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十三年中國「巨變」

現在是紐約時間十一月九日凌晨一點鐘，我的妻子高皋剛從醫院下班回到家，忙碌一陣開始休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紐約，作為紐約一個區的布魯克林，在我家一帶早就靜寂無聲，我覺得就像中國山區農村那樣寧靜。在地球的另一面，正值中午，那是我沒有一天不關注的地方，我的祖國。此時此刻，在北京正在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十一月八日當天，我就看過電視同步轉播的「十六大」情況，也讀到江澤民講話十分詳細的報導，我還沒有顧得上打開計算機網路，我已經覺得，我所知道的比在北京多得多。此時此刻的北京，所謂「十六大」，並非開大會，而是分三十八個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和許多賓館、飯店開「小組會」，在討論、評論江澤民的報告。

觀察評論十六大的三大區別

「十六大」會場上的許多細節，在紐約，通過電視和媒體，能知道許多，一是靠眾多的中外記者，二是靠現代信息技術，三是靠新聞自由。在夜深人靜的此時此刻，在觀察中國、評論「十六大」上，我覺得與正在開「小組會」的代表們有三大區別：

一是我借用了「遙感技術」觀察中國。遙感是利用衛星對地球或其它星球表面進行攝影和探測的技術，它可以觀察到許多大範圍的、趨勢性的現象，也可以把某些細節加以放大。我所借用的「遙感技術」，主要是在新聞自由條件下媒體的即時報導，並從遠處觀察中國。

二是我可以自由地、按自己心裏的想法講話，作評論，我不需要為了誰高興而講話，而作評論。

三是我可以用一般人所容易瞭解的普通語言講話，我在講話時，不需要披上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或其它什麼「主義」的外衣。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國光說，語言有兩個要素，一是「詞彙」，二是「腔調」。現在的中國，在公眾場合使用的語言和實際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在上述兩個「要素」上，都發生了分裂。「十六大」就像演戲一般，從江澤民的報告到代表的發言，都有不同於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詞彙」和說話「腔調」。我與「十六大代表」不同，說話，寫文章，用平常的「詞彙」和平常的「腔調」。

中國在十三年中的巨變

十三年中，中國發生巨變，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已近十萬億元，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中國正在崛起，是當代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六年前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在《歐洲日報》上就注意到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寫過一篇專門談「中國巨變」的文章。五年前的六月，我發表了《遙感歷史學》一文，再次談「中國巨變」。

十三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個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主動放棄了共產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在共產黨「一黨領導」或「一黨專政」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據《福布斯》二○○二年中國首富排行榜說，前一百名富豪擁有的財產達一百九十億美元。這一百名富豪中，有三名就是「十六大」代表。這三人是瀋文榮、昝聖達和孫甚林。十三年中，中國資本外逃數額巨大。與政府批准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不同，資本外逃是各國貨幣當局明文禁止的資本流出行為。北京在紐約主辦的《僑報》，在「十六大」召開前的十二天，即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了一篇分析近十三年來中國資本外逃的長文。文章說，九十年代以來，資本外逃「有愈演愈裂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四千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五十多億在逃。」但「貪官的攜款外逃不過是中國資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表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資本外逃分別為三百六十五億和三百八十八億美元。」一九九九年為二百三十八億美元。「而有經濟學家則認為，二○○○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四百八十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四百零七億美元。」十三年，是中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十三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承認，中國貧富懸殊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近一千萬國企下崗職工、八千五百多萬文盲、近億民工、三千萬農村貧困人口以及兩千多萬城市貧民構成了「弱勢群體」。十三年，也是非政治領域中充分自由化而在政治領域加強控制和鎮壓的十三年，是江澤民的前任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的十三年。總之，十三年的中國發生了巨變，造就了一個既不同於歐美、又不同於港臺的「資本主義」，是市場受到權力分割、充滿早期資本主義弊端、兩極分化嚴重、備受馬克思老爹責備的「資本主義」。

巨變是「三個代表」的成果？

江澤民十一月八日的政治報告，是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只有五年，江澤民偏偏要大講「十三年」，也就是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以來的「十三年」。江澤民在報告中總結了十三年中的十條「十分寶貴的經驗」。按他的說法，這十條經驗，歸結起來，就是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現在，十六大正在召開，我認為，應當揭穿江澤民把「十三年」巨變說成是「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下的成果的謊言。

中國「十三年」巨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性巨變的一部分。這場全球性巨變，在蘇聯東歐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崩潰；在西歐和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在中國，由於鄧小平面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消亡的大趨勢，為了保住「六四」後動搖的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畫經濟，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了大門。當我們以「遙感歷史學」的觀點看近十三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這場變革時，我們會看到，雖然在有些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但不是民主的全面勝利，而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在全球的勝利。在近十三年的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有兩種模式：一是由「非共的民主政權」推動的「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的非共化」。中國大陸，在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就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

五年前，我在《遙感歷史學》一文中說：「近幾個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創造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逐漸壯大的人類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在蘇聯、東歐、中國等國，共產主義革命在為人類展示出一幅美好圖案的同時，不時地傳出種種令外部世界難以置信的災難和暴行。……北京的『六四』大屠殺終於使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最後存在的理由。杜勒斯消滅不了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鄧小平卻成了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六四』後一個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為納吉平反，『六四』後二個月，波蘭議會選出了首任非共總理，『六四』後四個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布解散，『六四』後五個月，柏林牆終於倒塌，『六四』後六個多月，羅馬尼亞國家元首、共產黨首腦被處決，『六四』後二年半，蘇聯大帝國像玻璃掉地一樣裂為十五個碎塊。當『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時，中國開始加速私有化運動，計畫經濟被市場經濟所代替。從『遙感歷史學』角度看，在世界範圍內，『六四』促成了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在中國大陸，暫時形成了一種『不要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專政』局面。」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創造巨大生產力，而「六四」加速了中國的非共化和資本主義化，這一切怎麼能說是江澤民這位五十年代的上海肥皂廠副廠長的「三個代表」的結果呢？

「六四」與「八九學運」是兩件事。沒有什麼「六四民主運動」。「六四」純粹是一場對和平抗議的市民、學生、工人的屠殺。中國「十三年」的巨變中，有著趙紫陽受盡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價，有著丁子霖的兒子和「六四」所有死難者的鮮血。

「三個代表」是普通思想

江澤民「十六大」報告的中心點，是把「十三年」中國巨變歸結到「三個代表」指引上，這一騙局需要揭穿，然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仍有其正面意義。

「三個代表」不是什麼「理論」，也不是「重要思想」，而是「普普通通的思想」。直到江澤民在「十六大」作報告，中國人，包括江澤民自己在內，說話都不能直截了當，非要披上一件又一件意識形態的外衣，加上沈重的套話、官話、大話和廢話，把簡單的事說得那麼複雜，弄得江澤民主政十三年，自感膽怯，在公眾場合總要宣讀講稿。「三個代表」，用平常的「詞彙」說，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從「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改為「全民黨」。「三個代表」的正面意義是，有助於推動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變質，現在有多名億萬富豪當上「十六大」代表，今後會有更多資本家入黨。這些變化，會推動中國共產黨主動改名，稱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黨。這些變化，也可能像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所說的，如果不能防止腐敗，「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可能走向自我毀滅」。「三個代表」如果不在中國共產黨「左轉」時刪除的話，看來有助於多黨制在中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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