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界面臨的雙重圍剿

　　十月革命後，蘇聯曾有過四年時間允許各種政治傾向的報刊存在。二十年代一個時期，黨內不同的政見可以在黨報上公開討論。至於對蘇聯社會生活陰暗面中非政治性現象以及中層以下官員的不良作風與錯誤的批評甚至諷刺，則直至斯大林死去為止，從未在報刊上消失。從中央到各共和國，都有專事揭露和諷刺的漫畫期刊出版。這一切自然不能觸及本質性問題，無非是政權的一種點綴而已。然而，畢竟聊勝於無。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中共執政後不出數月，一切民辦報刊一概被封閉，全部新聞媒體都定為「黨的喉舌」。在組織上，所有新聞社、館的總編都由黨委任命，以便加強控制。在內容上，雖無明文規定，然而，不僅黨報（電臺同）的社論、評論必須準確地傳達黨的聲音，一切報導的每一句話也必須與黨的「精神」相一致。各級黨委的決定、領導人的講話與行蹤必須放在最顯要位置。

　　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就叫「輿論一律」，中共統治下新聞界的鐵律。現代北京政治領袖的用語略微文明，稱之為「輿論導向」。 (博訊boxun.com)

　　「黨的喉舌」、「輿論一律」和「輿論導向」，這就是中共建政以來的基本新聞方針。三位一體，一以貫之。

中共有一個奇怪的邏輯，似乎大陸上發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壞事－－包括自然災害、交通事故、民事糾紛等，都使中共臉上無光。在這一心理邏輯的指導之下，新聞媒體只能報喜不報憂，只有成績、沒有缺點，只有好人好事、沒有壞人壞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1953年「三反」運動中處置貪官以及不同時期的「反黨集團」等的新聞），黨、政、軍和社會生活的負面報導是絕對不准見報的。

　　對外部世界的報導，也嚴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決定取捨。1950年北韓對於南韓的進攻，中國媒體的報導全然顛倒真相。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報告，很快傳遍世界，而中國大陸卻作為黨內機密文件只限高幹閱讀，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紹。

　　新聞從業人員除少量一般編輯、記者外，領導和骨幹必須是中共黨員。他們的職責，首先不是獨立、敏感地去發現新聞線索和瞭解、研究社會動向與讀者要求，而是「吃透上級精神」，其主動性的範圍不超出宣傳政策時在詞藻上下功夫，「正面報導」成績、經驗、與先進人物時選取更理想的對象，作更生動的描述。久而久之，縱使是有才能的記者在長陷窠臼之後也難自拔，三十年後稍有自由時雖有心重寫社會真正需要的報導和文章，也難越舊軌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的思想、作風竟完全「官化」，從仕成為他們的目標。

1956年，在蘇聯、東歐「解凍」潮流和毛澤東實行對文藝和學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影響之下，中共對大陸新聞界的控制稍有鬆動，為顯示姿態，把《文匯報》等幾個原屬民主黨派的報刊歸還於原黨派手中。一些報刊因此開始出現對黨、政官員和社會現象的批評。然而隨即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那場運動中受到打擊最慘重的就是新聞工作者。這一點可以從新聞界的「右派」比例之高得到證明－－很多單位則超過百分之三十，有些達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黨報竟佔百分之九十。反右造成了一種恐怖性的震攝作用。從此，偌大中華，鴉雀無聲；全國媒體，盡歸黨有。中共真正獲得了在大陸恣意妄橫行無忌完全不受約束監督的全盤壟斷地位。

一波緊接一波的大難由此而起

　　反右運動使全國陷於沉默，新聞界一片死寂，這才使毛澤東1958年發動瘋狂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成為可能。大陸新聞界受到重創後，倖存者中許多人便從此走上「風派」道路。「大躍進」中的浮誇是導致空前大飢荒的主要原因，而新聞媒體誇大糧食產量與其他錯誤的報導，推波助瀾，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一部分記者是為邀功請賞而有意這樣做的。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新聞媒體實際上提前二年便已開始。1962年十月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後，伴隨著「反修防修」鬥爭的開始，全國新聞媒體便進入了意識形態的「戰爭狀態」。到1962-1965年，宣傳的單一化和極端化已接近文革時期。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準備，並不是從1965年年末發表「評《海瑞罷官》」才開始的。

　　文革初期，在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下，全國出現了數以千計的大小不等的「革命群眾組織」。一時間，人民群眾在「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享有了相當大的新聞出版自由。各群眾組織和不同派別都自發地、不經登記和審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報」、「刊物」和傳單。不過很快，在掃蕩完政敵之後，毛澤東統治的文革後期中國，就陷入了更加單調和恐怖的「輿論一律」之中。

　　自從毛澤東去世，江青等人被逮捕後，大陸政治空氣鬆動，有一段被稱為「民主牆」和「民間刊物」的時期。其時，以北京為中心，一批民間刊物破土而出，並生存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論壇》等等，魏京生、王軍濤、胡平、劉青等人都是它們的編者或作者。這批刊物未經官方登記許可，由老百姓籌款自行油印或鉛印出版，公開以「民主」和「言論自由」為訴求中心，完全獨立於官方的傳播媒介體系之外。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上，那是一段非常顯眼的異數。當時，由於中共黨內正進行著毛之後的「凡是派」和「實踐派」的權力鬥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實踐派」為藉助民間輿論打擊政敵，故對「民刊」網開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擊敗後，鄧馬上轉過手來，逮捕魏京生，鎮壓並取消了「民間刊物」。

目前中國新聞業受到的專制禁錮

　　趙紫陽於1987年初繼任中共總書記後，決心有步驟地推行民主化，並提出必須擴大「透明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權」。新聞工作者的鬥爭和黨內改革派的支持，終於在1989年五月中旬使大陸新聞自由實現一個歷史性大突破：中央正式決定，自五月十四日起，全國新聞媒體對天安門運動進行客觀報導。雖因戒嚴令使這次決定僅僅實行了六天，其意義和影響確是不能低估的。多達二、三百個城市之捲入運動，同這段時間的報導大有關係。

　　六四屠殺後，新聞界遭到大清洗，其規模甚至超過文革。《人民日報》從社長、總編輯起，到各部門負責人和編輯、記者骨幹幾乎全部被撤職、處分、外調或降格使用，（而文革初期他們不過是暫時停止工作，大部分後來恢復原有職務）。從軍隊調來的二百多名素質低下的幹部取代了他們。

　　新聞界普遍遭到整肅。1989年10月4日中共頒布的《關於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是六四事件之後對新聞界進行整肅的文件。作為該《通知》的結果，是相當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躍的報刊被關閉、查封、停辦。六四前後被查禁的報紙有：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社會報》，北京的《經濟學週報》，深圳的《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報》、《特區工人報》以及蘭州的《西部晨報》等；在刊物方面則有：武漢的《青年論壇》，北京的《新觀察》、《走向未來》雜誌，上海的《大學生》、《新啟蒙》、《思想家》、《文匯月刊》等。

　　六四事件後，中共重新恢復了毛時代干擾海外廣播的老傳統，但是效果日益式微，引起了高層的高度不安和關注。1991年11月中國中央電視臺發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下達的內部文件，承認中國國營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正在失去聽眾和觀眾。聽眾均轉向顛覆性的外國廣播。中共指示電臺、電視臺努力贏回聽眾。文件警告：「電波的混亂有助於敵人進行和平演變。」

　　在那段時間裏，官方的報刊上迴響著類似上述的「反和平演變」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國大陸似乎又回到了十幾年前的景象。其後果首先是中國大陸報刊的發行量暴跌，許多大報的發行量減少三分之一。其次，新聞在大陸的信譽掃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在1991年對全大陸新聞媒體包括電臺、電視、報紙等從業人員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內部民意調查，被調查人數三千多人，問卷回收率為61%。結果顯示，79%的被調查者認為，新聞報導中批評的禁區限制太多；67.6%的人認為在敏感問題上，新聞界不說真話；有一半的人認為政務和政策報導透明度不夠；有15%的人表示，反映群眾呼聲的新聞稿太少。在這份內部問卷上，最敏感的問題是「新聞宣傳受群眾歡迎的程度」，回答「在群眾中信譽一般、較低、很低」的佔79%；對新聞宣傳的領導方式「不大滿意和很不滿意」的佔88%。有6.6%的人認為大陸的宣傳工作「毫無進展」。因此，正如《紐約時報》報導的，中國人抱怨說，在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找不到新聞，那就是報紙。

　　隨後，靠陪鄧小平玩橋牌爬上高位的丁關根出任中宣部長，開始了對新聞界更為嚴厲的管制。1994年發布了控制新聞輿論的一系列法令。我們看看其中主要的幾條：

　 1994年4月頒布的禁止外資在大陸獨資、合資合作興辦報紙、刊物、有線電視，禁止有線電視轉播港、澳、臺節目，禁止居民安裝衛星天線的法令，見中共國務院1994年頒布的《衛星電視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和廣播電影電視部頒布的《有線電視管理規定》，它們規定天空「不開放」。

1994年6月9日頒布《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要求新聞工作者「宣傳黨的方針政策」。

1994年10月，中宣部下達通知，不准個人未經組織批准，私自向海外報刊投稿。在此之前，曾有相當部分異議知識份子向境外投稿，包括魏京生、王丹等，揭露內幕，抨擊時政，導致國際上很大反響，引起當局嚴重關注。

1994年11月，北京市下達文件，重申「四不政策」：不准外資辦報，不准合資辦傳媒事業，不開放電訊事業，不開放天空。

1994年12月下達的新聞20條（於1995年1月宣傳工作會議上通過）。內容是加強控制輿論，對重要新聞發布、批佬員ǖ肌⒂牒Ｍ廡攣漚渙鞫加枰匝細窆苤疲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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