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黨的貢獻把中國第一流壞人增加到比日本多出一百多倍

作一個中國人很不容易。買東西的時候要辯認一下真假，吃東西的時候要提防有毒沒毒，好不容易搬一個家，寬敞一點了，又擔心是不是一個豆腐渣.幾個月沒發工資了，難得拿到了錢，這些錢不用驗鈔機檢查一下，能放心嗎？而現在驗鈔機又有假貨了。但這些東西還不算太難，因為畢竟是死東西，遇到了活人要辯認真假就更難了。你在街上走著，對面來了一個警察，道老遠的，誰會去留意哪些是真或是假的？走到近處了，他叫你站住，跟他走，你敢不走嗎？他把你領到偏僻的地方，拿出槍來，叫你掏出錢。這個時候你馬上知道他是假的了。可是已經晚了。不僅是傷財，女的還可能被強姦。都說中國人人心太壞了，大家感嘆說，從來也沒有這麼壞過。

可是怎麼壞起來的呢？從文化上、從歷史找原因的人已經不少的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把黨的領導這麼大的因素忽略了。就從殺人這件事來看，情況的確如此。搶劫、綁票，把錢搶走，綁票之後給了你贖金，不就完了嗎？不行，現在還是要殺掉。為什麼呢？那就跟鄧小平的功勞分不開了。1983年鄧小平決定發動嚴打。第三年，就是1985年我到江西採訪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現在偷偷摸摸的小案子少了，可是惡性行事案子，就是說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等等，一年就增加百分之二十幾。為什麼呢？就因為嚴打，該殺的殺，不該殺的也殺。反正強姦是死，強姦之後再殺人也是死。那麼索興滅了口，那不就更難破獲了嗎？那何樂而不為呢？還有一條，陰暗太多，懲罰太重。所以監獄裡面的犯人對社會的仇恨就加大了。他們一旦出獄，就瘋狂報復。這個角色，就是嚴打的角色，錯誤也不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要當時有一點黨內民主就行了。最高法院院長江華當時就極力反對，他說不是有法嗎？從嚴從重從快，明明是違法嗎。他氣得拍桌子，把手都拍骨折了。有什麼用呢？有了這麼一個決策。也因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裡面歷來就不把人的生命當回事。現在中國每年處死的犯人數目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今年江澤民又創新記錄。世界犯罪案件冠軍是美國，他們那裡犯罪人是最多，可他處死的高記錄一年不過幾十個人。再說我們神州大地，卻是兩千多人，難道中國該殺的壞人就比的國家多出那麼多倍嗎？黨的貢獻再大也不至於把祖國的第一流壞人增加到比日本多出一百多倍吧？文革後期我們就常常談，中國人人心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壞？怎麼辦？當時裡一個共識，就是大家一致認為，恐怕要等到我們眼前這些紅領巾一代長大，中國人才能變好。現在三十年過去了，還能把希望放在紅領巾上嗎？少先隊就已經在那裡買官賣官了。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最難辦的問題，恐怕不是怎麼處理共產黨政權的事情。那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最大、最艱難的課題，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靈魂受到的創傷怎麼去醫療。這個問題不解決，老是盼望著強大，強大了又有什麼用？何況老實說也強大不了。一方面不能強大，另一方面連存在都會發生問題，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不是在自相殘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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