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心不再被名利、恐惧和侥幸所驱使，他的判断、选择与待人接物都会随之改变。（图片来源：Freedom_naruk/stock.adobe.com）
两千多年前，孟子在《尽心上》说过一层颇耐人寻味的道理：“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说的是凡属德行、学问与操守，皆可由人自求自得，勤勉则有所进，放弃便有所失。可是他随即又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至于仕途通塞、富贵贫贱、寿夭穷达，固然可以尽其道而求，却未必能如愿；其中有许多，终究不由人力全然裁定。
孔子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正点出这层涵义。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修身立德，是人的本分，际遇穷通，则有其不可尽控之处。人应当对前者尽责，也须对后者敬畏。尽人事而不妄执于成败，或许正是儒家所谓“知命”的深意。
史上有位学者袁了凡却偏偏不肯止步于此。他不否认命数，但他用尽一生追问：所谓“知命和命定”，究竟是不可移易的铁律，还是仍能有改写的趋向？他写下了著名的《了凡四训》，回答这个问题。
袁了凡本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生于1533年，浙江嘉善人。明初“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位，袁家因与反对燕王的一方有往来而遭牵连抄家，曾祖袁颢从此弃绝科举，转而学医济世，留下家训教导后人耕读传家、修身以俟命。到他父亲袁仁这一代，家中藏书已逾两万卷，袁仁精通医术又潜心佛理，与王阳明的后学往来密切。袁了凡出身的这个家族，几代人都在认真思考立命之学。
袁了凡少年时，在慈云寺遇见一位自称孔姓的云南老人。老人精于邵雍一脉的“皇极数”，先替他推算县试、府试和提学考试的名次；翌年应试，竟与所言丝毫不爽。继而又推及其一生命运：何年补廪，何年入贡，何时出任四川一县之长、任官多久，以及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寿终、命中无子。袁了凡将这些话一一记下，后来所经历的功名进退与仕途际遇，又大多逐次应验。
袁了凡逐渐相信，人之一生不过依照一张早已写定的簿册展开。既然一切皆有定数，那么费心经营又有何意义？他后来回忆此时的心境，说自己“澹然无求”了。其实也是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有进取之心,任由命数，以为是“顺其自然”。
后来，袁了凡准备补选贡生时，特地前往栖霞山拜见云谷会禅师。云谷是一位能贯通儒、释、道之学的高僧。两人在禅房中相对静坐，三日三夜不曾合眼。云谷见袁了凡神色澄定，始终不见一丝妄念，心里很是认可，问他：大多数凡人妄想纷纭、执念相缠，而你静坐三日，为何竟不起一念？你怎么做到的呢？
袁了凡老实答道：之前孔先生早已算定我的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又何必再起妄想？
云谷禅师听罢，笑道：“我还以为你是超脱了，原来也不过是个凡夫呀。”这近乎当头棒喝，一下揭穿了袁了凡自以为的达观，他其实并没有超出命运，恰恰相反，他只是被命运的观念牢牢困住了，他也谈不上做到了降伏妄念，不过是在相信万事无可作为之后，连求取、筹划的心思也一并消沉了。
云谷禅师随后又说：：“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其意并不是简单否认定数的存在，而是指出：所谓定数，对寻常人有其约束力，却未必是不可移动的绝对界限。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待人处世、改过自新与日积月累的善恶行为，都在塑造其品格，也不断改变他所能承担、感召和招致的人生结果。又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说明这一层因果道理。
云谷禅师承认定数确实存在,凡人为什么会被阴阳气数束缚？关键在于，束缚人的不是“功名富贵”本身,而是那颗片刻不停的妄心。妄心一旦澄澈,原本“求在外者”的功名寿数,也可能重新回到“求在我者”的范围，因为决定祸福的,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那颗心有没有被困住。
袁了凡听到这里，进一步追问：“然则数可逃乎？”云谷禅师答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这八个字正面回答，命并非完全悬在人的意志之外，福也不是坐等而来的赏赐，人应当从自己的心念、品行与作为中，重新负起对人生的责任。
云谷禅师所说的“作”与“求”，首先不是向外攫取功名富贵，而是向内改造那颗受得失牵制的心：改过、积善、克己、尽责。当一个人的心不再被名利、恐惧和侥幸所驱使，他的判断、选择与待人接物都会随之改变；而人生的际遇，正是在这一连串具体的选择中渐渐转向。
袁了凡悟到，立命，并不是以人的意志强行压倒天命。人未必能够决定遭遇什么，却能够决定自己如何回应；未必能够立即改写结果，却始终可以从改写自己开始。
觉悟之后,袁了凡把它落实成具体功课。他每日记“功过格”以自省善恶,静坐持诵准提咒以澄心。前者修福,后者修慧,合起来就是福慧双修。他还为自己定下改过的三重心法:先生羞耻心,知道自己不如圣贤便是耻;再生敬畏心,明白举头三尺自有报应;最后才谈得上勇猛心,真正痛下决心。三步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自栖霞山受云谷禅师点拨以后，袁了凡的人生轨迹开始出现变化。孔先生原先算定他次年礼部科举当得第三名，结果他却考取第一；原先推算他未必中乡试，后来也终于中举。至于“命中无子”的断语，后来同样没有应验——他与妻子发愿行善，终于得子天启。
万历十四年（1586），他中进士；两年后出任宝坻知县。任内颇有政绩，尤其重视农事与民间赋役负担。史料与地方介绍常提及他在宝坻兴修水利、减轻百姓负担，因此后人对其知县任内评价甚高。
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遭日本侵略，明廷出兵援朝，袁了凡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奉命赴援朝军中参赞军务，参与平壤战事的筹划。此后，他与提督李如松发生龃龉，又卷入军中与朝廷的弹劾，终于罢官归里。
罢官之后，袁了凡返回乡里，闭门著述，也参与地方文献编修，曾担任《嘉善县志》主笔。他的《了凡四训》正是在这样的生命后期流传下来：全书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以自己的经历训诫儿子袁天启，也借此说明他对命运、德行与人生责任的体认。
袁了凡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若按传统虚岁计算，享年七十四岁，他没有如孔先生所断那样止于五十三岁，人生多出的二十余年，既经历仕途荣辱，也完成了著述与教子的工作。对《了凡四训》而言，这或许比“预言是否失准”更重要：它所要证明的并不是人能够任意改写一切，而是人不能因为相信命运，便放弃修身、尽责与行动。
此后数百年间，《了凡四训》始终没有淡出中国人的修身传统。晚清曾国藩读后深受触动，取书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号“涤生”，并将此书列为教育子侄的重要读物；近代印光法师则为之作序、刊印流布。日本阳明学者安冈正笃称它为“人生所能动的伟大学问”，并曾建议将之视作可供天皇与首相参照的“治国宝典”；稻盛和夫也多次谈到，自己读到这部四百年前的中国家训时，曾由此获得关于人生与经营的深刻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