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共產黨的「偽造多數」-- 寫在六四屠殺13週年

在六四事件13週年那天晚上，我和加州一位華人在一家電臺就六四屠殺問題進行辯論。加州那位華人說，洛杉磯一家中文網站曾做過調查，當地80％以上的華人認為「六四」時中共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當即就對這種說法質疑，問那個網站是在多少受訪者中、以什麼方式做的調查？對方沒有回答。

美國華人對六四持什麼看法？我沒有全面調查的數字，但當年卻在洛杉磯親身經歷了當時成千上萬的華人走上街頭，抗議六四屠殺，呼喊「打倒共產黨」口號的場面，那是一個群情激昂、天人共憤的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在大陸的中國人怎麼樣？我沒有、也無法進行全面的調查，但從北京當局每到「六四」就嚴加防範、如臨大敵的勁頭可以推測出，人民沒有忘記。如果人們都不在乎了，政府為什麼還要這麼提心吊膽地防範？

《華爾街日報》六月四日的社論題目是「世界盃的恐懼」，其中提到中共當局密切監視各地大學生對足球賽的反應，擔心恰好在六四那天舉行的中國隊和哥斯黎大的比賽結果，會刺激學生市民湧上街頭重提六四。

而中共本身，從它對六四的定性已五次改口來看，它不僅在乎，而且相當顯得理虧。中共最初把六四定為「反革命暴亂」，然後降級為「動亂」，後來稱為「事件」，不久又改口說是「一場風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這一次比一次降級說明什麼？說明共產黨本身對這「那件事」也無法理直氣壯。不要說對六四遇難的學生市民的名單13年（！）來都不公布，就連他們當年稱讚的鎮壓學生的「共和國衛士」的士兵名單也不敢公布，由此可見這個政權對六四屠殺心虛到何種地步。

有人說，不管怎樣，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人公開悼念六四遇難者。但這絕不能說明人們忘記了六四，而明顯是政治高壓和社會條件限制的結果。西方大眾傳播學者伊麗莎白　諾爾紐曼曾以「沉默螺旋」的理論來解釋極權社會的「偽造多數」現象。她認為，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那些擁有自己想法的人們，由於沒有表達渠道，再加上他們擔心冒犯官方媒體上的「多數人」意見，結果每個人都這麼想，都保持沉默，就把事實上他們的多數「沉默螺旋」成「少數」；而官方報紙上不斷渲染的那個「黨和人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的「人民」就好像真的成了「多數」，由此官方報紙的「偽造多數」得以成功：那些事實上的少數人，通過他們壟斷的媒體渲染、偽造成了「多數」。

當處於無權者地位的人想挑戰這個「偽造的多數」時，政府就動用武力，把那些試圖打破沉默螺旋的人們送進「古拉格」。專制社會就是這樣靠兩種方式統治：「偽造多數」的意識形態；古拉格式的武力鎮壓。

「大屠殺」使人們看清了什麼是「共產黨」。 今天，直撥電話、傳真機、網際網路等的出現，給打破沉默螺旋提供了更多的條件。共產黨的偽造多數越來越困難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再也無法回到原來那樣，如同擠出的牙膏無法再擠回去。因而西方新聞學者埃利胡　愷茲說，「劇烈的革命之所以產生，往往並不是由於人們的觀點態度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而是因為人們對別人的觀點態度的瞭解發生了劇變。從這個意思上說，信息交流可以解放人。」

六四事件的直接結果之一，它使千百萬處於沉默螺旋中的中國人一下子知道了別人的想法，知道了他們是真正的「多數」！正是這種共享的信息，在解放人的同時，決定著那個偽造多數政權的垮臺。而今天人們需要的是機會，像俄國、東歐國家人民的那種機會，在展示多數人聲音的同時，結束那個少數人專制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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