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貧富差距真相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統計數字,中國的各項貧富差距指標仍在安全線之內,但是近年來,就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連國務院內部資料、報告都不採用那些數據,社科院和各大專業院校幾次組織的局部、片面和小規模專業調查、估算也與官方報告大相經庭。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在這方面也各執一詞,不盡相同。落後的統計系統再加上意識形態作祟和官僚腐敗作弊,把一個國家應有的憂患意識和警戒系統,淹沒在嚴峻的現實之外的信息混亂之中。關於這一點,鄭家享在1995年1月的《內部參閱》中的《轉規期經濟與統計失真問題》有祥細描述。

基尼係數:貧富差距已臨危險邊緣

本文只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隱秘性資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幹才有機會看到的大小《內部參考》和《內參清樣》中,發掘其真實的一面。近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在全國範圍內作了一次嚴格的PPS抽樣,從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作出的計算,中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高低收入差之比)為0.434,同時按城鄉家庭收入分組計算基尼係數為0.445,這組數據表明,中國的貧富查距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基尼係數正常的安全線。

按照世界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Best)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Normal)正常狀態,但超過0.4就算(Warn)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Danger)危險狀態。該中心按照「五份等級」的測算方法測出:中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佔全民所得的4.4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佔社會收入的70.24%,而根據美國90年代的同樣數據: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4.3%,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甚至大於被她歷來斥之為「貧富差距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另外在幾次民間組織的類似調查中,老百姓的感覺與基尼係數不太一樣,調查人員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們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深怕遭「收入來路不明」調查)。據熊海濱在《經濟潮》總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中介紹,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團、學術機構在內的調查組織,在做了充分的統計之後,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可怕的0.69!已經處在社會革命的前夜。

階級剝削:農民是最大犧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實現國有化以後,由於權力階級內部對少數既得利益團體之特權沒有限制,城鄉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人類歷史極為罕見的「二元社會」等級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強制性終身化分的「種性階級」,毫無社會保障的80%「農業人口」的賤民,和寄生式的20%「非農業人口」貴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權官僚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嚴酷的階級差別和利益對立,階級之間不但社會地位、等級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階級隔離」和「階級歧視」。據大陸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非農業人口」製造的工業產品,與「農業人口」製造的農產品不公平交換,製造的「工農產品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國民生產總值之和。而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之巨,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那些五分之一的貴族每年從五分之四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這種狀況只在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進行的農村改革才稍有好轉,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開始後,農村的境況又每況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發行鈔票導致的「經濟過熱」,整個經濟運作就是通過高通貨膨脹貶低幣值,間接進行的財富再分配的過程。

農民在經濟、政治的雙層打壓下,又面臨了晚清和民國四十年代那種全面破產的境地。據大陸社科院統計:佔人口80%「農業人口」的消費能力,由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佔有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其實正是農村原有的消費市場萎縮,才導致大陸國有企業傳統產品積壓、大量工業企業虧損:即英國經濟學家大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圖陷阱」現象),也就是說,總數佔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看看這種人為的階級差別達到多麼觸目驚心的程度!更不用看農民的收入狀況了,據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說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貴州農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溫飽、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絕對貧困人口」,仍有七、八千萬以上。況且這種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進一步擴大的速度,已從原來的「龜兔賽跑」變成了「雙馬背弛」,迅速擴大,越來越遠。

馬太效應:城市貧富兩極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發「八九學運」的官倒、腐敗問題,的確成為社會公眾憤怒的焦點。1989年的一份內參《教學研究資料》中《關於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討論綜述》對當時的腦體倒掛、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這種分配不公發生很大變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業主作為高收入主體進入了「通過非正常市場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農民和國營企業職工成了貧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階層懸殊對八十年代來講,真是小巫見大巫。這種狀況正成為社會穩定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定時彈炸。據1995年3.13期《內部參閱》郭繼嚴、楊宜勇在《城鎮居民收入總量增長分析》中,從國家統計局內部資料顯示:從1986-1992年國有企業單位職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幣,下同)增長到3594元,增長率為36.5%,而城鎮個體勞動者人均貨幣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長率為138.1%,而後者收入通常沒有透明度,所以增長率遠不止於此數。國有企業職工人均月工資為325元,而其他經濟類型職工人均工資為477元。更嚴重的是,由於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目前全國有200多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或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還有450多萬在職職工未能足額領到工資。據馮同慶在《內部參閱》1994年12.19期《我國職工現狀分析》,喻利新、劉朝惲在《改革內參》1994年第24期《全國貧困職工救濟中的問題和對策》中披露,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50個縣市15萬居民生活資料抽樣調查,推算出處於人均月收入低於103元,即貧困線以下的城鎮居民約370萬戶1500萬人。據有關方面透露,企業虧損繼續擴大,更多的國有、集體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貧困人口數量由佔城鎮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達2500萬以上,至今已越3500萬。而據95.1.12新華社的消息:近年領取失業救濟的人猛增,已達280萬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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