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宣告死症——讀鄭義的《中國之毀滅》

作者:康正果 發表:2002-05-14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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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發展及其國民的成長,與政府對國情的估計以及知識界灌輸給國民的國家形象有十分重大的關係。如果政府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且能實事求是地向人民講清楚所有的情況,即使業已存在種種危機,也會有計畫地逐步走出劣勢,進而向優勢轉變。在能源危機而環境意識空前高漲的今日世界上,除非國家領導人缺乏起碼的知識或主管部門的官員不稱其位,恐怕很少有哪個政府不懂得限制資源的開發和加強保護本土的環境。

不幸我們中國的情況自中共建政之日起即踏上了失控的歧途。像我這批五十年代進小學讀書的一代人,從小都是在中國地大物博,「六億神州盡舜堯」這樣的國家自豪感熏陶中成長起來的。地理課告訴我們,中國除了領土比蘇聯小,其它的似乎無論什麼都是最多。那時候拖拉機把處女地開成農田,原始森林一片片伐倒,水庫大霸攔河建立起來,在中國人的觀感中都充滿了革命浪漫的氣勢,都是與天地奮鬥其樂無窮的象徵。甚至林立的煙囪冒出滾滾濃煙,在詩人的筆下都成了一朵朵黑牡丹向天空輕盈地綻放。人家蘇聯二戰後人口銳減,所以要獎勵母親英雄。可悲的是,本該大力控制人口的中國竟也緊跟老大哥照學不誤,直至放開生孩子生了近三十年,有一天發現所謂的「人多人手多」並非好事,這才強制性推行起計畫生育的政策。接著引入了人均數字的概念,從前那些讓中國人自豪的大數字經過更龐大的人口一除,面對無論什麼都排在後面的統計一覽表,中國人終於看到了五十年代宣傳的虛妄及政策制定者的愚昧無知。原來我們的資源不惟不富裕,且正趨於耗竭,進入二十一世紀,整個的生態環境已到了瀕臨崩潰的地步。在鄭義最近出版的《中國之毀滅》一書中,這一宣告死症的緊急報告得到了發聵振聾的揭示,特別對於造成諸多惡果的原因,書中更有大量深刻的剖析。因此我要向讀者鄭重推薦這本重要的新書,不管你意識到還是沒意識到中國生態的危機狀況,讀了鄭義的書都會加深你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與眾多的海外華人一樣,從局外反顧故國的災難,鄭義也獲得了一種洞若觀火的距離。但與相當一批隔岸觀火者的冷漠態度不同,鄭義對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一向都表現得滿懷的憂心如焚。他人雖出來了,整個的關懷依然在那塊厚土上。這正是小說家的鄭義變換寫作方式,選擇寫非虛構作品,窮數年之力蒐集和篩選了那麼多統計資料的動力。他說他為一項數字的核實,有時甚至花費一週的時間。也正是付出了如此艱辛的勞動,他終於拿出了一部讓翔實的數字和具體的個案直接向讀者說話的巨著。

如果你至今還沈迷於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遼闊及其「江山如此多嬌」的畫面,請你認真對待鄭義幾乎是一項項拿刀子刻下來的數字:首先,中國的水土流失面積已達367萬平方公里(佔國土38.2%)。僅中共建政四十多年來,年均新增水土流失面積便達5.35萬平方公里。(鄭書,頁45)其次,荒漠化土地面積增長到262.2萬平方公里(佔國土27.6%),其中94.5%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頁59)最後,在剩下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卻成倍增加,於是「在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我們的人均生存空間已被壓縮到原來的1/5。」(頁67)此外,在全世界26個人口超過五千萬的國家中,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位居倒數第三,而近年來,每年減少耕地竟達7900萬畝之多(頁89、91)。中國的國土總面積固然很大,但真正適合中國人居住的生存空間的確越來越狹小了。就是這些日益縮小的空間,其它方面的情況還在不斷惡化,讓我再往下摘錄鄭義提供的數字,:其一,江河湖泊在大量乾涸,五十至八十年代,潰決堤壩達2976座,年均100座(頁140)。其二,污水橫流,每平方公里的污水負荷量為世界平均數的16.5倍,全國五萬公里主要河流的3/4以上都污染到不生魚蝦的程度(頁165、166),近海均受污染,渤海幾成為死海。其三,城市大氣污染全球第一,「如果打破國家界限,僅以污染程度排名,則前二十名可能絕大部分為中國城市所囊括。」(頁192)其四,到處垃圾堆積如山,因堆放垃圾而每年廢棄土地10萬畝。(頁205)其五,狂捕亂殺野生動物,五十年來,造成大量動物滅絕或瀕臨滅絕。其六,人均能源儲備不及世界平均值的1/2,而單位產值能耗則高達世界平均值的三倍。按鄭義的演算法,中國現在正以高於全球其它國家六倍的速度走向資源的耗竭。(頁267)太多的數字看得人實在揪心,從正文到腳注,字裡行間,報警的數字滾燙地佈滿了這部六百餘頁的厚書。在此,鄭義是以醫生診斷病體的認真出示這些病變數據的,也是以絕不隱瞞的見證來列舉國人自己作下的罪孽的。鄭義的揭發可能會刺痛某些諱疾忌醫者的情緒,可能會讓他們覺得鄭義的話有些聳人聽聞,甚至會惹得某些「愛國賊」指責他亂拿洋人的標準裁奪中國的國情。然而有人不以為然也好,有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也好,甚至有人唱「先污染後治理」的調子也好,中國的生態列車奔向卡桑德拉大橋的趨勢則是任何人的否認或無視遏阻不住的了。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人曾因列強的入侵而產生過亡國亡種的恐懼,激進的知識份子們以為只要中國富強了什麼都會好起來,結果祭起了共產黨這一面不祥的紅旗。外侮是抵禦過去了,沒想到以抵禦外侮的名義而專起政來的黨國體制卻在全國範圍內製造了千百倍慘烈於外侮的全民自侮。昔日的外敵對中國其實僅造成了皮毛的傷害,外敵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成了階級鬥爭論者發動國人自相殘殺的藉口。五十年代以降,幾乎誰也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強大起來的同時,也一步步踏上了自毀之路。從《山坳上的中國》到鄭義這部新作,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發出了新的救亡呼聲:這就是警告當局和國民,中國正在自取滅亡。在鄭書的後半部,作者以充分的事實和分析向我們說明,導致並加速國人自毀的致命因素正是中共的黨國體制。

應該承認,現代化乃是全球生態惡化的根本原因,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但在資本主義自然發展的西方國家,上有私有財產法權的制約,下有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工業化早期的掠奪性開發早已得到抑制,現代的環境科學和生態觀正是西方國家從自己製造公害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教訓。五十年代工業化起步之初,中國政府本有這方面的教訓可資參考,完全可以避免或減少某些巨大的破壞。但中共始終採取「高速增長」的政策,且常根據最高領導人一時頭腦發熱的想法大搞所謂「趕超戰略」,由此一誤再誤,從大煉鋼鐵到如今的三峽工程,無數的大型工程盲目上馬,都對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破壞。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不知道有多少建設都是在破壞環境的進程中完成的。鄭義在自序中明確指出:「『公有制』,特別是『兩權分離』的『公有私營制』乃是生態環境的第一殺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所有權與使用權之分離,造成了史所未見的環境與資源破壞,從而把一個尚有希望的中國引向毀滅。」(頁14)這一提法是鄭書的一個重要發現,我在此有限的書評中無法展開評述,讀者自可在原書中讀到深入的分析。兩權分離的惡果是,無論集體還是個人,為達政治或經濟的目的,都採取了不計成本和後果的做法,掠奪性的短期行為比比皆是,因為土地、水域、樹木和礦藏是公有的,人皆知從中取利,卻無人負遺害他人或後世的責任。此外,鄭義在書中首次應用了生態經濟學的方法,他給我們算了一筆驚人的生態賬。他提醒我們,計算國民總產值,還應把浪費、破壞了的資源環境折合成資金計入成本。據鄭義的統計,「近年來的『高速增長』背後,資源與環境的浪費與破壞竟高達每年21萬億以上。」(頁555)要知道,1997年中國國民總產值僅7.48萬億元。顯然,所得愈多,所失愈甚。得了眼前利,蕩掉的卻是中華民族活命的老本。這樣走下去,誠如鄭義在書末所言,中國的毀滅真是在劫難逃了。

在列舉了鄭書對生態環境的制度性破壞所作的各項分析之後,我還想提出一點小小的補充,其實鄭義在他的小說《神樹》中已觸及了這一問題。生態的破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國民心態的敗壞同步嚴重起來的。從前的中國人普遍是敬天而愛物的,在我幼年的記憶中,對任何傷害生命或浪費物質財富的行為,周圍的大人常常都自然而然發出「造孽」或「暴殄天物」的指責。那時候多數人的生活雖然並不富裕,從今天的科學主義眼光來看,他們甚至都顯得過於迷信,但在他們自身經濟或知識的有限性中,過去的人卻維持了某種古樸的崇敬感。他們並不懂得環境科學,然而華夏的山林水草及珍禽異獸正賴此低度開發的生活方式才得以千百年保持下來。如今,大概是非斷送在這唯物和科學得夠貪婪、夠殘忍的後代手中不可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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