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文革”期间因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折磨致死。（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6年10月15日讯】人皆生而平等。这是美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第三条第三款说：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享特权。
政治附加刑
说起文革时代，我们都不会忘记，敢于质疑中共中央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敢于挑战毛泽东整个文革战略的张志新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在监狱中，她忍受了非人的虐待，被毒打，被侮辱，最后先被残忍割喉，然后被枪杀。跟毛泽东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刘少奇，被批斗撤职，非法关押，不给治病，孤独惨死；他的妻子和子女被虐待、被逼死，或被监禁。被中共处死和监禁的囚徒们全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残酷虐待，……这些酷刑虐待都没有记录在每个囚徒的判决书上，实际上是中共专政当局实施的非法附加刑。
什么是附加刑？通常给予犯人的判决都有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是管制、拘役、监禁（有期或无期徒刑），死刑等等；附加刑则是，1罚款，2剥夺政治权利和3没收财产。我们知道，文革时期，人人都没有多少金钱。罚款也不可能很高。地主富农的财富都被农民分了。资本家公私合营了，文革初期也被抄家了，很少家庭拥有房产和巨款。所以，在那个时代，罚款和没收财产这两种附加刑，几乎没有威慑力。唯独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条还有一点意义。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下，表面的意义是说，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就是当不当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人代会和政协根本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什么人大、政协，更没兴趣自己去参与。所以，中共在五十年代就感觉到司法形式上的附加刑显然不能令地富反坏右感到恐怖和绝望。于是在不断持续的政治运动中，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花样不断翻新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先例指导下），阶级路线——贱民歧视的附加刑应运而生。例如，在服刑时期必须进行思想认罪的精神压迫。质疑毛泽东错误政策方针的人并没有犯罪，地主富农是占有了一定的土地和房产，也不是刑事犯罪，要求认罪本身是荒唐的事情。再如，给刑满释放人员增添附加刑：刑期结束，法律处罚结束了，五类分子的帽子没有摘掉，此人的政治贱民身份依然没有解脱，依然处于贱民地位。如果被逮捕之前来自大城市，或来自边疆沿线，就不得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不得与家人团聚。只有内地农村来的才能回家。文革时期，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留场（劳改农场）就业，也就成为所谓的“二劳改”。与服刑的犯人略微不同者，就是有了一点工资收入，放假可以进市镇走走，而且照样必须请假、报到。刑满释放依然不准回家；这样的法律，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既不判终身监禁，又不准返回家庭，堪称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严刑峻法。
这里涉及到一个汉语新词：（政治）帽子。
帽子起源于反右派运动
政治帽子是从反右斗争中开始的。打成右派，就是戴上了右派帽子。大规模给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是1957到1958年，然后大部分押解到劳改劳教的劳改营。一部分右派分子是判刑了，除了主刑，还有附加刑若干年。很多劳教处分连主刑都没有确定，附加刑就更不明确了，几乎近于遥遥无期。1959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一封信件的提议，下达了一个文件，给认罪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摘帽之后的处境稍好一些，但是社会上仍然把这些人成为“摘帽右派”，依然被列入另册，不被信任，不能发挥所长。
由此，帽子这个称呼却传开了，成为一个半官方认可的名词。说它是官方的概念，因为它上了中央文件；说它非官方，因为它从来都没有官方的法律定义。1950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195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明确说明，地主阶级分子认罪好，没有抵抗行为，满五年以上可以申请解脱；富农阶级分子则满三年即可申请。但是此项规定很少听说被实行。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天天宣传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谁还敢提“地主富农表现好，恢复公民权利？”
右派摘帽的文件下达以后，“帽子”这个概念却被全面地推广了，地富反坏右的名称，就简称是政治帽子，到了文革时期，更加上了资产阶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新的帽子，但前面五类的帽子，表明此五类人物，是不可接触者。帽子的说法简明扼要，说某人戴着某某帽子，人们立刻就明白，此人是政治贱民的身份尚未解脱，尽量避免与之接触，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凡是跟阶级敌人有过往来，就可能发生阶级界限不清的嫌疑。
有了帽子的说法，非法的政治附加刑的实施就更加方便可行了。从工作队划定阶级成分、党政领导确认右派、或者法庭判处反革命罪，帽子就戴上了。什么时候摘帽，没有刑期，也没有固定标准，一般掌控在基层领导官员的手中。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绝对没有摘帽的说法，一直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方才逐步松动。
政治帽子是最方便的非法附加刑
共产党的法律基本都是从民主国家那边抄袭而来的，能够用于专制，就加以借用，不方便用，就绕开。附加刑，罚款和没收财产，乃至褫夺公权，都是不仅施及本人，实际上是既对犯人又对犯人家属的附加惩治手段。共产党可以借用，但是附加刑也有刑期限制，不便扩大施及范围，借用也不甚方便。于是，政治帽子作为土特产，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产品。它直接链接到理论上的阶级路线，实施的则是贱民歧视。一方面避开了徒刑年限的麻烦，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涉及犯人的亲属和子女。贱民歧视，从文革之前开始，可以影响到直系亲属、子女和旁支亲戚……的升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以及获奖、升职，甚至评选先进……。株连亲属也没有亲疏的界限，叔伯堂侄，娘舅表亲，方便伸延，不受制约；帽子附加刑也没有生死界限，即使犯人已经死亡，家属子女的贱民身份也没有改变的可能。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残酷的法律了。政治帽子是中国毫无法治约束的附加刑。联邦德国的法律没有“父母犯罪，株连子孙的规定”。中国的不少法规直接抄袭德国，但“罪不诛连”中共就是不肯抄袭。
鬼见愁对联的争议
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名为鬼见愁的对联，在文革中流行一时。中国青年的思想勇士遇罗克曾经批驳这副对联，喊出了真理的口号：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结果，他为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血统论对联一开始就以骂人的粗俗失去了它起码的尊严，更别提他的血统说法的封建意识。这副对联注定不可能成党政的官方话语成分。所以，官方理论家陈伯达也曾一度批评过它。但是官方无法用马列的理论反驳遇罗克的结论，含糊其辞地杀人了事正好说明，中共在理论上的理屈词穷。而在事实上，全国各地所实行的就是该对联所宣扬的血统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也承认，能调走的知青几乎经过招工、招生都走了，剩下的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知青。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各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多数还比较年幼，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干部家庭的子女越来越多地需要升学、进入国家编制，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和福利资源；然而资源有限，于是必须面对竞争。所谓阶级路线的血统论的政策就此应运而生，成为他们扫除竞争对手（黑五类、资产阶级子女）最堂而皇之的理论招牌。许多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成为了血统论政策的牺牲品。
在教育资源竞争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的回避制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官员回避的概念，东汉则形成了制度。凡有婚姻、籍贯关联的官员不得互相监察。宋代则增加为籍贯、亲属、职务、科举四项回避，即官员在四个方面依法回避，以免被怀疑互相勾结，串谋私利。宋代实行科举回避，史称“别头试”：钟鼎之家子弟，必须在科举之外，另外再考一次，避免弊案，以示公允。在皇朝专制下，科举弊案是欺君大罪，杀无赦。鲁迅的祖父涉案，致使家道中落。历代的朝廷皆很关注科举揽才，务使“野无遗贤”。毛泽东、叶剑英、贺龙、陈丕显等人，为子女上大学走后门，毛泽东还为自己送姘头进北大而狡辩：“走后门进去的也有好人”云云，贻笑大方。古代官员的回避制度标志着中国皇朝统治集团对于官员的人性弱点和官场弊端具有相当冷静和深刻的认知，在中央集权形成之初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与此相反，中共执政集团比之于古代统治集团，交出的是极差的成绩单。他们号称是最大公无私的革命先锋队，暴露出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所谓的阶级路线，影响了中华民族人才的拔擢和遴选，造成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损失，将加载中共执政的罪恶史册。
文革时代受歧视的巨大群体
胡耀邦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对他说过，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的总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的专政。新华社著名的右派分子戴煌在他的著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则提出，光是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
民国时代，中国的监狱远没有1949年以后那么多。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外，还有一个秘密项目，就是设施完备的京郊秦城监狱。北京（团河、双河、兴凯湖）、上海（大丰、军天湖、白茅岭）、青海、甘肃、安徽都扩建了劳改和劳教农场，1954年国务院单另组建了劳改局，专门监管劳改单位，（现已撤销）。五十年代全国总人口还是六亿左右，而劳改、劳教等（监狱）单位却成十倍地增加了。文革爆发，政治运动更加激烈，专政机关更加人满为患。
阶级路线的贱民歧视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呢？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五类分子摘帽了。这仅仅是1979年仍然健在的人数。实际上涉及的人数远远不止2000多万。因为从195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土改、肃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打击516等等多次政治运动，镇反处死了大约220万人（官方数字是71万到82万），土改杀掉的人数达到470多万人，肃反判处死刑两万两千多人，但自杀人数不少。反右期间右派人数远远不止后来所公布的五十五万人，而是三百十七万人。（五十五万之外还有大量仍在编制外的在学大学生、不拿工资的民办教师、民族资产阶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是1979年应该立刻改正恢复名誉的人，还有大量自杀身亡和在劳改劳教中死去的右派分子。三年大饥荒估计四、五千万人饿死，其中五类分子按5%的比例就是250万人，文革开始以后，扫四旧北京打死1700多人，各地都有被打死的人，然后是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死掉50多万人，一打三反运动被害死的有二十万人，清查516整死了十万多人……总的加起来，又是一千几百万人。这些人已经去世，可是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多半都还健在，还在受到政治歧视。加上官方公布的两千多万，将近三、四千万人。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状态（四、五千万）。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家庭一般都偏向多子女形态。四五个比较普遍，六七个也不少。所以平均下来，（一夫多妻的情况忽略不计），一个家庭算它至少有一个配偶和四个子女，受歧视的人数就比当事人人数多了五倍以上。三、四千万名专政对象的背后站立着两亿多人的准贱民队伍。
另外在五类份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1956年到1966年共有一百十四万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领取公私合营的定息。从理论上说，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刑和劳改，但是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帽子还是一直都戴在头上。帽子底下，也都潜藏着歧视和羞辱。
所有的歧视都是违背法治的，也就是说，没有司法界限的。中央的政策下达以后，执行就全看各级招生办、招工办的官员和基层人事干部的掌握分寸了。有的知青因为档案中有一行填写了“表叔在台湾”几个字，结果招工一再被刷下。凡是涉及胡风集团案或者潘汉年集团案的知识分子，只要跟主犯有过一点书面联系（比如诗文投稿），就一律逮捕归案。
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时，全国还有300多万干部限于冤假错案，还有四十七万党员没有恢复党籍，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人数一并算上，数字就更加可观了。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数以千万计的敌人没有公民权利，还有数以亿计的人民都被歧视、怀疑、排斥……
习近平进清华的土证明
习近平进清华，动用了他父亲的五个老部下，出具一纸土证明，说“习近平父亲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由此习近平进了清华。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忽然作为反党集团案犯被软禁，原本身就未经司法程序。后来毛泽东动了恻隐，允许家属子女探视，也没有司法程序。习近平的土证明，就是证明：反党黑帮分子已变为内部矛盾的消息。这种土证明是善于搞歪门邪道的习近平家族别出心裁的发明，只有特权阶层才有机会实施，普通的人民是没有机会尝试的。1979年给五类份子摘帽以后，在这个好消息的背后，还有一个动人心魄的场景；那就是全国城乡出现了一支急需成婚的“光棍汉大军”，他们不傻不聋不瞎，却从小就遭人歧视，到了成年以后，都没有机会取得婚恋的权利。直到获得了家庭出身大解放之后，他们才有了婚恋的机会。不幸其中有的人已经30多岁，甚至40出头……一般来说，出身黑五类的女孩，机会多一些。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掌握的是“传子传孙不传外姓”，几乎跟封建礼教不相上下。
习时代全面恢复了政审的严苛
出身歧视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倒台以后，1979年宣布，地富反坏右摘帽以后，其子女的出身一律改为公社社员，跟其他公民的子女享受平等待遇。可是到了疫情期间，政治歧视的说法又出现了。上海疫情清零时期，有清零打手们用政审条款来警告市民不要对抗清零举措：“你们对抗，将来祸及下一代！”（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生，没有下一代！”）
国内近年来陆续公布了《公务员法》、《人民警察录用法》等等法规，并且在新闻中也开始了有关政审条件的宣传，连政协会议上甚至也有了相关的议论。
习时代的政审条件跟毛时代的贱民歧视政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时代的说法是阶级划分，故意隐瞒了真实的政治歧视，虚伪地用所谓“重在表现”去哄骗青少年和相关家庭。习时代的政审已经不可能再讲阶级成分，而是赤裸裸的说明，政治株连施及三代，及于子女和孙辈，包括考公（务员）、参军（考军校）和入职公、检、法，以及涉密单位等等；而且习时代的政审条件意识形态色彩亦十分明确，政治方面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归结为颠覆政权罪，跟杀人罪等一并归于重罪，并施及子孙；警察法还包括了海外关系这类的审核，文革的概念又回来了。从这方面对比，习时代政审条件跟毛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去除了陈旧的阶级划分，从实公开了而已。根据相关的律师文件透露，相关考生家庭可以向招生部门询问，自己的录取是否受影响。家庭亲属的刑事经历绝不是高考总分那么一目了然，这方面的问答，恐怕远不如考分查询那么简单吧。习近平在下乡时，是吃过黑帮子女受株连和歧视的苦头的，可是他感觉干部特权的甜头更滋润。在欧洲的联邦德国，父母的刑事记录根本不影响子女的前程（升学、参军）Ohne Sippenhaftung。公民若有过犯罪纪录，只要不再重犯，三年就可能取消案底（性犯罪须十年）。中国的政审歧视是中国共产党威慑人民的政治附加刑。
现在国内的公安部门公布了若干规定，已经取消了那些“刑满释放仍然留场改造，不准回城市、不准团聚”的规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改进主要不是国内依靠宪政监督或国外的国际监督而形成的。这些改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通过文革中遭受非人的虐待和附加刑之后，幡然醒悟，在打倒四人帮，否定毛泽东极左路线之后，终于拨乱反正的结果。如果不接受法治的理念，未来还将重蹈干部互相虐待、残酷欺压人民的覆辙。
国内律师介绍的新政审条款洋洋洒洒，有上百条之多。总的来说，国内的言论尺度和公民出境的限制都越来越紧，文革化的倾向正在日益加剧。文革没有结束，文革又回来了。特别是对于所有敢于质疑和批评中共当局的中国人来说，监禁连同歧视附加刑的阴霾正在步步逼近。
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数学、语言、色彩、听力、音乐、悟性、思辨……等等能力都跟基因或基因组合有关。人类的个体在百里、千里或万里挑一的可能性上，出现特异的超长，也就是有的儿童在某一方面具备超长潜质，他或者她具备某一种特异的基因或基因组，如果恰巧遇到适宜的培养环境、教育方式、训练强度，再加上本人长期的个人努力，他或者她就可能成为相应方面的专才。但是以上条件全部具备，天才才会出现，缺一不可。国家的教育和科研部门有责任选拔出天资优异的青少年，加以培养和训练，使之成才。这是国家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保障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责任。
但是，特异基因或基因组的降临，只是偶然的。每个大脑都有数十亿个神经元，组成千千万万种基因组合。人类无法预设和遴选。优异特质可能会降临到某一阶级或阶层或某一群体的某个个体，而不分贫富贵贱尊卑。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除了唐代较为宽松以外，宋明以后的科举都不准娼优（妓女鸨人）和贱业（捕快衙役）人员以及贼寇后裔应考。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继承了专制皇朝的血统论，争夺资源，贻误了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制造了人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雷霆打碎了政治审查的枷锁，人民获得了解放。可是习近平执政之后，政审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种反动的政策必将造成科技学术和文化艺术的严重损害，给国家民族带来新的灾害。
纳粹希特勒利用犹太人作为牺牲，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利用地富反坏右作为牺牲，转移人民的视线。现在习近平打击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异议人士做当代专制下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