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8月14日讯】【按：昨天才议论了“上海帮”与江泽民（“二丑”），今天可好，又死了一个“上海帮”，他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叫“朱棺材”，所谓“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然后天下被这“朱旋风”搅合得昏天黑地，所以我管他叫“鬼猫”，即邓小平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朱总理便是那只好猫。当然，从江泽民可以梳理“上海帮”历史，从朱则可以梳理中国总理这个角色，内容极为丰富。】
一、“总理现象”，以朱镕基为例
中共的“总理现象”，是一个谜，至今混沌不清，周恩来是这个现象的极致，“哭总理送总理”，曾是文革末期的一段佳话，却不久便破灭：周恩来原来助纣为虐，可是这并不能终结“好总理”神话，你看周恩来之后，从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直到李克强，就是算上曾“代总理”的华国锋，几乎有一致的口碑：好人、能干、恶政跟他无关，其间只有一个李鹏除外。这可能是“中国模式”的诀窍之一，无疑也是中国人帝王思想、明君观念、臣仆意识的一种反射，网上的“温家宝口水仗”，又是一个明例，但是人们忘了还有一个朱镕基，屠杀以后“将中国瓜分掉”、也“将社会主义阉割掉”，却至今是一个“好总理”呢。我二十年前就写过朱镕基（1998年4月7日），再读似乎颇可以读出点温家宝、李克强的影子来；从政治学角度，未见有人诠释中共体制的这种妙处，即总书记搞党务做恶人、总理搞经济变好人。
1、“朱镕基旋风”
中共新科总理朱镕基高票当选以来，短短数周而已，国际上就刮起一股“朱镕基旋风”，中外媒体上也是一派“朱镕基新政”的赞许，有称“世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前景予以极大期盼，相信在朱镕基的强势主导下，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逆风发展”，有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悄悄启动”……其中，尤其香港的媒体为甚，几近阿谀。
一向敢于批评中共的《苹果日报》，在社论里对朱镕基称赞有加，称他“不管万丈深渊勇往直前”；不过笔锋一转，就说他所面对的问题甚多，包括经济结构不合理、各级政府重复建设过多，以致形成大量浪费、特权嚣张、失业问题等，只要稍有差池，导致社会发生动乱不安，届时因改革而被剥夺利益的干部便会兴师问罪，而朱镕基则惟有下台一途，因此说他“风萧萧兮易水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信报》社论则称，若朱镕基能够在任期内完成其经改大计，即可名垂史册，但他要处理的问题决不简单，而且触及既得利益阶层既深且广，充满各种危机与变数，一如“商鞅变法”，对此香港“不忍悲歌再奏，乐见改革成功”；香港回归后立场转变极快的《明报》，以标题“披荆斩棘，开创新局”的社论大捧“朱总理”，称他“敢承担、敢坚持的风骨，是中国改革最需要的，也是北京官场最缺少的。”此外，《星岛日报》也是高声唱和朱镕基的豪语，称他“义无反顾，成效可期”。
香港这股“朱镕基旋风”，无疑同金融风暴之后经济低迷有关，如《香港经济日报》称“朱镕基给香港三个重要商机”，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住屋改革，三是科技兴国，说大陆国有企业改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配合更庞大的国企上市集资需求；大陆要发展房屋，正好向港商提供了很好的投资机会；港商亦拥有国际商业资讯及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对大陆科研成果转化为竞销全球的商品极为重要。但这家报纸却回避了最要害的一条：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香港才是最关键的。有趣的是，中共在香港的媒体《文汇报》和《大公报》等，反而只撰文庆祝中共“两会”成果，不约而同地“忽视”了朱镕基，这大概同中共中央宣传口经仍要突出江泽民而有意对朱镕基“降降火气”有关。
这股“朱镕基旋风”，是目下中国大陆政局微妙的一个征兆，它似乎显示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长达九年的沉闷有了一线转机，这包括：
——朱镕基是不是又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会不会又一个所谓“朱镕基新政”？
——中共能否靠朱镕基突破经改和政改困境？
2、国际大环境：以妥协折服克林顿
自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奠定江泽民“核心地位”，“江李朱体制”正式出台，其间还夹着江泽民去年底的所谓“访美成功”，大体完成了邓后中共的权力转移，而且这个转移也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可，中共又一次绝处逢生。
中共向西方的有限妥协，虽是邓小平式的“韬晦之计”，但也是他们同中共内部根深蒂固的极左势力较量、周旋、妥协的结果；思想倾向偏左的江泽民，既向西方妥协也大肆鼓噪民族主义，属于实用主义性质，有无法控制的后果。
这种对美妥协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以人权妥协换取西方合作。
去年十月间江泽民和克林顿会谈后，回去作出两个大动作：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接着又批准魏京生出国治病。作为回应，美国克林顿政府表示，中国的人权已有改善，美国将不会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支持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谴责案。其实“人权”一旦变成“外交妥协”的手段，既不表示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有改善，也不表明中共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观念。三十年后，美国人才发现他们上了大当。
第二，以人民币不贬值配合美国重整亚太秩序。
然而三十年前，中国的诱惑，是美国和西方无法抗拒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美国担心人民币如果贬值，将严重影响亚洲经济之稳定，于是今年一月美国副财长萨莫斯访问北京，得到了朱镕基的承诺，他在访问后表示：“中国坚决维持人民币的强势，乃是中国对亚洲安定所做的重要贡献。”此举不仅使朱镕基的国际声望大增，也被认为是“中国愿意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证明，再加上中共在伊朗军售问题上也配合美国，这些因素也都被视为克林顿政府的外交业绩，皆使得甚至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中，继续“羞辱”中共也愈来愈缺乏弹药。
3、“朱熔基期待”
朱熔基如今“声誉渐隆，佳评处处”，乃是同这个国际背景分不开的：西方和中国大陆内部，都如同八十年代初期待邓小平“改造”中共一样，开始期待朱镕基了。
这种“期待现象”，在国际上和中国大陆曾出现过多次。所谓“邓小平期待”，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逐渐达到高潮，期间并未因他逮捕魏京生、镇压“民主墙”而稍有缓减，美国《时代》周刊两次选他作封面人物，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都是明证。
直到1984年邓小平式的改革陷入困境，人们才又开始“期待赵紫阳”，当时不仅中国大陆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大多对赵紫阳口碑极佳，很多精英因此自觉进入体制内协助赵紫阳，而且西方对赵紫阳也是“佳评处处”，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佛雷德曼，就称赵是“共产党制度下最懂经济的人”；当然，因赵紫阳反对“六四”镇压，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还在期待“赵紫阳复出”。
自然，这种“期待现象”，无论中外，都对中共体制无奈之下转而期待“好人当政”的普遍心理，被期待者如邓小平、赵紫阳也都表现出某种有异于共产党僵化体制性格的特色，比如从来就没有人“期待”过江泽民，更不用说李鹏了。因此，朱镕基的“被期待”是很自然的，有些美国的政论家甚至称“朱熔基是城市化、文明化的政治明星，他知识分子化的气质和高明的经济驾驭能力，堪称“红色经济沙皇”；德国的外交家和经济官员则评价“朱熔基的智商超过２００，只要看他的经济政策和听他随口说出的准确的金融数据，你会确信他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只有他才能把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大业完成，他本人就是“现代化中国的象征””；新加坡李光耀也称他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日本首相赞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等等。
然而这只不过是外国人看“西洋景”罢了，在中国大陆人眼中，朱镕基的“异化特色”，主要是两个：一是“廉洁”，二是“懂经济”，这两个特色之所以被人们所欣赏，也是因为它们正好对应了近年来中共面临的严重危机：“廉洁”是对应普遍泛滥的贪污腐败之风；“懂经济”是对应高增长、过度膨胀、地方经济自主化、南北倾斜等等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隐患和危机。不过，在中共并未实行领导人申报个人财产制度，和具有独立监督机构的情况下，事实上并无法证明朱镕基是否真的“廉洁”。
更有趣的是，仅仅因为民间传说朱在看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以及“商鞅变法”的戏时掉了眼泪，人们便认为他是一个“清官”，将他所推动的一些改革措施比作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并深信他已经作好了变法失败就如同商鞅一样被车裂的准备。这就如同笑话了。
4、对朱镕基“期待”什么？
就西方投资者而言，无法拒绝中国大陆市场的巨大诱惑，却又对它的毫无章法极为头疼，因此认为朱熔基熟悉经济，知道“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意义，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和他交往，可以降低风险，增强安全感”；另外“六四”带来的障碍依然存在，一些西方投资者和政府，也认为朱熔基没有“六四”污点，“他从来没有说‘六四’是暴乱或者动乱，而是以果敢的行动组织工人纠察队，成功阻止了军队进驻上海，使１９８９年的中国避免了另一起血案”，所以觉得“朱熔基是我们可以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
大陆内部则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幻想和期待。大多数老百姓欢迎朱熔基“当家”——农民希望政府“少收费，多给肥”，城市下岗工人则更加期待于朱熔基的承诺：“我让你们丢了饭碗，我也可能让你们端上一个新饭碗”。尚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则欣赏朱熔基敢说敢为的个性，不回避现实难题的作风，宁愿期待他是又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六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则无论公私之心都感到中国大陆若“重整河山”便可以成为世界之强，而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严重的腐败和混乱的经济秩序，皆需要强有力的务实的领导人来梳理整顿，推进体制转型，他们认为只有朱镕基堪当此任。
即使一些“六四”后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仍对朱熔基有好感，如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就认为，“朱熔基对耗资巨大的三峡工程没有赞扬性评论，那么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后，会不会让这有广泛争议的工程搁置一下呢？”总而言之，中共积重难返，江泽民油头滑脑，李鹏令人生厌，所谓“江李朱”体制中，似乎也只有朱镕基看上去比较顺眼，于是各种幻想、期待都凝聚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是“朱镕基神话”产生的基本社会心理氛围。
据来自大陆内部的消息称，在一些新生代政治精英当中，正酝酿如何使这种“朱熔基期待”具体化为政府行为，这包括∶
（１）建立“小政府”运行机制。大陆的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是推动者，现在庞大臃肿的官僚系统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政府部门间权力重叠，办事拖沓，服务意识淡泊，坐享额外收入，而且冗员累累，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重新设计政府运行机制成为当务之急。这次全国人大以百分之九十八高票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２）经济环境有序化。大陆市场经济的混乱无序，不仅使外国投资者缺乏安全感而却步，也导致腐败现象纵生，非国有企业得不到适时引导。除了廉价劳动力外，大陆经济其实没有任何优势。朱熔基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和金融体系整治，使经济立法循序渐进，今后改革的重点也在规经济秩序；
（３）协助朱熔基提出“一个确保”（确保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八，通胀小于百分之三），“三个到位”（在三年的时间里，使大多数大中型亏损国企摆脱困境，进而建成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使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管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政府机关人数分流一半），“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如能实现，中国的经济环境将大大改善；
（4）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更大角色。促使中共领导人更多采取与世界合作的姿态，新政府的组成也尽可能采用有国际交往经验的人员，并进一步促使中共中央将部分党的权力转移到国务院及人大，提升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更加接近国际惯例；
（5）为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促使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高层权力结构，进一步朝着党务、法务、政务三大系统的分权和制约的方向发展。
二、朱镕基的诡异性格
港台媒体援引所谓“北京政治观察家”的看法，说“朱镕基是中共建政以来除毛泽东之外的一个个性鲜明而锋芒毕露的领袖级人物，以其绝不息事宁人的性格，加上因年龄关系只能履行一届总理职务，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就更加带有难以调和的特点。问题的要害在于，朱镕基虽有毛般个性却无毛之权威，而一个个性上的强势总理，却领导着一个体制上的弱势内阁”。
以笔者的观察，分析人士的一个误区，洽好是只看到了朱镕基“锋芒毕露”的一面，如设在美国的“中国局势分析中心”，前不久发表一份长达八万字的研究报告，其中分析道：“朱镕基不是愿做傀儡的人，扮演‘黑脸’使他赢得巨大的声望，气势盖过江泽民，是否会‘功高震主’而为江泽民所不容？此外，江泽民生肖属虎，朱镕基属龙，未来两人能否磨合，各司其职，合作互补，还是陷入‘龙争虎斗’？”这里却忽视了朱镕基的另一面：他性格上也有圆滑、随机应变、投机等特点，否则不可能存活到今天。
朱镕基作为1957年的一个“右派分子”而在“改革”时代节节高升，期间遭遇过许多“大风大浪”，但都被他以“低姿态”、迂回而巧妙的手段一一化解，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事：
一是众所周知的1989年他在上海处理学运的手段，即调动上海工人出面“镇压”学生而由此可以“拒绝”邓小平派军队进入上海，如今人们的对此评价都是很欣赏他的“机智巧妙”，其实朱的这种做法首先不过更为“阴险”而已，乃是“文革”中毛泽东动用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制服“红卫兵”的故伎重演罢了，是明显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其次他也只是比北京的陈希同更幸运一些，北京市委当时未必没有想到这个点子，陈希同其实也已经组织了十万“工人纠察队”准备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只是以十万工人显然无法对付上百万的学生，而且北京又是中心，全国学生蜂拥而至，最后邓小平只得动用军队。这里根本不存在朱镕基比陈希同更“高明”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1991年邓小平推动所谓“第二次改革”，遭到陈云等保守派的抵制，有些孤掌难鸣，甚至在北京都“说话没人听”，于是有了“邓南巡”，先去上海，那边朱镕基立刻心领神会，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皇甫平”的文章配合邓。邓后来果然看中朱镕基，提名他与邹家华为副总理人选。“皇甫平”事件使朱镕基迈进了中央，接着就发生“姓资姓社”的大争论，朱镕基跑到上海说了一句话“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听说后连声称赞，说朱镕基把问题“说透了”。此事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采取“淡化”策略”的典范，也打开了中共回避意识形态之争搞资本主义的道路，朱镕基可谓“功不可没”，但是时至今日，北京学术界渐渐发现，这种混淆视听的机会主义其实恶果严重，称之为“指鹿为马”现象，导致了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乱序，其结果是反过来把许多社会主义的弊病作为“资本主义”接受固定下来。
朱镕基在政治上的灵活性（或曰投机性），同样也会充分反映在他的经济政策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也常常语出惊人，遭到抵制或左派围攻后，先是保持沉默，继而在其他场合悄悄地改变口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朱镕基的性格特色，也是一种人格问题。最近在人大所提出的政纲仅限于经济改革计划，没有政治改革的内涵，显然朱镕基已被中共制度改变，没有能力改变中共现存的腐败制度。中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绝对难凭一、两个人的力量进行制度性的改革，将希望寄于在极少数人身上非常危险。同样的道理是，寄希望于朱镕基个人而不是寄希望于从民间产生压力迫使中共彻底改变制度，正是一种专制之下的习惯思维。
三、鬼猫
前面的分析，写于二十年前，大浪淘沙，始见真伪，二十年后我写《鬼推磨》，分析邓后的一代“海派”，以江泽民为传人，脱去中共原教旨派的冥顽愚昧，较有工具性，与国际交往能张能弛，而且一口气做了二十五年，让胡锦涛当了十年傀儡。
八十年代赵紫阳开启“新洋务”，遇学潮而折损，所以“六四”是一个分水岭，九二年“邓南巡”，启动后期“新洋务”，直接诱因则是“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大潮的威胁。后期的“李鸿章”是朱镕基，大举引进外资，对内拆除全民福利，两招而已，后者尤为惨烈。
两招得以施行的政治保证，是“六四”屠杀的震慑，社会急遽两极化、冲突频仍、稳定代价攀升，政权性格嗜血化。当年为“六四”镇压积极献策的何新，担忧稳定，反撰一文指责朱镕基：“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财政入不敷出（六年赤字累翻五倍）。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何新历数朱的施政误错九大项：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朱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何新之类的“屠城派”却回避一个更大的要害，即“新洋务”洞开国门，向西方输送利益。满清战败而“割地赔款”，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银，但是满清再昏聩，也是打败了才赔款，而今中国总理却是年年到欧美拿大订单、撒银子，“新洋务”十年之间，中国廉价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六千亿美元，两厢对比，孰者为耻？从晚清赔款走到“世界大工厂”，中国用了一百六十年，西方列强当初卖你鸦片，也是逼你做生意嘛，一百多年的“国耻”中国人算是白受了。
“同治中兴”讲富国强兵，虽有西太后拿海军的银子修了颐和园，但是还落下一支北洋水师。到了朱镕基时代，任凭“圈地”卖地、国企私分，最后落实到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千万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利益都到了西方和少数国内权贵那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老百姓，自然成为“新洋务”的受害者；再搭配“抛弃社会主义”，铸成“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将中国人民送回“旧社会”，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朱镕基干的，其实跟“洋务”无关，乃是“家务事”，也是两条：第一，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如李鹏家族的电力、江泽民家族的电信、陈云家族的银行、周永康家族的石油等；第二，一九九三年中央与地方分税，瓜分“世界大工厂”的红利，中央拿大头，腐败骤起；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
这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既然邓小平杀了学生娃娃，指定江朱来接班，其使命就是拿这座江山（权力、财富、土地）来贿络全党，放任各级政府权力寻租；这江山横竖要分了，当然是“少东家”们抽头筹、分大额，吃掉国营企业这摇钱树；两届“工程师”政治局常委，不过是打工的，负责向全党分配剩下的土地恒产。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此乃“猫论”精髓，最终需要一个人来执行完成，而且得是个能人，此人可称之为“鬼猫”，他就是朱镕基。
朱镕基有句豪言壮语：“准备一口棺材，一口留给自己”，其实乃空口白牙，他从头到尾都很清楚，最终买单人是邓小平。
四、“改革开放”的功罪
朱鬼猫涉及“邓改革”，其复杂的政经含义，不是荒诞二字概括得了，两者对中国的整体和长远利益都是负面的。至此，中国人回答不了难题不少：毛泽东功罪、文革利弊、邓小平功罪、八九学运成败，现在又来了“改革开放”功罪，我做了一点梳理。
第一、国强民弱，制度面临选择
胡温执政后期，大概2012年前后，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其后果包括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个历史，在2012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89则是对中共很不祥的数字，自然直指它的执政危机。
然而，正在此时，中国突然在全世界变得最有钱：
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人均4500美元不到；
中国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
1、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以致今天腐败已经发展到万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措施，“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会变成现实；
2、我们的父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历千难万苦，才创建了红色政权。有人把我们叫作“太子党”，我坚决反对；有人把我们叫作“红二代”，我觉得恰如其分。我们“红二代”对红色政权的感情才最真挚，最深刻；我们“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继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家伙，多得像蝗虫，拼命啃食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他们不负政治责任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苏联命运那样的万丈深渊，甚至比前苏联还惨。“红二代”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进行清党，对败家子官员要大开杀戒。只有这样才能舒缓民怨，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坊间还流传另一个版本的《太子党纲领》：
——“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
——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
——停止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
——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夺回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主导权；
——我们手中的这个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财富，即两个一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成功，下一步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
——到2021是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周年、从毛到习一百年，实现GDP人均从6000美元达到12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超过当年苏联，成为东半球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成功，但是也充满危机，既引发剧烈的权力博弈，也蕴含着制度选择这样的根本问题。
然而，这个时候走向中共权力顶峰的人是习近平，他跟薄熙来博弈之后胜出，代表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即“红二代”，既无执政合法性，也无民意代表性，必须创造出跟前面“邓江胡”三届不同的政治路线，而面对中国的危机，走向民主宪政是最佳选择，但是习近平拒绝走普世道路，因此只有返回到毛泽东路线，他的路线设计“共同富裕”，区别于邓的“一部分人先富”，更本质的是回到毛泽东“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路线。
第二、“改革开放”是非
A、三个层次
1、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疑是一个进步；
2、改革开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中以八九学潮和六四屠杀为分水岭；
3、简单化的肯定改革或否定改革，是黑白两极化，从中国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要保护改革的成果，也要纠正它的弊端和恶果，唯一出路是民主宪政。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指示江泽民“绝对不跟西方翻脸”，这个时期经济主帅是朱镕基，江朱做的几件事：
1、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又大举引进外资，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盛世，非常成功；
2、推行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圈地”卖地、国企私分这两条，最后落实到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千万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3、拆除“社会主义”，铸成“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将中国人民送回“旧社会”，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B、两个“丧失”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这些成就，也有沉重代价，我归纳为“两个丧失”：
一个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30年掠夺性的高速经济发展。现在的权贵集团是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被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还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国癌症高发，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
C、两个“大跃进”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当政曾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大饥荒、文革大动乱，毛泽东搞了一场“共产主义的大跃进”；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无法摆平学潮，动用野战军杀进首都屠城，“六四”以后又以韬光养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进行了一种没有人权、没有劳动保障、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价的产品，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国家，同时也把世界的贫富差距中国化，中国大概有三十万个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却占有中国80%以上的财富，令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人权问题都非常严重。邓小平搞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大跃进”。
D、两个“合法性”
中共是在压制社会、禁锢言论、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达至上述成就，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说不通，也令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引来社会开放和民主政治的预言破产，他们后来又一个新的解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这个怪物叫“适应性专制”。
然而，跳过制度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利益分配，导致腐败氾滥，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而所谓“官二代”（或江胡两届执政）的腐败，向太子党提供了一个集权的合法性来源。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向胡锦涛挑战，其方式是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可谓习近平路线的预演。
习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败而被整肃，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仅是踏着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近平的发迹，底蕴就在这里——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五、鬼是中西连体婴儿
2020年初台北印刻出版我的《鬼推磨》，那时的“鬼”，就是一个连体婴儿，美中连体，书中有关章节，具体指涉人物，如老布什、江泽民、朱镕基、奥巴马等，而今两厢皆换了领导层，然而中美双方的政治结构与贸易关系，一丝不变，川普(特朗普)的卑躬屈膝反而甚于老布什，后者迎逢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曾遭批评，今日视之，恰如两厢之鬼，又把那磨推了一圈；后来川普访华，被羞辱是显然的，他去拜谒习近平，不仅被领到中南海里逛了一趟，给习一个机会，向美国总统显派了一次做皇帝的威风，那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怪异地让中共操弄一场“领袖身高”的中美竞争，发生诸如垫高鞋垫、椅子坐垫等荒诞事，未知美国团队觉察与否，然而他们回程登机前扔掉所有中方赠物，恐怕也是气疯了。然而，与西方比速度、拼经济、制度优劣，乃是这个东方不败四十年的国策，难道至今美国还在老布什的懵懂之中？
1、南方保守党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看邓小平一针见血：“他属于《旧约全书》那种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价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板布什总统，却给这位“六四屠夫”发去一封含情脉脉的长信。6月3日晚，军队开始进攻北京，布什即去电邓，但没有找到人；也有一种说法，邓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国会强烈声浪的冲击，要求总统立即同北京断交，召回驻华大使，并采取总统所能做到的最严厉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从北京发来电文：“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长信给邓，信中充满了感情与恭敬措辞，表示他本人不愿介入中国内政，并尊重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差别。布什表示愿意作为朋友般展开谈判解决纷争。
随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贝格访问北京，并煞费苦心，为了瞒住媒体，对通信和专机作了严格保密措施，两人自带报务员，乘坐经过伪装的C-141，像一架商用运输机，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个小时直飞北京，7月1日到达。他们向邓小平解释布什所受到的压力，要求邓合作，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并非永久性的。邓小平的态度是我才不勒你们那一套呢，极其强硬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却别有深意地发表了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举杯祝酒的照片，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中，就说布什跟北京屠杀学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价。当年布什还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机给中国。
然而肉食者之间也是要掐的。舆论说布什有一招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邓小平输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蛮顸，但是美国也不能跟你玩这一套野蛮的。
德州佬是要帮四川佬还是要坑他，全凭你怎么看，但是这种纯粹的肉食者“友情”显然被美化了，老布什乃是用“六四绿卡”，说服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给中共，而往后三十年，西方慷慨给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便始之于此，所以四川佬最终忽悠了德州佬，也要等三十年后，才由川普彭斯出来惊呼“我们上当了！”
讲大白话，北京一场学潮，对四川佬来说是一场“暴乱”，对德州佬来说，也不过遥远一点，乃是“东方”什么地方的一场“骚乱”，然而两者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死不死人和死了多少人。可是，“东方”的含义正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这是在中国做了几年大使的老布什比任何人都明白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尼克松甚至在6月3日晚北京屠城之际急电布什，叫他别急于弄坏双方关系，要从长观察。他们都属于“南方保守派”。
2、美式奇理斯玛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以中兴之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华盛顿方尖碑广场上云集了两三百万美国人，前来观看他的就职典礼，他们何能甘心美国的衰落呢？这个国家还那么年青，她的国力还那么强盛，而环视周遭又哪里出现了替代者？这个黑白混血儿确乎是气度不凡，演讲情词并茂，剩下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如此强烈的民粹氛围，来自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虽在民主政体之下没有权力集中之虞，却也不免是一种奇理斯玛（Charisma）神话，那就看它破灭得多快了。远的不去说它，二十世纪就出了好几位奇理斯玛型枭雄，如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欧亚两洲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枭雄还有很多，但是美国出过“奇理斯玛”吗？要有的话大概也只能算罗斯福一位，不过要算上他，就不能不算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了，这可能已经溢出韦伯的原始标准。
我从旁观察〇八年这场美国总统大选，一开始就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由于竞选人中有一位黑人，而充分动员了至少两种文化／种族心理，一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满足感，一是白人的救赎满足感；当然还可以包括第三种，即所有有色人种的成功感，“Yes,We can”乃是最具涵盖性的一个口号；而奥巴马的伊斯兰教背景，又在“反恐战争”的环境下搅动更复杂的弱势族群认同。难道平复种族歧视的历史伤痕，反而需要最种族的话语？难怪美国新闻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主题是“如今我们是谁”，这好像是希望奥巴马把美国“改变”成一个“超越认同”的国家，希望美国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全球（Global），或者是一个“大家庭”？那个白人脱口秀Colin Quinn如此说：“种族就像美国的孩子一样。白人是长子，所以是老爸最喜欢的。黑人是次子，老被欺负，所以到现在还记恨着老爸。拉丁裔是三小子，被夹在中间，总想给另外两个兄弟当和事佬。亚裔是最小的，在学校成绩好，但基本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美国土著则是他们的叔叔，房子就是他的。大家说：‘他的房子空置不用，咱搬进去！’”
“奥巴马神话”是一个不免幼稚的左派泡沫，全民福利、控抢、全球暖化，却媾合华尔街、撤军阿伊、放纵中国在南海扩张，而这一切都始之于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第一个拜倒在非洲裔“奇理斯玛”脚下，可是奥巴马执政八年没有“奇迹”，反而发生弗格森、巴尔的摩惨案，黑人遭警察暴力执法、被击毙屡见不鲜，黑人竟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美国仍深陷“枪杀→抗议暴力→对抗”的恶性循环。
渴望缓解美国国内种族仇恨、全球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文明冲突、东亚太平洋地区崛起等等左翼式的一厢情愿，都对美国开了一个美丽的玩笑。用击毙本拉登，来勾销反恐战争，却放手让“伊斯兰国”在中东横行无度；医保普及，却令受保者和国家双方都不堪负荷；大搞“社会主义”之际，却听任华尔街集体瞎搞，他们2006年的平均年终奖金达60多万美元，而投资银行里那些三十出头的娃儿，个个年收过百万……奥巴马的“奇理斯玛”魅力，变成他推行民粹玩意儿的不可抗拒力量。
然而上述的一切，都远不及更加关键的一点：美国从它的巅峰跌落时，坐在白宫里头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而美国退出的空间会鼓励其他挑战者来填补，那却都是劣迹斑斑之国——从俄罗斯到朝鲜再到伊朗，还有一个共产中国，但是奥巴马对这些都毫无感觉，他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之时，恰逢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奥巴马依然奉行接触政策，诚恳邀请中国一道解决全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朝鲜的核威胁。
中国却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作出回应。这里不仅是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要冲，也拥有最繁忙的航道，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中国从2013年开始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方控制的七个岛礁进行史上空前的填海造陆行动，同时还大规模扩充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的存在。同年，中国还在东中国海就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与日本爆发严重纠纷。
奥巴马政府只好在2011年11月推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打算把外交政策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还宣布美国将与另外八个亚太国家展开下一代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谈判，而中国被排除在外。可是这已无济于事，因为小布什卸任总统之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增至2680亿美元。
华盛顿也只有抱怨中国没有充分做出匹配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贡献。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呼吁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这意思是说，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中获益，现在是你对国际社会作出回馈的时候了，大家都需要对国际社会有所付出，它不是免费的，
比如更多地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它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中国无动于衷。直到此时，国际社会仿佛才想起来，中国入世时所做的一系列承诺，即在2015年之前：
1、取消电话通讯和邮政垄断
2、取消绝大部份关税保护
3、取消80%以上汽车关税
4、开放银行
5、落实双休制和有偿加班
6、开放传媒与影音
7、向外资开放公路铁路货运海上运输
8、允许外资入股互联网
…………
然而她一概没有兑现。奥巴马已经无暇他顾，因为他在国内政策上焦头烂额，最受诟病的，一是“禁枪”，在国会提出10个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它们将剥夺美国人拥有和携带武器用于安全、保护和防御的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再就是以所谓“发表言论的公平性”，大规模限制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还有使美国的医疗保健联邦化。这些偏左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庞大的基要派基督教势力，令民意剧烈向右摆动，而为美国酝酿着下一位极右的总统。
六、魔幻三十年
一九八九年五月里，曾有异人指点我：天有异象，血光之灾就在眼前。我似信非信，没有当真，依旧我行我素。不料，六月初果然京师屠戮，血染长街。此一巨变，不但我从此去国他乡，余生漂泊，更兼世态跌宕，历史翻转，也是一路不回头了。由此虽世道仍迷茫不可知，我犹信冥冥中会有神秘预兆示人。
近三十年孤寂偷生，窥觑世态于河汉微浅之际，临摹感怀于星云无语之时，每每瞠目造化之乖张，惊叹世道之冥迷，却绵延十几年，盘桓纸笔与键盘之间，几度存废，欲罢不能，幸得数十万言，满纸荒唐，不知所云，仍不失为零珠碎玉，所思所想，若编篡成册，未知不是一本奇书？
我们经历的，是魔幻的三十年，魔幻又无非三件大事：一、大屠杀与经济起飞；二、民族主义与中央霸权；三、国际绥靖与欧美衰退。回眸所来之径，可曾有人预知期间迷思：
1、中国起飞的诀窍
2、西方民主制包裹的利己内核
3、中共体制“马基雅维利”化的脉络
明末顾炎武作《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中国三十年“民族主义”高歌猛进，八〇后以降还知道这点历史的已是凤毛麟角。
顾炎武之“亡天下”，还有更深一层，他是在讲人伦防线、文明底线的大问题，他说朝代兴亡更替，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假如一个民族突破了人伦防线，它就死了。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发生在广西文革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人与基督的沟通。
中土的灭顶之灾，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沉痛预兆，即王国维沉昆明湖之殉难，此文化中人勘破大难临头，而亿万众生尚沉睡不醒。陈寅恪诠释道：“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悲唱“巨劫奇变”，尚在五十年代，又几十年逝去，中国才真真“劫尽变穷”，乃是穿越了一个“全球化”、攀附了一个“经济奇迹”、搭上了大江山川、赔上了千性万命。尤其后三十年，中国的这个极权制度，穿越三道生死关隘——“六四”屠杀合法性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被淬炼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邪恶，以致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积累的“专制集权”知识，皆无力解释这个“东方不败”：它如何可以一场饥饿接一场文革，然后要救“亡党”，却再来一场大屠杀，便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有谁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更有谁追问过它的肇始？
此乃鬼推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