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自媒体是“Edward文鸣”。今天咱们要讲的主角是这两位：刚刚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籍数学家王虹与邓煜。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它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同时，王虹也成为了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消息传回大陆，举国欢庆，中文网络瞬间沸腾，各大媒体争相用加粗红字刷屏：“中国数学史上的里程碑”、“本土培养的顶级天才”。然而时间刚刚过去一周，突然一夜之间，墙内开始上演对王虹的口诛笔伐，众多小粉红开始猎巫、开炮，痛呛说：“你在国外工作，算什么中国数学家？你大概率不会回来了吧？白眼狼啊！国家养你，吃国家的、用国家的。”还有的说：“祖国培养了你们，学成以后为什么不回国任教？为什么拿着中国国籍，却在替美国和法国做科研？留在海外是一种亏欠，归国才是一种偿还。” 甚至对于王虹用英语作报告，也颇有微词。一夜之间，他们似乎正从中国骄傲，转而为“卖国贼”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好像不只是得奖了不回国效力那么简单吧？事情还得从他们得奖后的颁奖典礼说起。
得奖后的感恩
2026年7月23日，消息传来，当晚北大亮灯祝贺，灯牌标语称：“祝贺王虹邓煜”“祝贺中国数学”。这确实是一场学术盛宴，王虹和邓煜，不仅同为中国籍，更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的本科同班同学。一个班，同时诞生两位菲尔兹奖得主，这在世界数学史上都堪称神话。
王虹曾就读一年的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也发了贺信,贺信称，王虹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该学院，一年后转入北大数学学院，“作为你跨进北京大学的第一站，本院师生为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还有不少部门也正在“蹭热度”，紧急要求所有下属部门全面统计与王虹、邓煜的“各类关联关系”。
中国上上下下都在眼巴巴等待着两位获奖者发表感恩母校、感恩党和政府栽培的获奖感言。然而，在费城开幕式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宣读获奖者履历时，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北京大学”这几个字。大屏幕上赫然写着的，是王虹当前的任职机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以及邓煜的任职机构──美国芝加哥大学。在这场中国举国狂欢的背后，却掀开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现实——两人的得奖是“墙外开花”。在国际学术界眼里，真正孕育他们顶尖成果的，是西方的自由土壤，而不是中共国的大学。
获奖后，王虹对法新社坦言，在法国求学的那些年给她留下深刻的标记。她盛赞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仅以科学卓越性作为唯一招聘标准，随后对研究人员给予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长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她对此充满感恩。
奖项公布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一时间给王虹打去电话，感谢她为科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迅速发表声明说：“美国拥有众多世界领先的大学、科研机构和数学中心，长期吸引全球优秀科研人才开展研究与合作。”
此时起，某些人开始感到尴尬。接下来，一个微信视频号因为转发王虹的获奖感言而被删，视频被封杀，因为视频中她感谢谁？她感谢她的父母，她感谢巴黎，她感谢纽约，她感谢IHES，感谢了所有的巴黎跟欧美的恩师，依然没有“感谢党和政府”、没有北大、没有提中国人。
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提。在访谈中，王虹偶尔也会提及北大聊起母校，但她也只是感慨在那里“一直在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王虹对北大经历的这种表述，让这所中国名校陷入尴尬：想要与获奖者共享荣誉，当事人却不认可北大的培养。
不仅如此，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刊出对邓煜的专访文章中，24个问题里包含一个公众关注度极高的问题：“该不该出国深造？什么时候出去？长期发展，选海外还是回国？”邓煜回答得很委婉：选择需要综合地缘环境、国内学科发展等多重现实因素，不存在统一标准答案；若条件允许，学术生涯最好拥有一段完整的海外经历，亲身感受不同的学术生态，最终无论选择海外任职还是回国发展都完全可行，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哪里的土壤适合你深耕”。结果，这段专访现在被删除。没办法，这就是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的现状，说不得真话，哪怕已经是一个如此委婉和温和的回答，同样容不下。即便是像清华北大这样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最基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做不到了。
不仅如此，昨天，中国的微博还封杀了一个英文单字，叫做discouraged，感到气馁、感到挫败。各位没听错啊，不是封什么64啊，也不是封习近平，是一个高中程度的英文单词。为什么一个单字要被维稳呢？因为王虹在访谈里提到她读北大的时候感到气馁、感到挫败，也就是discouraged。
据陆媒澎湃新闻报导，国际数学泰斗、清华大学丘成桐教授此前曾多次亲自出面，情真意切地希望王虹和邓煜能够全职“回国效力”。然而，面对老前辈的苦心召唤，面对中共开出的天价年薪、顶级特权与无数荣誉，王虹和邓煜，至今未见同意。这真是给脸不要脸啊！于是，骂战开始了。
正当猎巫烧得不可开交之时，江浙沪部分媒体开始下场灭火了，说啊：“不要用这种不回国来掩盖她的伟大成就。”意思是说：乖，先不要咬这个人，先咬别人，先去咬海外反贼吧。
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公众号也发文要求大家网络舆论应该要总体保持理性客观，多一份尊重与包容。那意思是官方暂且不杀你，这是我们给你的包容，这是朝廷给你的恩赐，咱们朝廷非常宽宏大量。包容？包容的前提首先是这个人犯了什么错，接下来才谈包容。王虹她拿到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难道得这个奖是犯了什么天大的错吗？
不是，是因为她没有表达爱党爱国，她没有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习近平，让很多玻璃心不爽。
可是他们为何不知感恩？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一个自称“崛起”的超级大国，用尽了金钱与民族主义的呼唤，却始终唤不回在自己国家出生的顶尖天才？这两枚菲尔兹奖究竟应该算是哪个体制的成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先来看看王虹和邓煜的人生经历，在中国出生的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他们的真实轨迹
王虹1991年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爸爸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自幼喜欢数学，16岁考取了北大。但是分数不够，没能进去北大数学系，而是被调剂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直到大二，通过了北大内部的二次高考，才转到了数学系。但是当她走进数学系的教室，发现同学全是全国各地的奥数金牌得主。像她的同班同学邓煜，17岁就获得国际奥数金牌了。
跟这群人坐一起，她这个没任何竞赛经历的调剂生是什么感受？是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据她回忆说，那时自己每天去教室都像上刑，别人随手就能解出的题，她得抱著书啃到凌晨两点，就算如此，交上去的作业本依然红叉连成片。班里保送进来的同学，嘴里蹦出来的专业术语她听都没听过，想插话都找不到机会。她说有回实在熬不住了，躲在教学楼顶层的厕所里大哭，哭完用冷水洗把脸，出来接着去图书馆占座。第一次作业及格，那张卷子被她像宝贝一样保存到了现在。
四年本科读完时，她成绩垫底、勉强毕业。申请保研被拒了，申请硕博连读也被拒了。王虹在北大同学眼里性格内向，在北大数学教授眼里只是班上小透明。
后来，王虹准备去法国留学。但申请海外学校需要推荐信。可您敢相信吗？在北大数学院已经呆了三年多的她，居然找不到一个愿意给她写推荐信的数学系教授。走投无路之下，她不得不跑回只待了大一的地空学院，央求地空院的班主任雷军副教授帮忙。这是中国人没看见的第一个真相：一个将要登顶世界数学之巅的天才，在北大的四年，居然是个废料。
邓煜跟王虹截然相反。他1989年生于深圳一个学霸家庭，妈妈曾经是河南开封的高考状元，爸爸是那个年代中山大学的高材生。邓煜高二就拿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2006年17岁，就代表中国队出征国际奥数比赛，再摘金牌，排在世界第六。他的高中历史老师郑国有回忆过一个细节：普通学生45分钟听一节课，能专注30分钟就已经很不错，邓煜是45分钟全程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2007年，邓煜凭借着金牌直保北大数学院。神童起步、金牌加持、北大培养、未来可期。但结果两年后，2009年，刚读完大二，邓煜就在北大办理了退学手续，以转学生的身分去了美国麻省理工MIT。为什么？邓煜后来在访谈里讲透了：他说即便是北大，学习仍偏重刷题、竞赛导向，而他想要的是去掉所有竞赛、应试条件后，数学本身的样子。
王虹和邓煜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学习成长轨迹：一个是在数院苦苦挣扎、最后连推荐信都拿不到的小透明；一个是年少成才、拿奖拿到手软的北大退学生。但他们却作出了同一个选择：离开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
那么离开北大后，王虹这颗差点被压碎的种子到了海外，究竟遇到了什么，才让她破土而出？而邓煜又遭遇了怎样的事情，让他沮丧又迷茫？
王虹在海外：从自我怀疑到重生
2011年，王虹飞到了法国，先进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读工程师学位，再进到巴黎-萨克雷大学读数学硕士。但是，到了法国，那种在北大四年经历的自我怀疑并没有消失，因为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一生都很难摆脱焦虑，功利教育制造的创伤，远超任何人的想像！她甚至一度想彻底放弃数学，考虑改行去学建筑，她甚至真的开始画画、研究建筑图纸。就在她几乎要把数学彻底埋葬的节骨眼上，一位法国导师走到了她身边。他跟王虹说如果学不下去，可以放松一下、出去走走，看论文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王虹心想，还可以这样？她知道导师真心想帮她，这种感受是她在北大4年里，都没有过的。
正是这种允许你停下脚步休息的温柔，保住了这颗差点夭折的数学种子。随后，毕业前去美国MIT的那次实习，更是把王虹送向了那个真正塑造她未来的人Larry Guth。
这位头发蓬乱、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穿得像刚在公园里露营出来的大叔的人，就是美国MIT的数学系Larry Guth教授，中国网友管他叫学术界的扫地僧,但他可是几何测度论和调和分析领域的顶级大神，MIT数学系正教授，拿过Salem奖、Clay研究奖、Bôcher奖，是全球研究挂谷猜想最顶尖的权威。挂谷猜想是什么？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咱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开创性、探索性的，是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一走可能十年都不知道有没有出口的问题。
Larry Guth紧盯着这个问题整整15年，到2022年他一度绝望到不再相信这个猜想是对的。所以要攻克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位不催你、不逼你、不问你今年发了几篇论文的师父，需要的是一个让你可以慢慢来的环境。而这正是Larry Guth给王虹的东西。王虹刚进MIT时经常挂黑板，“挂黑板”就是，学生站在黑板前推公式，思路卡壳、推不出来，就站在那里。她的思路奇奇怪怪、天马行空，有时候听起来更是荒谬。Larry Guth怎么办？他端着咖啡，不打断、不否定、不看表、也不叹气，就是微笑着等，等王虹把脑子里所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哪怕是错的、不着边际的，全都倒出来，然后再陪她慢慢梳理。得奖后的王虹最感谢的就是Larry Guth。她说：“我和周围人的观点不总是一致，他总是会听，努力理解我的思考过程，这帮助我建立了自信心。”
整整五年，王虹就被泡在这样一个被信任、被等待的环境里，直到她的那篇127页的论文横空出世，证明三维挂谷猜想，获得菲尔兹奖。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Larry Guth何以能做到如此？有一个把很多网友都看哭了的细节：上周王虹刚拿完菲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一场45分钟的报告，全场爆满、水泄不通，主持人的座位都让给了后来找不到位置的观众。而Larry Guth，王虹的导师，按理说是这场报告最有资格坐在C位的人，却因为报告厅里人实在太多了，他就背着自己的旧书包，趴在会场外的窗户上，像个老父亲般的微笑着，站着听完了45分钟。
现场拍下来的这几张照片，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这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印象中的那种师徒关系。在现代中国教育系统的语境里，导师是权威、是主宰，学生是附庸、是劳力，甚至是为导师争取名利的工具。学生发了重磅论文，导师要挂名第一作者；学生得了大奖，导师要站在主席台正中央，享受教导有方的跪拜与赞誉。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展现着一种“你是我的作品、你属我的门派”的占有。
其实刚刚就在王虹和邓煜获奖前几天，一名重庆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才刚刚被爆出，压榨博士生8年不让毕业。翻开这名博士生列出的工作清单，让人背脊发凉：十几份横向项目报告之外，还要帮导师做了几十次的财务报销，帮导师代写了三个基金项目的本子，还要多次帮忙接送导师孩子。
当博士生忍不住抱怨了几句之后，导师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在我面前，你如同蝼蚁。”这件事被曝光后，网上有很多中国博士生哭诉自己也是同样的遭遇，真的非常令人心酸。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张照片：王虹的导师，这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Larry Guth，你看不到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俯视，而是两个平等的灵魂在人类难题前的碰撞。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要求感恩，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位父亲望着终于长大的孩子一样，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与骄傲。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传承：不是占有，不是掠夺，而是托举。他不站在聚光灯下分享学生的荣光，而是躲在幕后，以自己的肩膀托起后来者，让他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文明的底色，正是这种文明，让一个在国内被当成废料的姑娘重新挺直了脊梁，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你说，她该感谢谁？
邓煜在海外：允许漫无目的的托底
而这种文明的雨露滋养的不止王虹一人。邓煜2009年进MIT，第二年就拿下美国普特南大学生数学竞赛的最高荣誉。2011年他本科毕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拜入美国科学院院士伊奥内斯库门下。伊奥内斯库和Larry Guth的风格很类似：对证明的技术细节很严苛，但对学生该研究什么几乎不设限。在这样的土壤里，邓煜也经历了迷茫。他后来自己承认：博士期间，他搞着搞着就发现当时可用的数学工具不够用了，于是他就转向别的问题，可那些问题又不能吸引他，他开始感到漫无目的，有点沮丧。导师伊奥内斯库就让邓煜就在漫无目的里泡着，让他在几个不同的问题之间跳来跳去，让他自己去找那个真正能让他兴奋、能让他愿意为之赌上一辈子的题目。又是这份允许你慢慢来、哪怕漫无目的的托底，才是真正让邓煜成功的关键。
邓煜经历了几年的无目的， 2022年12月等到了纽约召开的一场会议，会场中一群顶级学者被请到一个屋子里，不评职称、不排座次、不看论文数量，就是坐下来聊，聊各自最迷茫、最卡壳、最想不通的问题。这正是西方学术界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化。就在这次会议上，邓煜遇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数学家马骁（xiāo）。俩人聊了几句，发现居然是普林斯顿的同门师兄弟，前后脚在伊奥内斯库门下读过博士。后来两人又遇到了另一位合作者，三人团队凑齐，邓煜的登顶之路来了。2021年秋天，邓煜在布朗大学访问的一天中午，他吃着一份普普通通的韩式炸鶏，忽然脑子里灵光乍现、冒出来一个念头。那一顿炸鶏午餐的时间，把整套证明思路的大致架构图画了出来，后来变成了一篇200多页的论文，攻克了困扰了人类125年的问题：希尔伯特1900年提出的第六问题。
两人轨迹的对比与争议核心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王虹和邓煜的轨迹。一位出身普通、怀揣数学梦想，在北大非但得不到施展，反而心灰意冷、郁郁寡欢地远走他乡，经历了迷茫，最终在西方自由学术环境的浇灌下，在一位永远愿意放慢脚步、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导师帮扶下，一步步走向世界之巅。另一位是从小天花板级别的数学神童，竞赛多次摘金，直保北大却在读了大二后毅然退学远赴MIT，同样是在一个允许他漫无目的试错、寻找方向的导师引领下，找到了自己最有激情的领域，潜心探索最终一战成名。
王虹当被问到为什么她在美国读博和执教了11年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法国执教时，她说那是因为法国是那个让她在数学上获得自信的地方，所以她选择回来。
在采访中还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巴黎求学时，居然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不必所有的困难都自己扛，有人愿意帮助她。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句话。不难想像她在北大的时候，可能几乎没有老师帮助学生处理遇到的困难。
菲尔兹奖与党无关
所以你问我，王虹和邓煜这两枚菲尔兹奖是不是中国体制的成果，我的答案很明确：当然不是。其实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王虹和邓煜的成就恰恰证明了，开放的社会、自由的思想，才能培养出顶尖的人才。当然，中国的教育体系为王虹和邓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教育，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以他们两位这种级别的天才，任何稍微正常的国家都能提供这样的基础教育。关键在于，最后让他们能够真正完全绽放、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土壤，究竟在哪里。
在王虹和邓煜之前，只有一位华人拿过菲尔兹奖，他叫丘成桐。但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籍华人。他对中国教育说过一些非常重的话，句句扎心。丘成桐说：中国的教育就像一个超级工厂，每年为国家输送大批人才，但这些人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按统一标准培养出来的。他说内地的应试教育让我十分震惊，学生是为了考试来学习，而不是为了兴趣来学习，这是最大的问题。他还说长期以来，国内数学人才培养高度捆绑各类竞赛、培训、刷题技巧、套路推演，对国内数学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极其负面的作用。今年上半年，丘先生亲自主持的清华求真书院招进来一批预科班学生，全是各地竞赛拿奖拿到手软的数学尖子，中考高考分数一个比一个高。结果呢？书院核心专业课的期末考试大面积不及格，有的学生核心科目只考了二三十分。你看，中国最会竞赛的孩子进了中国最好的数学书院，却连数学课都及不了格。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不是出了两个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吗？是的，像王虹和邓煜这样的天才，只要不出生在少数战乱国，或者像朝鲜这种根本不能出国的，但凡只要是个正常国家，没有人能阻碍得了他们的成功。他们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政党先把门锁上，后来终于把门打开，结束和松开了之前的政治破坏与封闭的一代，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池子里，一旦不再让绝大多数人终身困在温饱问题里，出现世界级的天才是必然的事。更何况这个族群本身还特别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且同时具备刻苦耐劳的特质。在这之前，他们的前辈没有这个幸运：前辈们宝贵的求学阶段所遇上的，是政治运动、大学停摆和知识分子被打倒，是大饥荒和红卫兵冲进他们的家里，把他们的父母拖出来毒打并游街示众，就算没被打死，大概率也会被下放到偏远地区骨肉分离。在他们之后的后辈也不会有他们的幸运了: 习近平十几年来从政府到社会又一步步走回老路，现在中国的网络环境越来越封闭，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全球流量最高的10个网站，什么谷歌、油管、Facebook、X，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能合法正常访问的。中共一边高喊中国必须实现科技创新，另一边却把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平台、学术资源和人工智能工具全都挡在墙外。
至于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一群估计连初中数学都考不及格的人，在评论区里却胆敢当场给菲尔兹奖得主下命令：要懂得知恩图报，不要忘本，你们应该回来祖国做贡献。我想，他们还是不要回来吧，看看今天的北大校园，它不过是一座打着大学招牌的高压监狱。进出要凭证，入门要安检；讲台上高悬着无死角的监控摄像，讲台下隐藏着共产党安插的告密学生。老师稍有不慎便轻则免职、重则锒铛狱中。在这样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教授只能像复读机一样照本宣科，学生只能像机器一样机械死记。走在北大校园里，你很难再看到青年人该有的蓬勃朝气，只能看到一双双疲惫、麻木且浑浊的眼睛。这样的精神荒漠，能孕育出顶尖的科学成果？
如果王虹与邓煜当年没有选择远赴重洋，没有彻底切断与共产党体制的脐带，他们今天的下场会是什么？他们大概率只会成为庞大外卖大军中被碾压的博士，或者沦为失业潮中被重点管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他俩当年没有离开中国，早就深陷于职层评审、项目申请、人情关系和各种行政考核当中，所谓霍金来了都得给领导敬酒，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做出今天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