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局中的幾大疑惑

2002-02-06 15:39 作者: 洪 輝(中國留美學生)

手機版 简体 0個留言 打印 特大

歷經二十多年的大陸改革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給世人留下了眾多的困惑,因為許多世界公認的「常識性」問題,似乎都被大陸的發展現實所「證偽」,由此給東西方的中國學研究留下了許多「哥德巴赫猜想」。

政治領域的三大困惑   

首先,在大陸改革的政治領域,至少有三大課題使人困惑。第一是八九民運與中共政權壽命的關係。著名的中外學者在「六四」事件後大都預測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但竟然在此十二年之後,為甚麼中共仍然能夠安然執政?流行的解釋是,鄧小平運用了「用金錢和腐敗買穩定」的戰略,但問題是為甚麼「六四」後的中共,還有可能用金錢和腐敗買穩定?為甚麼「熱愛」民主的中國人民,能夠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種「贖買」?尤其是,為甚麼用金錢買來的穩定,能夠持續如此之久?

第二是腐敗與動亂的關係。權力腐敗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政治危機的導火線,但為甚麼遍地腐敗的大陸並不見改朝換代?而且學者們大都認同,腐敗的根源是政治的專制和媒體的不自由,但問題是民主的菲律賓、印度和南韓,其腐敗的程度也是舉世震驚。於是,學者們開始探索大陸的腐敗是否與政治專制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是否東方文化孕育下的腐敗,並不一定阻礙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西方標準的搞腐敗,在東方也許是搞關係?東西方的腐敗定義,是否需要雙重標準?   

第三是中共領導集團的政治分類問題。西方學界大都習慣運用線性思維,將中共領導集團分為一條直線上的左右兩極。例如,在八十年代,人們將中共領導集團分為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與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但是,一旦鄧小平與陳雲聯手鎮壓八九民運,就將這種線性區分逼到了尷尬的境地。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又將李鵬劃為保守派首領,將朱鎔基歸為改革派大將。但當朱鎔基表態支持鎮壓法輪功之後,又使這種分類變得蒼白無力。尤其是面對一大批腐敗份子,如陳希同等,八九民運前有人將他評價為改革派,因為他確實為北京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在八九民運中,他盡全力鎮壓學生運動,所以主流媒體又將他歸為保守派。於是,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定位無處不在的腐敗集團,就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們留下了一堆困惑。很顯然,嚴肅的學者開始摒棄保守派改革兩極的分類,但又難以提出精確概括大陸領導集團的分類方法。

如何評價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濟   

除了政治研究領域,大陸改革的經濟研究領域也同樣出現許多困惑。其一,如何評價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多數東西方學者認為,事物的發展必有共同的終點和目標,任何不符合基本常識和共同規範的「奇怪」或「獨特」的現象,必然是暫時的和過渡的,而且認定大陸改革與西方社會的發展必定是殊途同歸。所以,對於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多數人斷定這是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暫時現象,其最終方向必然是市場經濟。但是,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權力與資本、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形態,既不是計畫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更難斷定它的未來發展方向一定是市場經濟,因為它的本質是壠斷的和排他的,所以在根本上,它是反市場經濟的。   

其二,如何評價在大陸出現的有成效、但無規則的經濟體制「怪胎」?例如,介於西方股份制與大陸集體所有制之間的股份合作制、介於土地私有和集體所有之間的土地承包制、以及介於鄉村工業和城市工業之間的鄉鎮企業,尤其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典的教科書向來認定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就不應有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則不可能在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存。但這種將車輪做成方形的嘗試,卻在大陸魔術般地成為現實。問題的關鍵是,這些體制「怪胎」是過渡的經濟形態,還是獨立的經濟常態?

中國大陸外逃資金與經濟發展   

其三,如何評價大陸的外逃資金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眾所周知,大陸權力資本家們的資產不是重新投資國內的產業,而是大量轉移國外。據統計,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外逃資金是三百六十四點七四億美元,時至二○○○年,外逃資本猛增到四百八十億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對大陸的投資額才四百零七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國外的資金也不是再行產業投資,而是進行消極儲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學、以及購房消費,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資產來源都是非法和不正當的,由於大陸實行了儲蓄名實制,相當程度上堵住了黑錢的流通,於是逼迫大批「灰色資產」外逃。   

由於資金持有者無法將資金轉化為資本,只關心短期的消費,不關心長期的投資,所以,大陸的經濟正在重蹈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將大量資金揮霍於消費領域,而沒有及時地轉化為企業資本,其後果就導致盛極一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國迅速衰落,而當時英國及時將資本原始積累投入產業發展,成為第一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是,既然大陸的資金出多於進,為甚麼在全世界經濟出現蕭條的二○○一年,大陸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夠高達百分之七以上?這似乎又挑戰了外資是推動經濟發展重要動力的經濟學理論。

社會領域的令人費解現象   

最後,不僅大陸的政治、經濟領域挑戰了流行的西方理論,而且大陸改革的社會領域更是出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現象。   

一是大陸中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問題。按照西方的經典理論,中產階級向來是一個追求獨立、民主的社會階層,但在大陸的民營資本家卻以依附權力為榮,並強烈反對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例如,大陸的所謂中產階級中的中共黨員比例不斷上升,一九九三年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為百分之十三點一,到二○○○年已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八。可以預見,一旦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付諸實施,中產階級的中共黨員比例有可能超過三分之一。這些所謂的中產階級大多維護現行的政治體制,強烈要求江澤民繼續在位,成為政治權力的寄生階層,因為它們發財的源泉與特權的關係極為密切,它們希望自己血本所投資的政商關係能夠最大程度地延續,改朝換代就意味著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動盪的關係。根據一般的經濟常識,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期望值增加,必然對社會現狀不滿,加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的犯罪率也必然上升。所以,根據東亞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旦超過八百美元,就開始進入了社會動亂頻發的動盪期,而大陸在四年前就達到了這一危險指標。另外,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一旦超過零點四三,就超過了全社會大動盪的警戒線,而大陸的基尼係數已高達零點四五八,為甚麼就是不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工人暴動和軍隊兵變?與此相關的是有關大陸三年飢荒的研究,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是,為甚麼中國餓死近四千萬人,竟然沒有出現任何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而當時民眾所承受的痛苦指數遠遠超過當年的陳勝、吳廣。

於是,學者們有理由困惑,是經典的教科書錯了,還是中國大陸確是一個「異數」,自外於世界潮流和國際規範?或者人們還需要等待,等待大陸未來發展的現實來證明經典教科書的正確?但學者的使命是針對現實,去解釋事實,並由此創造新的理論,而不是用事實去遷就現成的理論。   

總之,諸如此類的問題和「猜想」不僅困擾西方學術界,也值得中國學者反思和探索。筆者希望上述困惑能夠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

<<開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68美元/年),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歡迎給您喜歡的作者捐助。您的愛心鼓勵就是對我們媒體的耕耘。 打賞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評論



退党

視頻
更多

看中國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