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中国数学家邓煜、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John Pardon）、加拿大王虹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领取菲尔兹奖后，在舞台上合影。（图片来源：Erin Blewett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综合）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两名华人数学家王虹（Hong Wang）和邓煜（Yu Deng）首次共同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两人分别与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John Pardon）和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Jacob Tsimerman）共同获奖，每人获得1.5万加元（7.2万人民币）奖金。
这一突破性成就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巨大关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首次获菲尔兹奖”等相关话题获得数百万浏览量，不少网友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在庆祝这一成就的同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受到关注：为什么这些顶尖数学家都是在离开中国、进入美国和欧洲科研体系后，才最终达到世界最高学术成就？
从中国天才少年到世界数学巅峰
王虹（Hong Wang）1991年出生于中国广西桂林。她少年时期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小学阶段曾跳级，16岁便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最初，她选择地球科学专业，但一年后转入数学系。毕业后，她前往法国巴黎南大学（Paris-Sud University）、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École Polytechnique）深造，并最终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
如今，王虹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同时也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IHES）的永久教授。
她此次获奖，是因为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一个世纪的“克库亚问题”（Kakeya conjecture）。
1917年，日本数学家角谷静夫（Soichi Kakeya）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一支铅笔在空间中旋转一圈，它所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
王虹与美国数学家乔什·扎尔（Josh Zahl）通过研究三维空间中的几何结构，取得突破，并于去年发表相关论文。
王虹告诉法新社（AFP），这一问题之所以吸引数学家，是因为类似现象自然出现在多个不同数学领域中。
另一位获奖者邓煜（Yu Deng）则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数学教授。
他解决的是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在1900年提出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Hilbert’s Sixth Problem）：如何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推导宏观世界的行为。
邓煜通过研究气体运动规律，对这一百年难题取得突破。他表示，能够与自己一直仰慕的数学大师们并列，是“极大的荣誉”。
顶尖数学突破背后，是美国和欧洲科研体系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获奖者虽然出生于中国，但他们的科研成长轨迹高度国际化。
王虹和邓煜都曾进入北京大学，但随后选择赴海外发展：王虹进入MIT攻读博士，邓煜转赴美国，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学位，两人最终都在美国顶尖大学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这也引发外界对中国科研人才培养模式的讨论。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及《自然》（Nature）等国际科学媒体过去多次指出，中国近年来科研投入快速增长，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尤其是数学、理论物理等需要长期自由探索的领域，美国和欧洲高校依然拥有强大的吸引力。
原因不仅在于资金，更在于科研环境。
美国大学体系长期强调学术自由、国际交流和研究人员自主选择方向，而基础数学研究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生的积累，并不一定能直接产生经济回报。
许多中国顶尖学生在本科阶段接受良好数学训练，但博士阶段和科研生涯往往选择美国或欧洲，因为那里拥有更成熟的基础研究生态。
北京强调“科技强国”，却面临海外人才回流难题
中国官方媒体高度报道两人获奖，将其视为中国数学实力提升的重要象征。
中国数学家丘成桐（Shing-Tung Yau）——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表示，中国数学界期待这一刻已经几十年。
与此同时，北京近年来不断推出人才计划，希望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包括“千人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
但批评人士指出，问题在于：如果科研人才是在海外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那么真正吸引他们回国的不只是资金和实验条件，更包括科研自由、制度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空间。
一些海外华人科学家曾表示，中国近年来科研硬件和经费快速提升，但基础研究仍需要更加开放的学术文化。
“科技民主主义”与人才竞争：中国模式面临制度挑战
中国近年来提出建设“科技强国”，并强调科技发展要服务国家战略。一些官方评论将吸引海外人才描述为“科技民主主义”或全球人才共享理念的一部分。
然而，西方观察人士认为，真正的人才竞争不仅是提供科研经费，更是制度竞争。
他们指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基础数学等未来关键领域，需要的不只是国家投入，还需要允许科学家自由探索、公开质疑和独立判断的环境。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得知王虹获奖后致电祝贺，并在社交平台表示，她代表了法国科研和教育体系的卓越，并呼吁更多科学家选择法国。
这一幕也凸显全球人才竞争现实：各国都希望吸引顶尖科学家，但真正决定人才长期留下的，往往不仅是实验室规模，而是科研自由和制度环境。
两位华人数学家的成功既是个人天赋的胜利，也是国际科研体系的成果。而他们的发展轨迹也提出一个值得中国思考的问题：如果最优秀的人才需要离开中国，才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科研环境中取得突破，那么中国未来真正需要竞争的，或许不仅是资金和技术，更是能够孕育顶尖创新的制度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