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歐盟如此破格的立場並沒有立即引起中共的強烈反彈，直到一週後的4月18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負責人才分別表態，其口徑完全一致：列舉了中共與歐盟的眾多成功合作、充分肯定中歐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意義的同時，對歐盟在人權、宗教自由、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特別是兩岸關係上的新立場表示遺憾和溫和的抗議，指責歐盟因不瞭解中國的歷史而誤判現實，要求歐盟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而對美國在此類問題上的立場，中共即便在行動上採取低調應對，但是在言詞上也一定要嚴厲。中共決不會像針對美國那樣，就歐盟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而發表關於歐洲人權姿態的白皮書。顯然，中共對歐盟的反彈要比對美國溫和得多。正如在科索沃戰爭時期，美國作為北約一員和歐洲的主要盟國，本來是在幫助歐洲恢復和平秩序，防止人道主義災難的愈演愈烈，但是中共卻把反對北約空襲南聯盟的主要矛頭對準了美國。這顯然是基於聯歐抗美國的利益需求。
眾所周知，為了抗衡美國，中共在外交上進行著多方位的出擊，一心拉攏歐盟，試圖與俄羅斯及獨聯體結盟，與那些和美國不友好的國家稱兄道弟，其中包括伊斯蘭國家、殘存的共產國家和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國。而歐洲，無疑是中共最下功夫的地域。因為從當今世界的國際關係格局的角度講，歐盟的影響力僅次於美國。所以，藉助於歐盟在一些國際問題上與美國的分歧，中共盡量使歐盟的對華政策明顯區別於美國，使西方世界無法形成遏制中國的戰略同盟。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特別是在關係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的問題上，如導彈防禦系統、反導條約、邪惡軸心、巴以衝突、京都議定書等問題上，中共的立場一直向歐盟靠攏。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和外交智囊們，一談起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向，必然要談到多極化，一談到多極化就必然把歐盟作為制衡美國的重要一極。中國還在經貿上利用大宗訂單來進行收買，比如，中共一直在空中客車和波音公司之間玩著平衡遊戲，有時為了給美國人臉色看，會毫不顧及經濟利益地舍波音而取空中客車。
同時，儘管歐美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但是與美國相比，歐洲的中國政策一直比較溫和，特別是在最容易引起中共憤怒的人權和臺灣問題上。在人權問題上，美國一直採取較強硬的譴責和對話並重的立場，歐盟則基本放棄公開譴責而轉向以對話為主的策略。每年聯合國人權大會關於中國人權的譴責議案問題上，歐洲大國的溫和與美國的強硬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在兩岸關係上，歐盟也較美國溫和，雖然歐盟也主張和平解決兩岸關係，但是從來沒有像美國那樣：既明確表示反對中共保留對臺使用武力，又尊重臺灣人民具有決定自己未來歸屬的權利。
在臺灣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2000年大選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在高度讚揚了臺灣的民主成就的同時，提出兩岸關係的未來解決必須徵得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意願。而歐盟，作為世界上最成熟、最具凝聚力、組織程度最高的洲際政治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僅次於美國的重要作用，而且，歐盟沒有臺美之間的傳統戰略關係，卻如此正式宣示與美國極為接近的台海政策，對臺灣和大陸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對臺灣來說，這無疑標誌著國際主流社會對臺灣建設民主社會的巨大成就的整體性公開支持，當臺灣政府來自二千三百萬人民的選票之時，臺灣人民具有選擇未來的國家歸屬的權利也就理所當然。自由臺灣與獨裁中共的較量，隨著臺灣的民主制度日漸鞏固和成熟，也隨著人權高於主權原則的日益普及，臺灣必將在世界上贏得越來越廣泛的支持，終將在時間的競賽中贏得未來。可惜，臺灣人似乎更看重來大陸投資賺錢，而不太願意對中共政權講人權和民主。但是，金錢外交只能得益於一時，自由民主之光才會閃爍於久遠。
對大陸來說，這是國際社會對專制強權的又一次警告：一個獨裁政權企圖以武力威懾為後盾、以經濟統戰為策略來征服一個自由政權，這是無法為國際主流社會所接受的。雖然，歐洲和美國的對華政策會有策略上的不同，但是在反獨裁促民主這條底線上，二者的道義立場和利益訴求則是相同的。在中共最看重的臺灣問題上，歐盟不會像美國那樣，在軍事上支持臺灣的防禦，更不會明確表示一旦受到來自中共的武力攻擊將協防臺灣，但是，基於價值觀及制度的相同和真正的盟友關係，歐盟起碼在道義上決不會反對美國的武力協防臺灣。如果大陸一意孤行，那麼中共政權不僅要與臺美拼實力，也將在道義上陷於孤家寡人的境地，幾乎不可能真正贏得這場「失道寡助」的戰爭。所以，對臺尊重民選政府和民意所向，對內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會為兩岸的華人帶來真正的福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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