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坤:看不見的恐怖 --中共是製造心靈恐怖的天才

「9．11」事件後，恐怖主義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人們突然覺得恐怖活動離自己的生活並不遙遠，而且可能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刑事犯罪和意外傷害一樣。儘管後者的危害與所造成的損失遠沒有恐怖活動那麼厲害，人們還是比較害怕恐怖事件。自此，我們不得不生活在恐怖份子所製造的陰影當中，擔憂著隨時可能降臨的恐怖災難。而這正是恐怖份子所希望的結果。

這是看不見的恐怖。它不同於那種人們可以在傳播媒體上見識到的、在瞬間令人震驚的普通傷害事件。它隱藏在民眾的內心，讓人們從靈魂深處屈服於它的淫威。

無法無天的恐怖活動，是造成這種靈魂恐怖的有效手段，但卻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專制統治者掌握著比具體恐怖活動更有效率、更強大、更無所不包的、製造心靈恐怖的手段：通過政府、立法、法院、警察、秘密警察、准警察、監獄、准監獄、軍隊、准軍事組織等所有可以利用的國家機器鎮壓異己，通過傳媒眾口一詞的宣傳和恐嚇，令民眾生活在普遍的恐懼之中。長此以往，這種恐懼深入骨髓，令人對一切不同的聲音產生條件反射式的恐懼。上個世紀的前共產黨國家和現在的中共統治者，便是製造這種心靈恐怖的天才。

他們精通各種利用國家機器和宣傳媒介製造全民恐懼的技術。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民眾普遍的恐怖之上：民眾的恐怖越深，他們的統治就越牢固。當然，這些專制份子也知道，如果有一天民眾不再恐懼，他們統治的末日就到了。所以，他們必須利用一切手段維持民眾的恐懼。

不論是專制統治者還是恐怖份子，為了製造民眾的心靈恐怖，均遵照一項基本原則：即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們同樣地視人命如草芥、把民眾當做達到目的的工具。比如，通過目的把邪惡的手段正當化，一直是中共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計手段。而這也正是恐怖份子把恐怖活動正當化的理據所在。

但是，脫離手段而談論目的本身的正當性，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行為的正當性離不開手段的正當性：只要手段不正當，則行為不正當。比如，一個人為了愛情，可以去殺人或欺詐。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目的本身具有正當性，但是在此談論目的本身的正當性毫無意義。況且，即使目的正當，也不能把邪惡的手段正當化。殺人或欺詐等手段之不正當，並不因目的而異。因而，無論是對專制統治者還是對恐怖份子而言，目的論辯護並不成立。相反，它乃是一種混淆視聽的狡辯。

中共統治初期曾經利用公開的國家恐怖行為造成全民的恐懼，比如公
開屠殺「地主」、「反革命份子」、舉行群眾批鬥會、遊街示眾等。在「文革」期間，這種國家恐怖行為全面擴展到民間。暴民代理部分國家機器行使製造恐怖的職能。但其基本手段與國家機器如出一轍，比如，當眾毆打、羞辱、屠殺異己份子、抄家、示眾等。暴民的恐怖行為與國家機器的恐怖行為相結合，把民眾的心靈恐怖推向極端，讓紅色恐怖達到登峰造極。

隨著國家機器的健全和壯大，中共已經不再需要藉助暴民的力量來製造恐懼。但是，經過此番紅色恐怖的洗禮，恐怖已經在中國社會無孔不入地，深入民眾的靈魂和骨髓。民眾的內心深處已經建立起一種有效的條件反射：

　　異見─國家機器─鎮壓。

人們下意識地因內心產生不同的思想觀點而害怕，因說出不同的聲音而恐懼。為了免於這種恐懼，人們壓抑自己的思想，閉緊自己的嘴巴；為了逃避這種恐懼，人們撒謊、欺騙、得過且過、苟且偷生。

這種隱秘的、看不見的恐怖，成為中國民眾心靈生活的常態，成為一種腐蝕民眾靈魂、摧殘民眾意志、摧毀民眾正義感的邪惡力量。9．11」事件後，人們可以在許多中國民眾幸災樂禍的言行中，以及某些中國學者對恐怖主義的目的論辯護中，見識到這種邪惡力量的流露。

也許專制統治者所製造的這種心靈恐怖沒有恐怖份子的炸彈所造成的那種瞬間的爆炸性力量，但是，它對民眾心靈的日積月累的腐蝕和敗壞，卻遠甚於恐怖份子的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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