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貧富差距之「馬太效應」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統計數字，中國的各項貧富差距指標仍在安全線之內，但是近年來，就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連國務院內部資料、報告都不採用那些數據，社科院和各大專業院校幾次組織的局部、片面和小規模專業調查、估算也與官方報告大相經庭。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在這方面也各執一詞，不盡相同。落後的統計系統再加上意識形態作祟和官僚腐敗作弊，把一個國家應有的憂患意識和警戒系統，淹沒在嚴峻的現實之外的信息混亂之中。關於這一點，鄭家享在1995年1月的《內部參閱》中的《轉規期經濟與統計失真問題》有祥細描述。
　　
基尼係數：貧富差距已臨危險邊緣

本文只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隱秘性資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幹才有機會看到的大小《內部參考》和《內參清樣》中，發掘其真實的一面。近年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調查中心」，在全國範圍內作了一次嚴格的PPS抽樣，從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作出的計算，中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高低收入差之比)為0.434，同時按城鄉家庭收入分組計算基尼係數為0.445，這組數據表明，中國的貧富查距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基尼係數正常的安全線。

按照世界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Best)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Normal)正常狀態，但超過0.4就算(Warn)警戒態，達到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Danger)危險狀態。該中心按照「五份等級」的測算方法測出：中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佔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佔社會收入的50.24%，而根據美國90年代的同樣數據：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6 %，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4.3%，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甚至大於被她歷來斥之為「貧富差距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另外在幾次民間組織的類似調查中，老百姓的感覺與基尼係數不太一樣，調查人員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們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深怕遭「收入來路不明」調查)。據熊海濱在《經濟潮》總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中介紹，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團、學術機構在內的調查組織，在做了充分的統計之後，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可怕的0.59！
　　
階級剝削：農民是最大犧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實現國有化以後，由於權力階級內部對少數既得利益團體之特權沒有限制，城鄉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人類歷史極為罕見的「二元社會」等級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強制性終身化分的「種性階級」，毫無社會保障的80%「農業人口」的賤民，和寄生式的20%「非農業人口」貴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權官僚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嚴酷的階級差別和利益對立，階級之間不但社會地位、等級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階級隔離」和「階級歧視」。據大陸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非農業人口」製造的工業產品，與「農業人口」製造的農產品不公平交換，製造的「工農產品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國民生產總值之和。而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之巨，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那些五分之一的貴族每年從五分之四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這種狀況只在八十年代初進行的農村改革才稍有好轉，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開始後，農村的境況又每況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發行鈔票導致的「經濟過熱」，整個經濟運作就是通過高通貨膨脹貶低幣值，間接進行的財富再分配的過程。農民在經濟、政治的雙層打壓下，又面臨了晚清和民國四十年代那種全面破產的境地。據大陸社科院統計：佔人口80%「農業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開放之初，佔有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其實正是農村原有的消費市場萎縮，才導致大陸國有企業傳統產品積壓、大量工業企業虧損：即英國經濟學家大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圖陷阱」現象)，也就是說，總數佔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看看這種人為的階級差別達到多麼觸目驚心的程度！更不用看農民的收入狀況了，據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說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貴州農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溫飽、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絕對貧困人口」，仍有七、八千萬以上。況且這種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進一步擴大的速度，已從原來的「龜兔賽跑」變成了「雙馬背弛」，迅速擴大，越來越遠。
　　
馬太效應：城市貧富兩極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發「八九學運」的官倒、腐敗問題，的確成為社會公眾憤怒的焦點。1989年的一份內參《教學研究資料》中《關於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討論綜述》對當時的腦體倒掛、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這種分配不公發生很大變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業主作為高收入主體進入了「通過非正常市場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農民和國營企業職工成了貧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階層懸殊對八十年代來講，真是小巫見大巫。這種狀況正成為社會穩定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定時彈炸。據1995年3.13期《內部參閱》郭繼嚴、楊宜勇在《城鎮居民收入總量增長分析》中，從國家統計局內部資料顯示：從1986-1992年國有企業單位職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幣，下同)增長到3594元，增長率為36.5%，而城鎮個體勞動者人均貨幣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長率為138.1%，而後者收入通常沒有透明度，所以增長率遠不止於此數。國有企業職工人均月工資為325元，而其他經濟類型職工人均工資為477元。更嚴重的是，由於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目前全國有100多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或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還有400多萬在職職工未能足額領到工資。據馮同慶在《內部參閱》1994年12.19期《我國職工現狀分析》，喻利新、劉朝惲在《改革內參》1994年第24期《全國貧困職工救濟中的問題和對策》中披露，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50個縣市15萬居民生活資料抽樣調查，推算出處於人均月收入低於103元，即貧困線以下的城鎮居民約370萬戶1200萬人。據有關方面透露，企業虧損繼續擴大，更多的國有、集體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貧困人口數量由佔城鎮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達2000萬以上，至今已越3000萬。而據95.1.12新華社的消息：近年領取失業救濟的人猛增，已達180萬人，是上年的十八倍及前七年的總和。這些貧困人口有三大特徵：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二是物價上漲，難以承受；三是公費醫療得不到保證。據九六年民政部統計，近幾年需要救濟的災民和貧困戶達1.4億，優撫對象4000萬人，孤老病殘人員5000萬人，總計2.3億多人。然而，大陸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濟只是杯水車薪，面對龐大的貧困群族，民政部也無能為力。
　　
權力金字塔：財富集中在哪裡？

1995年《人民日報》發表一條消息：大陸居民儲蓄總額已達21518.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長了101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長82倍，年平均增長率達31.7%，這種財富增長率和高儲蓄率世界罕見。然而如此之多的財富為什麼又有如此之的貧民呢？錢到底去了哪兒呢？1995年4月5號的《中國市場報》刊載的一份調查報告給了人們一些啟示：佔大陸人口10%的貧困人口，只佔有存款總額的3%，且呈下降趨勢，而佔總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且呈上升趨勢。這位資深社會學家預測，這種差距正按每年10%的速度擴大。也就是說，佔中國大陸十分之一的人，卻幾乎擁有全國一半的私人財富！那麼究竟是哪些人、通過什麼渠道獲得的如此多的財富呢？據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學者研究發現：九十年代初興起了幾大純粹的金融投機行業，金融拆借、股票市場，房地產業，期貨市場，債券市場等等，在不完備的法制和貪污受賄暗盤交易中，僅僅依靠絕對權力和假借國家的資金投入，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額的私人財富再分配。他們用手中的特權有賞調撥國家資金；勾結特權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撈「原始股」；批條子、批地、內外串通炒作房地產；受賄批准期貨市場的准入證；最近又行起一種上下聯手、官商勾結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這就使得只要擁有權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積累部分資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確有聰明才幹的人，在幾次不公平的投機中迅速爆發。大陸的一百多位財富超過一百億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大多都是通過這種「非市場手段」，在九十年代湧現出來的。他們擁有大陸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財產、豪宅、進口汽車。據大陸媒介報導：最近案發的陳希同、王寶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國家上億元資金炒股、私用，貪污上百萬巨資，擁有好幾套別墅、轎車、還公款養情婦。僅周北方一人購買香港半山區最貴的千萬豪宅兩座！
　　
朱門酒肉：還能再臭幾時？

　　在幾億百姓貧困交加、肌腸碌碌，幾百萬兒童上不起簡陋的小學、成為新一代文盲的情況下，看看這些官倒、權貴和爆發戶是怎樣「朱門酒肉臭」的吧！1993年7月1日「廣州酒家」推出「黃金宴」，食用黃金從日本高價進口，不到一月就售出一百多席，每席八萬至十萬；深圳「龍都豪門宴」，每席定價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港幣，至今生意興隆；九四年上海「蘇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門宴」，頭兩天以半價優惠，每席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從九三年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年消費量一萬六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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