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尼高娃在浦東海神諾富特酒店住了十天，她住的是第47層1800美元一晚的總統套房。她剛退房，服務生還沒有進門打掃，上海《生活週刊》記者就步入這個始終有保鏢看守的重重之地，尋覓古尼高娃在房間留下的蛛絲馬跡。
集體偷窺
記者這樣描述：主臥室房間正中，「擺著一張六尺大小的白色雙人床，床上的被子被捲成一團，床單也還是皺巴巴的。」「床上原本應該有五隻枕頭，而現在只有兩隻歪歪扭扭地倒在床頭。兩隻被扔在床沿旁，另外一隻則被打入櫥內。
從現場情況可以推測，庫娃的睡姿也並不怎麼樣。」「在床頭櫃，記者發現一張其傳聞男友，著名歌星胡里奧之子--拉丁歌王恩里克．伊格萊西亞斯的一張唱片封套。封套外殼已經很舊，封面上是赫然幾個中文大字『永恆之吻』，這顯然不是庫娃從家裡帶來的。」
記者接著描述了她浴室用過而留下的痕跡，她用過的化妝品；冰櫃裡她每天會動三樣東西，原味品客薯片、可口可樂和健怡可樂；每天早餐前，她要喝一杯巴黎水，每天都吃很多西瓜和菠蘿-記者帶領讀者一起打探，感受庫娃剛離開幾分鐘後房間氤氳著的她的氣息。
媒體就這麼帶領讀者集體偷窺。
任何人都不是純潔的玻璃體，任何人都有權保留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讀者卻在記者的引誘下，滿足了偷窺欲。狗仔隊在香港傳媒界早就不陌生了，這兩年臺灣媒體的狗仔隊也時有所聞，如今中國大陸的媒體記者正迎頭趕上。
兩種反應
九月中下旬，中國大陸媒體最為關注的事件，無疑是流行樂壇歌手高楓從病危到離去的過程了，連南京湯山毒殺事件死了那麼多人，都沒有高楓的死來得震撼，當然，這裡無疑有當局嚴控報導的原因。
曾在英國留學一年的高楓，之前就以歌曲《大中國》轟動中國的。34歲的高楓病危消息，轉眼間成為大大小小的媒體娛樂版的頭條新聞，連篇累牘，鋪天蓋地。9月19日他死後，截止到20日，新浪網上對高楓的網友評論多達500多頁。圍繞這一事件，人們更多的是像在看一出懸念迭起的戲劇。高楓被揣測的病因，有很多的「文章」可做，有巨大的「想像」空間。有媒體說，高楓染上的是「PCP病毒性肺炎」，據說有只有三種人可能被傳染，腫瘤病患者，曾做過肝肺移植手術的人和愛滋病患者。在眾人眼裡，最後一種正是「不道德」的代名詞。
於是，一個巨大好奇，瞬間被各種媒體以愛昧手法迅速調動起來，媒體帶領讀者迅速加入一場隱私偷窺運動：他究竟得了什麼病，是怎麼得的病，他的朋友們，他的私生活-至於當事人的生死、疾病本身，以及他的權利、尊嚴及其親友的感受，反而游離了這齣戲，被媒體與公眾置於一邊。這樣的集體偷窺，把原本不應缺乏的對人類命運的關心和悲憫束之高擱，令事件終於成了一場鬧劇，劇中心人物，被當成一種道具。
同在9月19日突然去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紀光，卻沒有什麼人關注。63歲的何紀光，當年是以《挑擔茶葉上北京》享譽全國的。死的前一天，他參加完張家界一個活動回到長沙的，半夜感到喉嚨有點痛，身子微微出汗，早晨他再沒有醒來。
同樣是突然去世的音樂人，一個被媒體瘋狂炒作，一個根本就無人問津。原因就是後者與愛滋病沒有任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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