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10月23日讯】一、告密治校：大学为何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一所大学是否真正尊重知识与理性，不仅要看它拥有多少实验室、发表多少论文，更要看教师能否独立思考，学生能否公开质疑，课堂能否容纳不同意见。当质疑被视为政治风险，举报取代了讨论，大学便偏离了追求真理的使命。
我尤其反对断章取义、暗中搜集课堂言论并借此打击他人的做法。正常举报违法行为或学术不端，理应受到保护；但将观点分歧上升为政治指控，绕过事实核查和申辩程序，则会破坏师生信任，迫使教师自我审查。
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治监控与告密制度。契卡及其后继安全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运作，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则在斯大林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方宣传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故事，把向权力报告亲人行为塑造成忠诚的象征。无论故事的真实细节存在多少争议，这种宣传都说明：当政治忠诚被置于人伦信任之上，社会关系便容易受到侵蚀。
中国高校中的课堂举报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品德问题。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某些举报能够迅速转化为处分？为什么一段脱离语境的录音，有时比完整的学术讨论更有力量？当管理者首先考虑政治风险而非事实与程序，沉默便可能成为教师最安全的选择。
二、从课堂举报到行政处分：值得警惕的案例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因课堂涉及南京大屠杀相关表述，引发学生录制视频及网络争议，随后被校方解聘。对于其具体言论及历史论证，社会存在不同评价；但这一事件同样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面对争议性课堂表达，学校是否应当给予充分调查、完整语境核实和申辩机会？
曾任贵州大学教师的经济学者杨绍政，因公开表达的观点与校方发生冲突，并经历停课、解聘等争议。他后续的司法处境与具体判决信息，投稿前仍需以可靠公开材料逐项核实。无论读者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大学都应当为合法的学术讨论保留空间。
对于郑毓煌教授及王达义先生，原稿提及其遭举报、传唤或打压等经历。由于目前缺少可独立核查的时间、地点、处分文件和当事人公开陈述，本文不把这些细节作为已经证实的事实。倘若有关情况属实，更应以证据和程序厘清争议，而不是让未经核实的指控决定一个人的声誉与前途。
这些事件的性质与事实细节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它们共同提醒我们：大学面对思想争议时，最重要的不是迅速表态站队，而是保障证据、辩论和正当程序。
三、资源分配与行政权力：沉默如何形成
言论环境并非孤立存在。科研经费、职称评审、住房福利、出国交流和岗位任命，如果缺乏公开标准与有效监督，就可能成为行政权力影响教师行为的工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曾通过政治审查与资源分配约束知识分子；历史制度虽不能机械等同，但这种权力逻辑值得警惕。
我本人就有过深刻的经历。当年一次赴美深造机会的分配中，领导以“王立君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为由，将我排除在外。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个人机会的丧失，更让我意识到：当决定缺乏透明标准、当事人又无从申诉，个人前途便可能取决于少数人的一句话。
真正的教育公平，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机会，而是让机会依照清晰、公开、可监督的规则分配。若评审过程可以随意改变，优秀者难以服众，受挫者也难以信服。久而久之，服从权力就可能比钻研学术更有回报，整个大学的创新能力也将受到伤害。
四、重建讲台的尊严：从程序正义开始
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应当区分学术争论与违法行为。教师的观点可以受到严厉批评，历史论证也应接受证据检验，但不能仅凭剪辑视频、匿名举报或舆论压力便作出决定。
其次，涉及教师处分的调查应有明确标准、完整记录和申辩渠道；学生与教师都应获得基本的程序保障。对恶意捏造事实的举报，也应有相应的纠错和责任机制。
更重要的是，大学管理者必须承认：独立思考不是校园秩序的敌人，而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课堂应当容许学生提出尖锐问题，也容许教师在事实基础上作出不受欢迎的判断。没有讨论与质疑，大学便难以培养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五、结语：让事实与良知重回讲台
大学讲台本应是传授知识、辨析事实、锻j炼理性的地方，而不应成为彼此监视的场所。政治忠诚不能代替学术能力，举报数量不能代替证据质量，行政命令更不能代替独立判断。
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要求任何人接受某一种观点，而是希望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能享有依据事实发言、依照程序受到对待的权利。一个社会可以存在尖锐分歧，但不能因为害怕分歧，就让所有人放弃说真话的勇气。
当讲台不再因恐惧而沉默，当学校不再以举报代替讨论，大学才能重新成为培养自由思想与公共责任的地方。真理不应靠权力宣布，良知也不应由告密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