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民間組織空白和誠信荒漠

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性合作，從血緣以及熟人關係向陌生人之間的轉化，最初，在交易規則上依賴於自發形成的公共道德和約定俗成的社會習慣，在社會組織上依賴於自發民間組織的形成、發展和完善（主要是行會、教會及教育機構）。之後，在社會由傳統的身份制向現代的契約制轉型過程中，自發合作的習慣性規則逐漸演變為日益成熟的法律體系，基於利益互惠或信念認同而自發形成的民間組織也要求與之相應的制度保障。於是，保證社會誠信的另一項現代制度也隨之出現，那就是由法律保障的結社自由權利，即公民的自治權利。政府不能幹涉結社自由和公民自治，正像政府不能幹涉個人財產權利一樣，乃是天經地義，因為法律的道義基礎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

　　現代社會中的誠信之建立，沒有民間自治組織的發育是不可能的。無論是私有企業還是民間社區，無論是宗教團體、政黨、工會，還是各類行業協會、教育機構、慈善組織，也無論這些組織從事的行業多麼不同，但在民間自治的意義上則是共同的：它們皆是人與人之間基於利益互惠或信念認同而自發走到一起的自治組織，是由血緣關係向超血緣關係、由個人自治向群體及社會合作自治的擴展，也是由自利向利他的擴展。正是獨立於政府又超越血緣的民間自治社團，給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提供了最佳公共空間。反過來，沒有法律對結社自由的保障，民間自治組織便無從建立，更無法維繫，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也就很難超越血緣關係和對政府的依賴，陌生人之間的社會性誠信也就很難形成。

　　總之，健全的現代社會之誠信，主要表現在三種關係之間：１、繼續保持傳統的以家庭為核心的親人以及熟人之間的血緣性互信；２、以法律為核心的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公共性互信；３、以自治組織為核心的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既超血緣又獨立於政府。維繫這三種誠信關係的是統一的法律和公德。在三者之間，自治組織不僅標示出民間的自主性，而且具有基礎性的中介功能，是連接個人與群體、個人與政府的最佳紐帶與現代社會相比，凡是專制社會都是傳統社會，不管這樣的社會存在於千年之前還是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也不管是權力的家族繼承，還是暴力奪權和政黨獨裁。這樣的社會，既沒有平等的獨立個體，也沒有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政府面對的是分散的原子化個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中介，至多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家族或宗族或鄉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只能建立在血緣或熟人之間。換言之，獨裁政府最希望面對的就是分散的孤立的個人，是人與人之間的無誠信，是社會的一盤散沙狀態。因為，分散的孤立的個人之間很難建立彼此互信，因而無力向獨裁政府挑戰，一盤散沙的社會最容易被權力操控。獨裁程度越高的社會，個人就越分散越孤立越缺少互信，社會的一盤散沙狀態就越嚴重。

　　現代共產極權社會，其獨裁政治對社會誠信的破壞可謂登峰造極，不要說民間自治組織蕩然無存，連傳統社會的家族或宗族性的民間社會也被連根拔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遭到滅頂之災。在極權制度下，一切皆來自權力的強制或恩賜。唯有官辦組織和欽定的階級身份，才能作為人與人之間建立互信的標準，個人被迫處於既絕對依附又完全孤立的雙重困境之中：一方面，極權統治壟斷了所有社會資源，把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最基層的每一個細胞－－農村的自然村落和城市的居委會，人們被強制組織進由政府操控的各種組織和單位，個人被逼入絕對依附於政權的境地，個人離開了官辦組織便一無所有。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又徹底分離，非經過官辦的組織、單位及階級身份的鑑定，個人之間發生任何關係都是危險的，介紹信制度和階級身份歧視制度，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交往，交朋友和談戀愛都要看階級成份，婚姻關係必須首先經過組織或單位的批准，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認。階級標準把人劃分為歧視性的相互隔離的政治等級，被欽定為不同階級的個人或群體之間，哪怕是血緣親情也絕無信任可言。個人信任是以官辦組織歸屬為前提，階級之愛是以階級之恨為前提，所謂「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是以「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般無情」為前提的。

　　任何獨裁都依賴恐怖，恐怖來自相互隔離孤立的原子化個人，獨裁統治的秘訣之一，就是迫使個人陷於孤立。因為孤立的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獨裁者才會有安全感。所以，相互孤立的原子化個人就變成了恐怖政治的心理土壤。極權制度是高度組織化的整體國家，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個人對黨、階級、組織、單位、政府、國家的依賴，不是由於個人發自內心的信任，而是來自外在恐怖的威逼。因此，個人儘管每天活在組織或單位的群體中，活在階級歸屬的認同中，卻又處在毫無社會誠信的絕對孤獨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監視的軍營式群體之中。

　　共產極權社會由兩部分構成－－全黑幕的權力操控（壟斷的暴力與意識形態）和全透明的專政監獄。極權者隱藏在誰也無法窺測的黑幕後面，運作著無孔不入的權力機器；被統治者中的每個人皆處於被監視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無處躲藏。極權制度不僅依靠專職的秘密警察，而且把每個人變成業餘的秘密警察。

　　公開批判和背後暗算成為社會常規，每個人既是監視者告密者又是被監視者被誣告者，同時還是自我監視者和主動坦白者。每一雙眼睛都是一部監視器，他人的目光充滿了警惕和敵意，每個人的內心皆有恐懼和陰謀，隨時準備當災難來臨之際落井下石。無論多麼親密的關係皆被警惕之眼所滲透，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同志誣陷，等等，已經成為極權制度下的家常便飯。毛澤東時代許多名流之死，皆與殘酷鬥爭中的親人背叛有關。如果在社會暴虐之外還有血緣親情的維繫，有家的溫暖，有妻子兒女的安慰，有親朋好友的同情，相信許多人能活下來，而不會絕望自戕或在完全的孤立中悒鬱而亡。如果老舍的妻兒不參與對他的揭發批判，家庭的溫暖可以平衡紅衛兵的批鬥羞辱，老舍也許不會自沉太平湖；如果顧准的妻子不離婚不自殺，顧准的幾個兒女中，哪怕有一人肯於見父親一面，顧准也決不會在被親人拋棄的孤獨中悒鬱而死。共產極權下的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非但毫無信任，反而被相互猜疑相互防範相互陷害所主宰。這些，都真的驗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名言：「他人即地獄。」

　　當年，馬克思主義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理由之一，就是資本主義造成勞動的異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和人本身的異化，而共產主義則能夠全面消除這些異化。很反諷的是，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帶來的卻是遠比資本主義更冷酷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是現代共產極權社會，才試圖切斷一切傳統，徹底打碎溫情脈脈的家庭，把個人孤立為原子化存在，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置於殘酷鬥爭的鐵血之中。柏林牆倒塌後，發現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長達１８０公里的案卷、４０００萬張卡片、幾十萬份電話竊聽記錄和近１．５萬袋撕碎的文件，涉及６００萬份個人檔案（東德人４００萬份，西德人２００萬份），還有三分之一檔案材料一直沒有清查。積累如此龐大的秘密檔案，靠的是秘密警察制度－－安全部的２萬名軍官、９．４萬名情報人員和分散在全國各機構中的４１７．３萬名眼線－－形成的無孔不入的特務網。自從這些檔案對社會公開後，要求查閱的人越來越多（每個月有高達１．４５萬人），柏林牆倒塌的１０年來，每個月都有過去的特務或眼線受到揭發。現在已有４５０萬人的檔案材料被公開，涉及一切領域和不同種類的群體，從黨政各級領導到各類社會名流至平民百姓，特務也滲透到夫妻、父子、師生和朋友之間。

　　這檔案就是一部活歷史，敘述著極權制度是怎樣靠毀滅社會誠信來進行恐怖統治的。毫無疑問，每個共產極權國家都有類似前東德的秘密檔案，只不過至今還沒曝光而已。共產極權的階級關係和鬥爭哲學對人性的踐踏蹂躪，冷酷到只有鐵血恐怖和背信棄義的程度，已經把人變成了非人，把人與人的關係變成霍布士所說的「狼與狼」的廝咬。這，實在是共產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沒有想到的。

　　當下中國，儘管敵視家庭的共產極權轉化為寡頭威權，儘管出現了一些向現代商業社會轉變的跡象，但是，由於一黨獨裁體制未變，中國在整體上仍然是傳統社會，很難建立現代的商業誠信。改革以來，與擺脫鬥爭哲學和恢復經濟相適應的人際關係，特別是經濟交易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首先在血緣及朋友熟人之間恢復，其次在稱兄道弟的黑社會中復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仍然是國人的信條。特別是，執政黨仍然不允許自發的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組織生存，個人仍然處在分散的原子化狀態，所以，中國的所謂市場經濟的交易合作，主要不是依靠正規的法律制度，也不是以合法的民間組織為中介，而是依靠政治權力的介入，依靠非正規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下交換，依靠官商匪之間的勾結。於是，在當下中國，私營企業在人員構成上的家族化熟人化，權貴利益集團的家族化、交易規則的黑箱化尋租化、民間社會的黑社會化，也就成為必然。

　　近幾年，中國私營企業的家族化趨勢已經引起國內外經濟學界的關注，關於此類現象的研究評論和調查結果也時有所聞。大陸私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既是假冒偽劣商品的最早最大孳生地，也是家族企業佔絕對優勢的地區。根據溫州大學民營企業課題組２００１年的調查，在全部被調查企業中，家族持股５０％以上、擁有對企業絕對控制權的企業佔８０％。在公司治理結構上，也往往是貨幣資本與人力資本、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合二為一。企業主與總經理同為一人的企業佔４０．８％，總經理為業主合作者的佔３８．３％，而外聘職業經理人的企業只佔１４．２％。這種現狀說明溫州民營企業不僅是家族所有式企業，而且是家族管理式企業。

　　更具中國特色的家族化現象，還不是私營企業的公開家族化，而是中共各級權貴利益集團的隱蔽家族化（去年１１月，大陸的《證券市場週刊》發表「神奇的華能國際」一文，觸及到的李鵬家族把國有大電力公司華能國際變成家族企業，僅鐾嘎凍鋈u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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