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10月30日讯】很多年前，父母教我听新闻时要留个心眼。他们说，广播里宣布粮食丰收，未必就是丰收；宣布大力反腐，也要看看究竟查了谁。父母不是新闻专家，只是经历过太多失望的普通人。他们得出的经验很简单：有些话，得反着听。
我不认为“反着听”就能发现真相。把每句话都当成谎言，同样可能误判。但一想到父母宁肯相信自己的猜测，也不敢相信公开发布的消息，我至今觉得难过。一个社会让人失去信任，往往不是从什么惊天大案开始的，而是从日常生活中一次次不公平的遭遇开始。
不妨想象这样一件事：两个人拿着相同的材料，到同一个部门办理许可证。一个按照要求排队，缺什么补什么，等了又等；另一个找到熟人，打了个电话，事情很快办妥。最后两个人都拿到了证件，但前者从中学到的不是守法，而是“下次也得找关系”。
这只是一个假设，却足以说明潜规则的危害。熟人告诉你办事流程，当然无可厚非；如果熟人能改变本该人人平等的审批顺序和标准，问题就不再是人情，而是权力被拿来照顾特定的人。真正吃亏的，不只是排队的人，还有那些再也不相信规则的人。
有人说，在中国办事讲关系，是懂得人情世故。我不赞同。人与人互相帮忙是一回事，把公共权力当私人资源是另一回事。两者一旦混为一谈，谁有门路谁就先走，谁按规矩来谁就多吃苦。时间久了，守规矩成了迂腐，钻空子反倒成了本事。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习惯会蔓延。今天为了孩子入学托一次人，明天为了看病插一次队，后天遇到自己利益受损，又希望有人替自己主持公道。当人人都想在规则之外找到一条捷径时，最后受伤的恰恰是需要规则保护的普通人。
腐败也不能只按金额大小判断。收受巨款当然严重，利用职务为熟人开一次不该开的绿灯，同样值得追问。它未必造成巨大的直接损失，却能向旁人传递一个信号：公开标准不如私人关系管用。这种示范，比一次办事的不公平影响更久。
说到反腐败，我最关心的不是抓了多少人，而是依据什么查人。有人被查，不等于查处本身就不公正；有人没有被查，也不能仅凭猜测认定他受到庇护。违法与否必须靠证据判断。但调查标准是否一致、处理过程能否依法受到监督，同样需要回答。否则，声势再大的反腐，也难以消除公众对选择性执法的疑虑。
谁决定立案？被调查者能否获得正当程序保障？举报人是否有安全的渠道？调查者自己犯了错，又由谁来追究？这些问题看上去不如公布一串落马名单热闹，却比名单更能说明一个制度是否值得信任。权力如果只对上级负责，不必向公众解释，人们自然会怀疑：反腐究竟是在维护法律，还是在服务权力斗争？
要减少这种怀疑，办法并不玄妙。办事标准应当公开，审批有期限，拒绝有理由，申诉有途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定要有可以核查的记录；存在利益冲突的人应当回避。监督机构不能事事听命于被监督者。把手续搬到电脑上当然方便，但如果后台谁都看不见，暗箱不过是换了个地方。
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允许公众依规定申请联邦机构已有的记录，同时设有法定例外。它并不保证每个问题都有满意的答案，却说明了一种重要的制度观念：公共权力不能只要求民众相信，还应提供依法查证、质疑和纠错的渠道。
我一直记得父母那句“反着听”。当年他们教我怀疑，是想让我少上当；我希望下一代不必靠这种经验保护自己。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妨从最普通的事情看起：没有熟人，能不能把应当办成的事办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人们才有理由重新相信规则，也重新相信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