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社會公正問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出的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社會公正問題。奇怪的是，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一向卻很少見到有人專門討論，特別是在經濟學界。在大多數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章著述中，連社會公正這個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好像那根本不算什麼問題，要麼就是認為這個問題與經濟學沒什麼關係。國內的<東方>雜誌曾連續登出卞悟先生的四論公正至上的長文，精彩透闢，切中時弊，據說在一般讀者群中反應很強，但在經濟學界卻沒見到有多少呼應。這看來不僅僅是言論禁忌的緣故，因為在言論自由的海外，經濟學家們也很少觸及這個問題。異議人士(國內的和海外的)近些年來比較強調社會公正。也有一些有自由派之稱的知識份子提出不同看法，在李澤厚與劉再復提出的中國發展四程序中，社會公平被置於第三位。由於李、劉二人對他們的主張沒有給出多少說明和論證，所以令批評者難以著手展開深入的討論。不過從他們主張社會公平應當緩議緩行這一點來看，那反映了一種較為普遍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觀念，故而值得注意。我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向何處去>與<評鄧>等文章中曾經用了不少篇幅討論社會公正問題。這裡，我打算再對此作一專門論述，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充分重視。

讓我們先從綿陽工潮說起。

1.誰有權解雇工人?

最近，四川省綿陽市數萬工人，因所在企業突然宣布破產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種事或許已經不算什麼新聞了。據悉，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今年六月初國務院關於妥善安排企業下崗職工的會議上承認，全國已有一千三百多萬國營企業職工下崗待業，每天都有下崗職工集體請願，包圍地方黨委的事件。

對於國營企業下崗職工的抗議活動，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為當局推行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人－－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國營企業虧損嚴重，不改不行，改革方法之一就是裁員或宣布破產，由此造成的大量工人失業實屬難免，這本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若因此便向廠方、向政府施加壓力，那就有無理取鬧之嫌了。他們奇怪:為什麼同是被解雇，合資企業、私人企業的失業者通常都很少找廠方糾纏，唯有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失業者卻要和領導爭鬧不休?有人乾脆說，這些「國家職工」實在是讓「大鍋飯」和「鐵飯碗」給慣壞了，簡直成了「工人貴族」。不過這種批評很難令人信服。所謂「斯米克現象」就是一個反例。上海一家生產「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國營企業，效益極低，有台商前往洽談合資事宜，員工中風傳台商可能裁員，於是大家幹活都格外努力，效率倍增；後合資未成，台商離去，該廠的生產效率頓時降回原樣。這再次證明了「桔生於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的老道理。還需進一步分析的是，為什麼同樣的一批工人，當企業是或變成是合資企業或私有企業時，他們可以比較坦然地接受被解雇的命運，哪怕失業後領取的救濟金更少；但是當企業仍屬國營性質時，如果要解雇他們，甚至僅僅是降低工資削減福利，工人們卻不肯善罷甘休，要向廠方或政府抗議?其實，工人們做的全對。道理很簡單，如果企業是合資是私有，你是僱主，我是僱員，僱主當然有權解雇僱員；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你廠長和我工人同樣都是企業的主人－－或者同樣都不是主人，那麼，我工人憑什麼就該被你解雇?你廠長憑什麼就有權力解雇我?有的工人說得好:「廠子又不是你家開的!」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好比兩人合夥做生意，為了工作之便，張三負責管理，李四做具體工作，如果兩人投入的資金相等，幹活也同樣賣力，那麼，不管生意遇到多大困難，張三和李四只能同舟共濟，張三絕對無權炒李四的魷魚。國有企業等於是全體職工幹部合夥做的一個生意，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等於是全體國民合夥做的一個生意，在其中，廠長和工人，政府首腦和普通百姓，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分工的區別，只要工人或百姓沒犯錯，廠長或總理就無權扣他們的工錢，讓他們失業。這層道理如此顯明，難道還需要更多的論證嗎?

2.「六軍不發無奈何」

我們完全贊成，中國的經濟必須改革。另外,我們也清楚地知道，雖然改革的目的在於增進全社會的利益，但是在改革過程中，難免有部分人的利益會受到暫時的損失。換言之，我們不得不為改革付代價。這不是改革的錯。認為改革會帶來社會代價的觀點是錯誤的。社會代價不是來自改革，而是來自舊體制長期積累的欠債。這筆欠債是非償付不可的，問題是，誰來付債?或者更準確地說，首先應該由誰來付債?

昔日安史之亂，叛軍攻陷長安，唐玄宗在士兵保護下倉皇西逃。到了馬嵬坡一地，士兵舉行集體抗議，要求除掉楊國忠、楊玉環兄妹以謝天下。照理說，除不除掉楊氏兄妹對戰局並無影響。要擊敗叛軍，收復失地，還必須靠士兵們一刀一槍，浴血奮戰。士兵們絕不是捨不得打仗，但是，滔天大禍既然是你楊氏兄妹造成的，你們至今還高坐台上，卻要我們當兵的去流血犧牲，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六軍不發無奈何」，到頭來，風流天子唐玄宗也不得不同意除掉楊氏兄妹，這樣，士兵們方肯一戰。那以後，玄宗的威信盡失，皇位也坐不穩了，不久後就傳位給了兒子。

這是古代中國的例子。再講一個現代西方的例子。二戰結束之初，戰敗的德國經濟相當衰敗。駐西德的盟軍當局一度實行管制政策(包括管制物價)。西德的艾哈德政府則深信，唯有大刀闊斧地採用自由主義政策才可能促進經濟的復甦與繁榮。這首先就需要開放物價，但是開放物價又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波動，它會使得許多民眾的利益受到暫時的損失。盟軍當局對應否採用此一措施疑慮重重。基於對形勢的深刻洞察，艾哈德政府毅然決定在一天之內開放物價，結果並未引起什麼波動，西德民眾默默地承受了這一改革所帶來的暫時困難。這是因為，西德民眾不僅充分理解開放物價的意義，明白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眼下的困難完全是當年希特勒政府作孽留下的遺產，艾哈德政府對此沒有責任。納粹政府既然已經灰飛煙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麼，對於它留下的種種惡果，大家除了咬緊牙關努力克服之外，還能怎麼樣呢?舊政府的垮臺，了結了一大筆歷史爛賬。新政府沒有義務去支付這筆算不清、賠不盡的糊塗賬。所以人民不會去反對新政府，向新政府施加壓力。好比一家銀行破了產，老闆自殺，新老闆重打鑼鼓另開張，原來的老客戶們雖說倒了大霉，吃了大虧，他們總不會把氣撒在新老闆頭上。

3.關於「道德資本」

今日中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舊體制分明是共產黨一手搞起來的，因此，改革舊體制所需的代價就首先應該由共產黨來付。這是世間最明白不過的道理。可是，中共自己非但不付任何代價，把所有惡果全部轉嫁到對此惡果毫無責任的民眾身上，而且還趁改革之機大發橫財；民眾不服氣，反要招致當局的鎮壓。這好比楊氏兄妹穩坐釣魚臺，還在那裡命令士兵們流血賣命，還要把帶頭抗議的士兵抓來砍頭。這就好比銀行不倒閉，老闆更不自殺，但他卻宣布不再償付客戶，而且背地裏還把客戶的存款私分，同時還把前來質問的客戶扣上「暴亂」的罪名押入大牢。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事情嗎?

不錯，為了有力的推行經濟改革，我們需要一個強勢的政府。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也認為改革需要強勢政府，但是，科爾奈堅決反對壓迫性的極權政府。他說，不論壓迫性的極權政府能夠實現怎樣的經濟成果，他都堅決反對為穩定化而付出這樣的代價。科爾奈根據Haggard和R.R.Kaufman的研究成果指出，那種認為壓迫性的極權制度更能有效地實行改革以及保持穩定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就否定了中國的所謂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我這裡要補充的一點是，即便你同意藉助於一個專制的政府搞改革，那麼，你也必須要有一個新政權而不能依靠舊政權。舊政權必須讓位，舊政權必須為它過去造成的惡劣後果負責任付代價。唯有新政權才有足夠的道德資本去改革去實行新政策。正像「斯米克現象」所揭示的那樣，廠子若變成合資變成私有，工人們被解雇沒什麼話好說，但若還是國營，當官的從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卻要讓千千萬萬的工人失業下崗，憑什麼?

4.「有血有肉的私人」在哪裡?

不久前，王小強發表文章，對科爾奈的私有化方案提出了深刻的質疑。科爾奈聲稱，改革國有企業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國有企業交到「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手中。話是不錯，可是，這些「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究竟在哪裡呢?不知深淺的人也許會納悶:普天下難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私人」嗎?怎麼會發愁找不到呢?其實，王小強的問題不是找不到真正的私人，而是找不到有資格的私人。

記得王小強講過一段故事。在改革之初，中央採納了分田到戶和承包制的建議，農業生產頓時突飛猛進，人民公社頃刻土崩瓦解。於是，不少年輕的改革家們便以為，只要靠著一個「分」字一個「包」字，就可順利完成把共產制度私有化的偉大改革。一天，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帶著他們來到鞍山鋼鐵公司，問道:鞍鋼該怎麼分怎麼包?眾人望著這十里鋼城都楞住了，無言以對。

能像分田到戶那樣,把鞍鋼平分給鞍鋼的全體職工－－不，平分給全中國的全體國民嗎(國有企業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因此每一個國民都該擁有平等的一份)?不能。因為這樣平分(哪怕是只分給鞍鋼的全體職工)的結果，導致了對龐大的、不可分的單位的肢解，等於是把大企業白白浪費。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什麼都不是了。基於同理，對大企業實行股份制也很困難，因為這很容易導致股份的過於零碎分散，到頭來沒有人會對企業的經營具有真正的興趣。這好比一萬個人共同沖兌雞尾酒。每個人都會想:如果別人都拿劣質酒，只有自己拿優質酒，到頭來只能喝到劣質酒，自己就吃了大虧；如果別人都拿優質酒，只有自己拿劣質酒，到頭來也能喝到優質酒，自己就搭了便車揀了便宜。這樣，儘管人人都對企業的增益十分關心－－人人都想喝到優質的雞尾酒，但人人(起碼是大多數人)都抱著想佔便宜，至少是不想吃虧的心理，不肯對企業的經營下十分氣力－－沒幾個人願意自己拿出好酒來沖兌，其結果必然是企業虧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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