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梁啟超的說法，開創風氣的志士仁人，需要「志節、學行和思想」。與梁氏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似乎多十分注意人才的問題。民國二十一年，史學家孟森和他的北大同事胡適聊天，同聲憂心於國家領袖人才哪裡來。孟森回家寫了一篇〈論士大夫〉送給胡適，胡適回應了一篇〈領袖人才的來源〉，兩文同時刊於《獨立評論》第十二期。
照胡適的理解，孟森所說的「士大夫」，就是「領袖人物」。孟氏感嘆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風度，既拋棄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外國「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導者。
胡適在文中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範型式的領袖人物。「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
從民國二十一年到民國九十年，七十個年頭過去了，中國出了多少位合乎上述條件的領袖？尤其在「人格」上，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
臺灣要想產生這樣的領袖，必須先破解三個「迷思」：
一、民主問題：只有選舉的形式上的民主，並不能使國家穩定和進步。臺灣實行地方自治五十年，最後連總統都直選了，還選出個「政黨輪替」來，但今天國家局面如何？
二、「去中國化」問題：「本土化」已推動很久，「兩國論」和「戒急用忍」也行之有年，其效果好像只有把臺灣陷於困境。現在我們也許看得出，不論是統是獨，若一味自外於中國，不把臺灣人民的生存共識與大陸人民的生存共識血肉同體，大概不能解決臺灣的難題。
三、國際援助問題：自清季末葉以來，中國或想找一個先進國家做為學習榜樣，或想找一大國、強國做為奧援，先後對日本、英國、俄國、德國等國家有過幻想，但最後都成虛滅，這證明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救國。現在有人又一廂情願地傾向美國及日本，將來恐怕又是春夢一場。
一個國家，既需要思想家，也需要實行家。思想家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實行家在那條道路上領導大家前進。臺灣有這樣的人物嗎？看不出來。大陸有這樣的人物嗎？還待觀察。
有些人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為什會是中國人的世紀？是必然的嗎？有白吃午餐的可能嗎？如果二十世紀的中國，有譚嗣同這樣的人拉開序幕，那麼二十一世紀為中國剪綵揭幕的人是誰？
正是：我願天公重抖擻，早降開幕第一人。(張作錦)(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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