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都是“毛要争当世界“伟大领袖”惹的祸”。（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大跃进与民生灾难的开端
毛为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而发动的脱离科学实际、脱离现实可能的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钢产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运动，很快就给国家和大陆民众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显现出来了。笔者当年正上高三，学校食堂粮食虽未定量，但已由原来一日三餐干饭，改为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原来早餐提供的豆浆也取消了。
学校为实现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组织学生到城郊去开荒种地，因劳动强度大，学生食量大增，数量有限的粮食令学生吃不饱肚子，学校只好在大米里加上萝卜、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学生能找到吃饱的感觉，不过这种吃饱的感觉经过一、两个小时，在尿了几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之时，各地竞相放出的粮食高产“卫星”和频频传来的“超产捷报”，已让头脑昏匮处于忘乎所以的癫狂状态下的毛和刘少奇……等人，居然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物资匮乏、票证制度与饥荒扩大
由于各行各业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修水利、去炼钢铁、去抓粮食高产，几乎所有的物资、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的(有的甚至是负效益)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和其他许多毫无实际意义和效果的“跃进”项目中去。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轻工业产品、日用百货、副食品的生产，因原材料、交通运输和人力的严重短缺而陷入萎缩，产量急剧下降，已无法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毛和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计划供应的办法加以应对。于是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继粮、油、布票之后，糖票、餻点票、烟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灯是当时乡村、小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制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做饭、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继发行使用，由于民众生活日用物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票证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于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更是一票难求，许多单位一年都只能分到一两张票。
日常生活物资的严重不足、凭票供应量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导致一种新行业诞生，那就是倒卖各种日常生活物资、食品和各种票证。当局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当局查获，除没收其物资、票证和所得金钱外，还要对当事人判处徒刑。尽管当局对“投机倒把”严厉打击，但在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这种行业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仅是因为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民众有着不可扼制的需求，还因为这个行业为那些因逃避饥荒而流落各地的农民(当局称之为“外流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当局称之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人员，诸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摘帽右派、“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等)提供了一线谋生的机会。
对外援助、粮食出口与拒绝救援
自从全国实现严重打击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农业合作化之后，农副业生产日渐萎缩，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已显紧张，如果是一个民选的、对选民负责任的政府，此时理应竭尽全力进口粮食和副食品以满足民众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当局在这两年不仅没有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反而在这两年总共净出口了七百万吨粮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国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毛和中共当局不顾民众的死活仍然分别净出口了二百五十万吨和一百万吨粮食。
毛这样做的原因是用这些与民众性命相关的粮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矿物原料去换取外汇，以进口发展军事工业(核武器、导弹、核潜艇……等)和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所需的设备、仪器、原料、技术。毛把这些武器视为他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伟大领袖”梦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为了和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争夺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一方面出钱出物(主要为金钱、武器以及国内极为短的缺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拢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社会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的一些所谓民族主义国家诸如：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柬埔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刚果、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
据统计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六月底中国向这些些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高达40.28亿元，这还不包括无偿提供的武器和以粮食和副食品为主的实物在内。40.28亿元现在看来数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到四十元左右的当时却是一笔巨资。
毛经常对那些建议他在大饥荒时期适当减少外援的手下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鸡都逗不来”。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国内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六0年一月成立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专门负责向外国(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国)赠送现款(外汇)、食品和其他物资，致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激增，使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这年十一月为拉拢古巴给古巴六千万美元贷款，并告知对方可以经过谈判不还；次年元月为拉拢阿尔巴尼亚给了五亿户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九六O年，为拉拢北朝鲜还为其提供23万吨粮食。此外，毛和中共还出钱扶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少数毛派分裂分子另组X共(马列)小党办刊物，为毛和中共的世界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理论摇旗呐喊、对毛和中共加以吹捧。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有X共(马列)的所谓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一是来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的是来向毛和中共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毛和中共对这些被他们豢养的走狗一贯是来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记得来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共(马列)的主席(书记？)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有时一年都要来好几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记他的大名。
1962年5月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排队领餐。在由中共“大跃进”政策引发的饥荒期间，有14万至20万人进入香港。（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之中据国内外统计研究公布的资料中国大陆总共饿死了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虚假“光辉形象”)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仓(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0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算一算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饥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来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0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万美元用来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来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来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算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来，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来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责任转嫁、个人奢靡与政治清洗
在大饥荒期间，毛生怕外国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真相，影响他自封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对外拒不承认中国大陆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实。为掩盖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相，毛和中共不顾民众死活顽固地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使本来可以因国际援助的粮食而得救的数以千万计的饥民最终未能逃脱饿死的厄运。
在断然拒绝了苏联提供的粮食援助之后，毛居然宣称：“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指赫鲁暁夫)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为维护毛和中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志气”，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因未能吃上苏联援助的粮食而死于非命。
此后毛还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肚子生，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面对被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状，毛和中共不仅没有任何反省、内疚、自责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控制。
真实的情况是：近年许多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解放”以来历年全国各地记录的气象和水文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全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这三年基本可以算得上风调雨顺；被毛称之为“苏修”的前苏联在中国大陆发生人为的大饥荒期间，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提出鉴于中国目前的困难，可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被毛和中共断然拒绝。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毛和中共在每年饿死上千万人的困境之下，居然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于是毛和中共不顾民众的死活，动员一切力量从全国捜刮一切可以捜刮到的可供出口抵债的副食品、农付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工矿原料……等物资运交苏联还债，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不仅使更多的人饿死，还大大加剧了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程度。苏联还提出要对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50万吨古巴糖的援助。毛和中共仅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毛之所以接受古巴糖，是以这种方式间接扩大古巴的出口，以此作为拉拢古巴的一种手断，而不是出于考虑到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而毫无人性、不可理解地拒绝接受那100万吨可以挽救一千万人生命的粮食援助；至于把责任推给全国各地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土改复查”、“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和中共的所谓“民主革命”早就彻底得过了头。所有的真正的、莫须有的所谓“阶级敌人”都被杀的杀、关的关、戴帽的戴帽、管制的管制，包括他们的家属，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他们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会被他们所掌握？他们在这个政权之下能点头哈腰、逆来顺受，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就算万幸了，哪里还有可能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自“解放”以后，各级基层政权早已牢牢地掌握在那些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以流氓、地痞、懒汉、二流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毛和中共把责任推给“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借口。
即使在大饥荒时期，被中共宣传机构和无耻御用文人们吹捧为“生活简朴”、“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仍然过着封建帝王般的奢糜生活。据毛在大饥荒时代的御厨透露，在大饥荒时代毛的一份菜谱计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菜汤十六、七种；仅鱼虾就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鳜，以下同)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青鱼、吉士百烤鱼、波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十七种做法。
不仅如此，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
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程总造价已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来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来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卄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它来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一贯善于在他人面前做秀、做假事、说假话的毛。一边罔顾民众的死活过着穷奢极侈的封建帝王般的生活；一边在手下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甚至外宾面前穿上打过补丁的衬衫、睡衣、鞋袜，故意显示其“艰苦朴素”。还曾在大饥荒时，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宣称要几十天不吃猪肉。毛主要是想通过这些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和外宾把这些事向外传扬，以显示他生活简朴与全国民众同甘共苦。不想至今毛左分子、“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仍在津津乐道毛这些做秀的“光辉事迹”。
实际情况是：据原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毛为维护保养这些毛用来显示其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每当这些衣、被、鞋、袜发生破损时，毛手下的工作人员都要派专人用飞机送到上海，由那里的高级技师精心织补、修理后，再用飞机运回北京，以供毛在面对国内外“观众”演出其“艰苦朴素丑剧”时继续使用。
实际上毛修补这些用作道具的衣、被、鞋、袜所花的费用不知道要比买新的衣、被、鞋、袜的费用要高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毛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毛如果不是在外人、外宾面前故意穿上这些打过补丁的衣、被、鞋、袜，而是在自已家里穿、破了就请身旁的工作人员缝补一下，接见各级官员、友人、民众代表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是一种真正节俭的表现，毛不需要贪污、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权，仅凭他那一月四、五百元的工资就可使自己在接见他人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更何况接见他人、外宾时，自己衣冠整洁也是对他人和外宾的一种起码的尊重。
至于毛的手下和无耻文人们大肆宣扬的，在大饥荒期间毛为了与民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宣告几十天不吃肉的真相是：毛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胆固醇过高，保健医生们建议毛少吃猪肉(毛嗜好吃红烧猪肉)，于是御厨们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把菜里面凡用猪肉的地方都改成面筋(面筋的价格和营养价值实际上都比猪肉要高许多)，这怎么扯得上是与民众同甘共苦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念毛诞生多少周年的文章。是大饥荒时期，长沙的一位渔场陈姓党支部书记，以一种十分“自豪”的口气，回忆当年如何为毛养鱼的经历。据这位书记回忆：在大饥荒开始不久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他谈话，交给他一项要严格保宻的重大“政治任务”，即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北方一处因修京广复线截断浏阳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个养鱼场，专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养殖毛所钟爱的浏阳河白鲢鱼。
据这位陈书记介绍，在北京已吃恹各种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发奇想，回忆起年轻时在长沙求学和闹革命时，吃过一种浏阳河长沙段捕捞起来的白鲢鱼，毛当时觉得非常好吃。毛对手下人说，浏阳河流经长沙段有一处急湾，此处水流湍急，河里的白鲢鱼在这里的激流里奋力争游，鱼肚皮在河底的沙滩上摩娑，使得这里的白鲢鱼肚皮异常肥厚鲜嫩。毛对手下人流露出想吃浏阳河白鲢鱼的意思，善于逢迎拍马的毛的“大内总管”，马上心领神会，并及时把毛的“圣意”告知湖南省委。由于浏阳河流经长沙的那段急弯，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广复线所截断，形成了一个月牙湖，而改道后的浏阳河里的鱼虾早已被饥不择食的饥民们几乎捞捕殆尽，哪里还能捕到“当今圣上”朝思暮想的浏阳河白鲢？
为不违圣意，省委立即下达政治任务，责成水产部门在浏阳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个渔场。选择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有养鱼经验的党员专门为毛养殖浏阳河白鲢。据这位渔场书记回忆，大饥荒期间，他们每星期捞捕两次每条两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鲢鱼数条，用可充氧气的专用运鱼鱼箱在专人押运之下，用汽车运到长沙南郊的大托铺军用机场，再用专机运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笔者想为久未食过鱼的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曾与友人试图到位于长沙烈士公园内的这个月牙湖去钓鱼，不料竟遭到好几个便衣巡逻人员的驱赶与呵斥，连钓具也被没收。当时都不知道这里已辟为毛的“御用”养鱼场)。
毛左分子们、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心中的红太阳、你们那位“生活简朴”、常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接见国内外宾客、并声称“为与民同甘共苦数十天不吃肉”的“伟大领袖”在大饥荒时，在北京所吃的每一条白鲢鱼要花多少钱？
其实白鲢鱼在河鲜中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味，只是毛当年混迹长沙时，因囊中羞涩，常只能以粗茶淡饭裹腹，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鲢鱼当然会倍感鲜美，因此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为当今“圣上”之后，仍想重温当年的这一美味。
毛的私人生活也极其腐败、淫乱，即使与封建帝王相比也有过之无不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期间与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之后(毛在老家由父母做主曾为毛娶了一位比毛大四岁罗姓姑娘为妻，婚后一年多罗氏就去世了)，毛即与杨开慧的表妹和一位叫陶斯咏的寡妇在一起鬼混，引起杨开慧的不满。一九二一年毛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怀揣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大洋，还专门跑到南京与移居在那里的陶斯咏重叙旧情。
一九二七年毛发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逃窜至井岗山投靠在那里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部队。在那里毛看上了比杨开慧更年轻漂亮的贺子珍。经王、袁撮合，毛置与自已共患难的妻子和三个亲生儿子的安危于不顾，在没有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毛毫不犹豫地抛弃作丈夫、做父亲的职责，又于一九二八年与贺子珍结婚。
此时，毛的合法妻子杨开慧正带着她和毛所生的三个儿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仓，一面艰难度日；一面翘首企盼毛的归来。对毛一往情深的杨哪里知道，她们母子四人早已被毛抛弃。毛早已在井岗山另结新欢。从一九二七年毛离开杨开慧母子上井岗山，到一九三0年杨在长沙被何健处决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毛明明知道杨开慧母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仓生活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毛如果对自已的妻子和儿子稍微怀有一点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毛完全有办法通过中共地下党，把杨开慧母子接到井岗山和中央苏区和毛一起生活，以使她们脱离危险。然而毛不仅没有这样做，就连毛率红军奉命攻打长沙，从板仓附近经过。毛都没有顺便去看一下自已的妻子和亲生儿子。毛怕杨和自已的儿子回到他身边，妨碍他和贺子珍的幸(性)福生活。毛对亲人的冷漠无情、不负责任和自私在此暴露无遗。
当毛和中共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流窜到陕北后，在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之下，一大批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青年学生、文化人被诱骗到陕北。毛所在的延安，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衣着打扮时髦的女性，令贺子珍等中共领导人的老婆们相形见绌。其中一名演员出身名叫吴莉莉的女士更是美貌时髦出众，立刻被毛看上。毛找各种借口与吴交往、鬼混。一次毛正与吴鬼混时被贺子珍发现，贺与毛、吴又打又闹，吵得尽人皆知，吴无脸再在延安混下去，只好离去。毛还与女作家丁玲也常在一起鬼混，还扬言要封丁为妃子。
贺子珍性情刚烈，无法容忍毛的淫乱，终至以到苏联疗伤为由离开了毛，远去苏联疗伤。贺离毛而去不久，毛又和从上海来的电影演员江青鬼混在一起(江在来延安之前曾与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不久毛便决定与江结婚(此时毛尚未与贺子珍离婚)，因江的历史过于丑陋，毛的这一决定引起中共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他们担心江的丑闻会给毛和中共脸上抹黑。然而毛不顾中共上下的反对，坚持与江举行了婚礼。直到两年后，贺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毛已与江结婚，贺此时给毛写过多次信均未得到毛的回信，最后毛回信告诉贺：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意即夫妻关系结束了)。此后毛一直设法阻止贺回国，以免贺妨碍她与江的幸(性)福生活。贺遭此打击，终至精神错乱，在苏联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解放”后毛已成为中国大陆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与被他看中的女人滛乱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满足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荒滛欲望，毛手下专门为毛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中南海组织舞会，每周一次，后改为每周两次，专门从中南海女工作人员和部队女文工团员中选取年轻漂亮的姑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作为陪寝对象。毛的手下还秉承毛的旨意，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据知情人士透露，里面的装潢、家俱、陈设、吊灯等都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这里是专供毛与大会堂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滛乐的场所。
此外，毛还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每到一处便要手下召集当地女文艺演员、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为其伴舞、供其滛乐。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张玉风，此人原在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被毛看中后，被毛调到中南海为毛服务、供其滛乐。近来网上爆料：张有一儿子长像酷似毛，也模仿毛梳了个大背头，人们怀疑是张与毛所生。又有传言：毛死后张曾找中共中央要求为儿子认祖归宗，中央领导虽明知是事实(张大概提供了不容否定的证据)仍然告知张，为维护伟大领袖和中共的光辉形象，不可能让张的儿子认祖归宗。最后中央答应张享受副部级待遇退休，以对其进行安抚。按张以一毛身边服务员兼秘书身份退休，能享受付部级待遇可算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一点考虑，此事恐非空穴来风。
对于毛私生活荒滛无耻的程度，由于当局的欺骗隐瞒，国人以前知之甚少，包括笔者本人，虽以前也略知一、二。但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去西安参加化工部举办的一次会议，听到与我共住一个房间的江苏南京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此人是江苏省石化厅的一位处长)谈到毛巡视南京所发生的一件毛的“风流韵事”时，我仍然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据这位处长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毛出巡到了南京，住在省委的一家宾馆。宾馆派出几位最年轻、漂亮、政治可靠的女服务员为毛服务。其中一位年仅十几岁秀色可餐的女服务员被毛看中，毛稍微暗示一下，毛手下的工作人员便心领神会，立即通知宾馆领导：伟大领袖今晚要接见这名女服务员，宾馆领导立即把这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通知这位年轻漂亮但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这位女服务员，得知伟大领袖要亲自接见自己后，感到无比荣幸，心情也无比的激动与兴奋。当晚这位梳妆打扮一番后的女服务员便由毛的手下引进到毛的卧室。熟知毛的本性、知道毛接下来要干什么的毛的手下，便知趣地找借口离开了毛的卧室，顺便把门也带关了。此时迫不及待的毛，连装模做样的客套话也没说，走上前去抱住这位女服务员就要干“那事”。不料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被毛这一突如其来的无耻下流举动吓得晕死过去。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心目中这样一位“无比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品格无比高尚的光辉形象和伟大领袖”；她心目中的“红太阳、大救星”居然会对她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只有流氓和强奸犯才能做得出的勾当。毛对她的行为与毛在她心目中的“伟大光辉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她心灵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不可思议，以及毛的粗暴行径给她那不谙世事的幼小心灵上造成的巨大惊恐致使她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晕死过去。这令毛大为扫兴，连忙叫来手下人把这位服务员送医院抢救。
按照毛对被他“宠幸”过的女人的一贯做法：对毛顺从且毛认为可靠的，毛通常会给她几万元钱(这在极端贫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一笔巨款)，并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对那些不顺从的或毛认为不可靠的，则被发配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远地方严加监管了其一生。我估计这位毛欲“宠幸”而未得手的女服务员，事后的遭遇属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已经感觉到自已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给大陆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已经危及他在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绝对领导地位。于是毛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借口，转移会议方向，把这次会议的方向由反左倾冒进转变为反右倾。把矛头对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其中还包括李锐、周惠……等人)。当毛把彭给他私人的意见书翻印分发给与会代表时，许多代表都认同并附和彭德怀的意见，这令毛大为不满，毛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找彭谈话，对彭施加压力胁迫、诱骗彭在大会上作检讨。毛在大会上大发滛威，作了语气严厉、措词尖锐的发言，指责彭给他的私人信件是“向党(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当作党、当作国家)挑战的万言书”。诬称彭是漏网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成员、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企图篡党夺权。毛在彭违心地作检讨之后，对与会代表施压说：彭自已都承认了，作了检讨，你们还不敢检举揭发批判？与会代表在毛的威压之下，纷纷改变原来支持彭的意见书的态度，转而不惜揑造事实对彭进行无端的攻击，甚至辱骂以表示与彭划清界线，以此来显示自已对毛的忠诚以求自保。其中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林彪等最为积极，最为卖力。毛在会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把凡是赞同彭的观点的人都算作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组织代表进行打击批判，结果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李锐、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等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因大声为攻击彭的一项罪名辩解，竟被毛命人当场将其逮捕，被关监狱卄年，直至彭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由于毛牢牢地掌控了军队、情报(实为特务)、治安系统，对于一个共产极权政权而言，谁掌握了这些，就等于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来跟随毛打江山的人，对毛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翻脸不认人都多有耳闻，其中许多代表还亲身领教过。
毛在大会上措词严厉的发言，和当场逮捕敢于大声为彭申辩的北京军区政委钟伟，成功地震慑了与会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这场杀鸡儆猴的卑劣把戏中被当作“鸡”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内。他们都被迫违心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反毛罪行”无限上纲，作出深刻检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难逃被罢官、被贬谪的厄运)。就这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军队、公安、情报特务系统)和卑劣狡诈的无耻手段，以及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林彪、陈毅……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支持之下，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而带来的信任危机。而且还强化了毛在国内、党内、军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为以后毛利用自已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贺龙、陈毅、彭真……等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吹捧起来的“绝对威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本来以纠“左”，即纠正毛疯狂的极左路线给国家、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为目标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世称“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会议公报反而还强调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在毛的“英明”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公报还宣称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暂时的、小小的；成绩与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极左路线的结果是造成庐山会议后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比例进一步失调、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庐山会议”也是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和巨大灾难，毛自己也清楚，为便于推卸责任，把自己隐藏在幕后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国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来送往等礼仪上)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卄七日召开的全国第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虚职。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仍保留党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位。老奸巨滑的毛这样一来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处在幕后的自己的英明领导，而把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推给站在前台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以在国内外诸多不明真相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恋权”的虚名。毛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就是玩的这一手。
庐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载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注：七]。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
几乎所有良知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满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0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道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来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注：7]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人数总有几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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