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对丈夫不忠，旁人便说，这个丈夫“戴了绿帽”。（图片来源：手绘插画 志清/看中国）
“戴绿帽”这三个字的来源，和古人怎么看待颜色这件事有关。先秦礼制里，青、赤、黄、白、黑被称为“五正色”，地位尊贵；由两种正色调和而成的颜色，像是紫、绿、红（粉）、碧、骝黄，则被称为“间色”，地位低一等。孔子自己就讲过一句很能说明这套观念的话：“恶紫之夺朱也”——他厌恶紫色这种间色，竟然抢过了朱红这种正色该有的地位，可见在当时人心里，颜色从来不只是颜色，而是一整套尊卑秩序的外在标记。历代王朝也各有自己崇尚的正色：商朝尚白，周朝尚赤，秦朝尚黑，这套“五德终始”式的尚色传统，一路延续到后世，而绿色，始终没能挤进这个尊贵的行列。
《诗经．邶风》里有一首〈绿衣〉，开篇就说：“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后面又有“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这样的句子。按照《毛诗序》以来的传统解读，这首诗是卫庄公夫人庄姜所作——黄色是正色，照礼制该穿在外面；绿色是间色，该穿在里面、或者干脆不该穿。可诗里偏偏写绿衣在外、黄裳在内，上下颠倒，象征的正是身分卑微的妾室，竟然僭越了正妻的位置。这首诗未必与后来的“绿帽”直接相关，但它说明了一件事：早在先秦，“绿色僭越、取代了该有尊位的颜色”这种意象，就已经写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真正让绿色和“羞辱”牢牢绑在一起的，是唐代的官服色制。唐朝按品级规定官员服色，品级越低，服色越近似绿、青这类间色，高阶官员才有资格穿绯穿紫。颜色一旦和官阶挂钩，低贱的颜色就自然而然成了惩戒的工具。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里，记下了一桩地方官用颜色羞辱下属的轶事：一位县令遇到做错事的吏卒，不打也不骂，而是让对方裹上绿色的头巾示众，过错越重，裹的时间就越长，看，颜色在这里，直接变成了一种公开张贴的羞耻标签。
到了元代，这套逻辑被正式写进了法令。据《元典章》的规定，娼妓家中的男性亲属，必须头裹绿巾，作为身分的强制标记，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这户人家从事的行业。颜色不再只是官场里的惩戒手段，而成了整个社会阶层划分的视觉符号。
明代的规定更加严苛。教坊司妓者的丈夫，不仅要戴绿头巾，还得系绿色腰带、穿猪皮靴子，连年老生病时能用什么方式出行，都受到限制；妓女所生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脱离乐籍之后，还得等到第三代孙辈，才重新取得应试的资格。到了明代，“戴绿帽”这个说法的羞辱含义，已经完全脱离了官场惩戒和特定行业的标记，演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用语。明代文人谢肇淛在他的笔记《五杂俎》里，就已经把“戴绿帽”用来泛指妻子不贞的丈夫。同一时期的小说《醒世姻缘传》里，作者西周生也频频用这个词，描写书中人物的婚外情事，可见这个说法到了明代，已经是民间相当通行的俗语了。
民间后来还流传着一则故事，说有个老实的农夫常年在外干活，妻子在家与人私通，一次情夫走得匆忙，把帽子落在了家里，农夫天色未明，稀里糊涂就把那顶帽子戴上出了门，惹得旁人笑话，那顶帽子，自然是绿色的。
至于“头巾”怎么变成了后来常说的“帽子”，则与日常穿戴习惯的变化有关。古人原本以裹头巾为常态，后世渐渐改以戴帽为主，“绿头巾”这个说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换成了“绿帽子”。从先秦的正色间色之辨，到唐代的官阶羞辱，再到元明两代写进法令的身分标记，“绿色”在中国文化里积累了一千多年的卑贱与羞辱意涵，最后才凝结成今天这句——老婆对丈夫不忠，旁人便说，这个丈夫“戴了绿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