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2年6月4日筆者收到的一封信的內容：記者：您好。以前一直對記者這個行業頗為嚮往……我曾想如果我是記者，事情就不會這麼難了。2000年11月13日，我懷孕已十個月，離預產期僅十餘天，因為發現異常，打電話叫急救車。但急救車出車慢，也不對救護者做任何護理和檢查，又走遠而錯誤的路線，導致花了近兩個小時才將我送到醫院。我肚裡的孩子因窒息時間過長而死亡。我曾向北京報刊媒體反映此事，可是他們卻麻木不仁，不予理睬，實在令人氣憤。這件事雖說在記者的眼裡不是什麼大事，但它的新聞價值卻不小。急救車原本是為了急救人命，但事實上卻是在奪人生命，這是怎樣一件可怕的事啊。不知情的人們還把生的希望寄託在急救車上，沒料到這慢悠悠開來的卻是死亡之車。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為什麼記者對此事不動於衷？是不是因為沒有打點？如果我是記者，結果肯定大不一樣。所以還是當個「無冕之王」好啊。生活在中國，覺得無權無勢，真的是很無奈、很弱小。署名是「一位朋友」。
鏡頭二：
2000年7月16日6時30分左右，四川威遠縣就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冷漠運政」案。據羊城晚報報導，當日，該縣公路運輸管理所客運管理辦公室稽查員李俊、羅定國等4人將一輛長安牌麵包車攔截盤查，在獲知車上搭乘有產婦急需醫院搶救的情況下，仍不放行，整個過程延誤時間約20分鐘，致使產婦及腹中胎兒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於當日7時40分死亡；
鏡頭三：
青年學者余傑在2000年12期《中國律師》雜誌上發表文章說，冷漠是一種罪惡。他這樣寫道：這個悲慘的故事，是我輾轉從當記者的朋友那裡聽來的。北京某國有企業一對失業了的夫婦（用委婉的說法，叫做「下崗」），妻子懷孕快要生產了，因為家中一貧如洗，不敢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於是，丈夫借來一輛板車，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獸醫院找熟人接生。沒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難產，獸醫不敢處理，勸他們立刻到大醫院，否則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險。丈夫咬著牙蹬著平板車一路疾馳，妻子在車上痛苦地呻吟著。當平板車來到一個繁華路中時，警察攔住了他們。原來，這條街道是國賓道，不允許人力車經過。警察執行公務一點也不含糊，雖然那時並沒有尊貴的國賓的車隊通行，但他依然堅持不放行。孕婦的呻吟和鮮血，警察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這名警察仍然「剛直不阿」。沒有辦法，丈夫只好蹬著車繞道前往醫院。中途耽誤了半小時，到達醫院時，大人和孩子都已經失去了搶救的時機，雙雙死亡。晚上，悲痛萬分的丈夫一個人在破舊的家裡上吊自盡了。
看了上述三個鏡頭，我該說什麼好呢？尤其是今天我收到的一封來信。本來這樣的事情多是在報紙上看到，也多發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是其中有兩個鏡頭「實錄」在北京，而且有一個是當事人親自寫給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就不能不感到吃驚了。這或許只是其中級個別的例子，有沒有更多的悲劇被遮著掩著，沒有大白於天下？而且真相永遠沒有公諸與眾，更別替讓「無力者有力，有力者前行」了。
在這裡，我並不想為新聞圈做什麼辯護，新聞界不是一片淨土，同樣有官場的腐敗，這是公開的秘密。我知道，真正有力量的人要麼不再做記者了，要麼已經被同化了。記者圈裡的金錢交易也是令人驚訝的，只是沒有人願意揭露而已（很多時候人人都有份，自己難辭其咎），幾乎沒有一次新聞發布會沒有紅包。在北京的新聞發布會，紅包往往更厚，我知道有800元一次的，有的記者發一篇稿子可以得到上萬元紅包。當然，最少也有100元的，有時候記者什麼事情都不用做，稿子不寫，也不用發稿，就可以拿出場費，這難道公平嗎？日長天久，似乎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見怪不怪了。當然，我也與很多記者朋友交流過這個事情，一般來說記者的慣例是主動送的紅包就「默許」，但記者不能死氣白賴地上去討紅包，丟人現眼的。記者大多丟不起這個人－－但不乏無德之人。罵記者拿紅包，養成難改惡習，到最後說到責任問題不能不說對方也應當負一半，是誰把記者都慣成好吃懶做的人？記者原本就是這樣的嗎？我初當記者的時候激情滿懷，我還有一批在《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等大媒體實習的剛出大學校門的新朋友，大家都是無怨無悔地投身新聞圈，可是後來呢？大約不到3年染缸生活，我們當初的激情漸漸被時光消耗一空，甚至有的原本很優秀很勇敢有一定的潛質的記者不再以當優秀記者為榮，而是落荒而逃追逐聲色犬馬了。這難道僅僅是記者的不對，社會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染缸？
其實，我只不過是發了一通牢騷而已。我知道，這種反應應該是正常的，事實不容我們迴避。做記者也是很艱難的，一方面為了應付報社的領導，另一方面還要對得起自己的職業，有時候自己辛苦寫了幾天的稿子被領導一句話給槍斃掉，有時候自己違心地寫領導安排的沒有新聞價值但有經濟效益的稿子，甚至刊登一些與新聞事實不符不夠公平公正的文章，這樣下去更是斷送了記者們投身新聞傳媒的堅定信心，做記者有時候自認窩囊自甘背棄新聞規律。
不過，我在這裡對鏡頭一我的朋友親身經歷的事情額外人記者的冷漠感到難受。冷漠是一種罪惡，余傑說得一針見血，余傑的文章也是滿腔憤怒。當年生活在國民黨時代的魯迅不是也是對社會上的弱者鳴不平嗎，為什麼現在眾多的有身份的學者們怎麼少了沸騰的熱血和滿腔的憤怒呢？現在，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大環境裡，冷漠的悲劇經常發生，誰又鬥膽鳴不平呢？有時候記者願意寫這樣的文章，可是最後是記者的領導在阻止記者發稿，這豈不是更徹底的悲哀？
我的一位朋友，《中國青年報》的記者盧躍剛在他的一本書《大國寡民》中說過一句話：「貧窮和愚昧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確實如此，在我們很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沉默的大多數」、「懦弱的大多數」，而社會正義、社會良心都被集體無意識地拋到九霄雲外了，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當然，我作為記者，有時候感到一種責任感，就是即使事實上我們付出的努力並沒有使事情成功，甚至沒有公開發表，但記者們不應該放棄努力。媒體人士應該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立場，假使自己的報紙發不出稿子，可以努力找朋友的媒體把真相公布出去。首先自己放棄努力，對自己的職業來說是不負責任的。我在從事記者期間，也遇到很多令人憤怒和熱血沸騰的新聞線索，比如村幹部欺壓村民，涉嫌貪污集體財產，打擊上訪者，我曾經多次試圖通過體制內的合法途徑幫他們的忙，雖然大多數以失敗或無效勞動而告終，但我還是找到了一點安慰，任何一點點的努力，也是一種努力。任何一點點的進步，也是一種進步。
不過，對於我的那位悲傷的產婦朋友來說，我現在說什麼也都晚了，在當時恐怕她也沒有料到那樣的一個結局－－「急救車原本是為了急救人命，但事實上卻是在奪人生命，這是怎樣一件可怕的事啊。不知情的人們還把生的希望寄託在急救車上，沒料到這慢悠悠開來的卻是死亡之車。」這，不能不說是體制上的問題，假使這個駕駛員是個有良心的人，但是放在那個令人麻木的崗位，而不明確他的責任，他會盡他應盡的義務嗎？他若盡了他的義務，可他會享受到什麼權利呢？或許他干與不干一個樣，多干少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如此，他又怎能跳出這個體制而有所作為呢？這位產婦朋友還說，「生活在中國，覺得無權無勢，真的是很無奈、很弱小。」如果產婦的父親或哥哥是個有權勢的人物，是位高官，或者家裡有較多的財產，她就會安心在收費昂貴的醫院裡等待孩子出生，而不是急匆匆地叫救護車……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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