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說過：「我們強大有力，並非因為將士英勇，也不是波蘭人援助得力，而是因為民意－－老百姓的公意。」雨果說：「普遍的道德是社會的基礎，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礎。」一位智者說過：「民主的獲得有賴於政治的清明和人的因素的提高。」毛澤東同志講過：「政策一經制定，幹部起決定作用。」
同樣的體制，不同的作為，談腐敗之源，又怎能對人的因素視而不見?更何況人是一切活動的推動者、實施者，包括體制的制定與完善！在任何極端的體制和制度下，也不乏不出賣自己靈魂和良心的人；再寬鬆的環境裡，也會產生的軟骨頭的人和群體。民主和法制的靈性有賴於忠實於它的人民的靈性。沒有道德、良心和靈性的人民，就不會有強大的法律和秩序。
華盛頓說：「民主社會必須有人民大眾的德行作依靠，否則秩序就不能維持。」早在十九世紀，法國人托克維克就指出：「法制比自然環境更有助於美國的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貢獻更大。」英國人伯克說：「有德的人民不會推舉出腐敗的代議士；卑劣、懶惰、不懂辨別的人民，不會擁有廉能的政府，這是古今的通則。」
一個民主社會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在於每一份子都享有充分自由的同時，對社會承擔相應的責任。有德有勇的群體是不會漠視人們對法律破壞行為的，只有愚頑劣根、不識好歹的群體，才會把透支法律精神為能事。沒有一大批恪守法律道德的執法者和敢於監督執法的群體，任何法律只能是一紙空文。
先有高尚的群體，而後才會有好的社會。符號先生說：「離開道德，一切法律都是不公道的！」像所有的規範一樣，法律制度也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比任何一種規範更加需要社會全體的自覺和擁戴。因此，法律制度對人的自律要求更高，作為他律性的規範，當這種規範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時，如果再缺乏自律精神，那麼無論多麼美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虛設。沒有一隻嚴格恪守法律精神和道德的隊伍，再美好的制度設計也只能是一句空話。更深的因子則在社會的法制精神。
因此，我們在完善司法監督機制的基礎上，必須構築起全社會尤其是司法隊伍對憲法和法律的忠誠與信仰，這是依法治國的需要。人治不如法治，但法治也要靠人來實施。人是靠不住的，但人又是很關鍵的。沒有一隻高素質的恪守法制精神和道德的隊伍，任何法律的監督都會流於形式。正如王安石變法的執行者不效忠變法一樣，保證監督的執法人員一旦不恪守法律和道德，機構和人員也往往只是司法的符號而已。
有法不依，甚於無法。中國不是缺少法律，而是缺少敢於監督政府官員的力量。中國今天依然沒有擺脫官強民弱，民對官無任何制約能力，而當官的則可以為所欲為。
斯邁爾斯說：「政治權利，不管多麼廣泛，也不會使一個墮落的民族變得高尚。」「以個體的不道德為基礎的政治道德，從來就沒有任何穩定的存在形式。」以眾多個體不道德為基礎的法律道德，從來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老翟說：生命只有一次。而我們的同志卻說：即便生命賦予我十次、百次，我的生命也要獻給「集體」。如此國情、民情，很難讓人恭維我們是生活在依法治國的二十一世紀。
群體需要良知，社會需要道德，惟有如此，才能支撐國家的法律。要依法治國，就要呼喚社會的良知和道德。沒有了良知和道德，法律也就缺少了骨骼。高尚的道德和行為，並非絕對地產生和依賴於它的管理體制和思想教育，相反取決於它的民風和社會風氣。個人道德的提升，成為良好的社會風氣的源泉。好的民風，能給人們開創自覺向善的生活模式。
當美國就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很多中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未免小題大做。其實回過頭來看，美國人又豈只是無聊於總統的性醜聞，他們揪纏不休的還在於總統是否對法律不忠甚至阻撓司法調查，妨礙了司法公正。美國人對克林頓、萊溫斯基事件的不依不饒，是他們維護法制精神的堅定信念和對法律的絕對忠誠使然，這是美國式民主和法制得以維持的基石。撇開社會制度上的差異不論，光看美國人對法律的這份孤忠，我們難道可以無動於衷嗎？！
有時侯，法多，非但不好，反而有害。一個法律制裁一批腐敗分子的同時，又在自發地、大批地、每日、每時的培養新的腐敗，執法的過程其實就是再腐敗的過程。在缺乏良知和社會道德的群體和社會裏，我們寧願抱著讓一個飽虱子咬死的可能，也不原讓一批餓虱子為我們打發寂寞和無聊。
正如作者所說，「就整個窩案來看，有時一個企業一個部門貪污已經是公開化和合作化了。在那裡，任何一個人『單獨行動』根本無法作案，只有合作，才能『成功』」。一個地方，一個人無法單獨作案，這本身就說明互相監督的制度是存在的，而且是發揮了作用的。不是個人偷盜，而是集體私分，說明財務制度還是嚴格的。制度是建立在互相監督基礎之上的，互相監督得不到執行，這就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了。
決定法制精神的的因素，並不是法律的喪失，而是人民法治精神的喪失。德國法學家耶林說得好：「主張自己的權利，是公民對社會的義務。」一致通過是奴隸的行經，全體一致是民性的墮落。十九世紀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論述自由制度時，說：「當人民執意要當奴隸時，誰也無法阻止他們成為奴隸。」權利要與不要，關鍵觀念看自己，而民主要不要，其實關鍵取決於民情。在極端的殘暴的奴隸社會，作為奴隸的伊索照樣不為權勢所壓榨和奴役。任何東西都有被施舍的可能，惟獨民主和法制。
《明君比暴君還壞》一文中講過：「惟有那些真正珍視和善待自己權利的人，才能撐起未來中國的脊樑。然而前不久，當上海市政府開始定期發布環境質量公報時，很多市民寫信打電話給市府，對此「義舉」表示讚揚，紛紛說：「真想不到，政府給我們做了這麼一件大好事。」好一個「想不到」！僅此一句「想不到」，就把這個本應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拉回到了幾百年前，因為此時的市民與彼時的小民一樣，「想不到」自己的權利，將本分當作了恩惠，不同的恐怕就只差撩衣跪倒，叩頭謝恩，山呼萬歲了。而在市府發布環境質量公報之前，那些市民的聲音又到哪裡去了？」
民主、富強、穩定、幸福的秩序，有賴於獨立自主、見義勇為的個體參與和維護。只有眾多的個體有效辨別的正義與邪惡，公理與強權，勇敢與懦弱，強健與萎靡，自由與專制，明智地站在真善美的一邊，摒棄底氣不足的病態，並自覺地行動起來，維護社會公義，只有如此，精神文明才大有希望，物質文明才有永恆的保障。一個人有底氣可能是颶風中的籬芭，千萬個人就可能是逆流中的抵柱。
周有光說：「清末老一代不解帝國主義的性質，今天我們一代人瞭解現代文化的性質嗎？」這句話顯然問得很好。現在有些中國人的的確確還不知現代民主政治為何物。也許正因為這樣，社會才常常喜歡重溫「秦漢」舊夢。滿腦沒有民主思想、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的人，怎能成為強健的現代公民？沒有強健的公民群體，何來強大的民主國家？楊支柱說：「民主政治雖然不要求老百姓具有關於民主制度運作的專門知識，但它必然要求公民有自主選擇的能力和對於自己的選擇負責的良知……」
魯迅先生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咒罵的地方擊退可咒罵的時代！」如果國人都能像電影《地道戰》裡一樣，在自己戰區裡紛紛各自為戰，一個一個地殲滅，怕身邊的法律制度也決不會如此大面積的塌方。社會要想醫治缺少底氣的「骨質疏鬆」症，用一個電影明星的廣告詞來講：得補鈣。
最大的腐敗不是官場上的腐敗，而是人民漠視社會腐敗。人民的漠視，是腐敗生長的沃土和肥料。巴爾扎克說得好：「傻瓜旁邊必有騙子。」腐敗的坐大，是群體不爭的必然。我們怪不著別人，我們只能怪我們自己不爭氣。作家張平說：「對腐敗保持沉默是可怕的。」一旦對腐敗麻木了，那將是我們民族真正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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