止。她卖掉收音机，买来红纸和金粉，将大字报改写成她所谓的“红报”。11月，她写成19张大字报，标题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她署名“王咏”或“王咏”，并到派出所递交了改名书面通知。
12月2日至3日，她带着大字报和浆糊，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以及西单、中组部、王府井、北京站等地张贴。她离家前给弟弟留下简讯，大意是自己可能再也回不来，如果死了，希望将遗体埋在母亲坟旁。
从后来披露的内容看，王藕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林彪，称其制造个人迷信、制造政治术语和组织混乱，意在整倒干部、篡党篡政篡军。
她说林彪是“黑帮头子”，是“阴险恶毒的政治阴谋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党徒、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分子，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敌人、反革命”；她还说林彪“拚命制造个人迷信，拚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甚至组织上的混乱，然后趁机浑水摸鱼，暗害、整倒中共的优秀党员、骨干，再进一步则要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进而篡军的阴谋”。
她还认为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四个念念不忘”不合实际，说林彪将毛思想说成“最高指示”，是庸俗化了，表面看起来是在抬高，实际上是在贬低。
她曾把“林彪”改写成“小老虎”，利用“彪”字与“虎”的关联暗示对象，以避免大字报刚贴出就被撕掉。
公安机关后来的监视显示，王藕单独行动，并无其他严密组织联系。她的抗议主要来自个人判断、政治信念和长期积压的不平。
拘捕、审讯与判刑
王藕的大字报很快被报告给海淀区、西城区公安机关，并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经笔迹比对，公安机关确认大字报为王藕所写，并对她进行全天候监视。
1966年12月7日，王藕被拘捕。公开资料中保留了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细节：她在拘留证上写下“拒绝签字”，理由是林彪本人也说要搞“大民主”，为什么自己贴一张“红报”就被拘留？
根据几次的讯问记录，王藕的坚持自己的看法：
1、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2、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修养》对中共是有贡献的，他没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有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人批判。
3、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
4、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合常规，缺乏重点。林彪讲“读毛主席的书”，这句话不符合一般的中国文法。还有什么“活的思想”，人的思想本来就是活的。
5、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卫毛主席”，认为毛“受了林彪的蒙蔽”。
6、谈及对林彪的看法时，她表示感到林彪比较突出个人的威信，不够谦虚，宣传毛思想不够。1949年“四野”进北京时，骑兵走在步兵的前面，这使得整个队伍稀稀拉拉。这件事林彪有责任。在中南，林彪包庇重用变节分子，“三反”中使一些党员受到打击。
随后，王藕受到多次审讯。审讯中，她坚持认为林彪有问题，认为许多干部被打倒与林彪的宣传和讲话有关。她还质问，为什么给刘少奇贴那么多大字报无人追究，而她批评林彪却被拘捕。
1967年12月，王藕在被关押一年后再次受审，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此后，她被继续关押，并最终遭到判刑。
迟来的“平反”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后，北京部分未判决犯被转移到山西。资料称，王藕被押往山西临汾第三监狱。她在狱中身体恶化，感染肺结核，却未能得到及时治疗。
1971年5月24日，王藕病逝，终年54岁。几个月后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九一三事件随后成为文革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中共官方资料称，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集团覆灭”，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王藕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在林彪倒台前数月死于狱中。她曾经冒死揭露的人，后来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核心；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在生前遭受的一切。
直到1987年，有关部门才对王藕案进行清理，撤销原有“反革命罪”立案，承认对她长期拘留、逮捕和关押是错误的，并予以平反。1987年2月26日，相关部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她的遗物安放仪式。由于她没有骨灰，仪式安放的是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