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十六大與中國權勢的轉移

十六大產生了中共新領導層，高層權力配置的構架已經出來。外界已經對這個權力構架作了諸多的評介。但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十六大完成了新、老領導層的更替(leadership succession)的話（實際上，人們對這一點也是可以加以疑問的），中國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則是剛剛開始。高層的權力運作模式究竟會怎樣形成不是外界現在所能猜測得到的。與高層政治的這種不確定性相對照，筆者認為，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反映了中國政治中一些更為深層的權力分配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更能影響中國政治的未來進程。

第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勢力的崛起。這次政治局9人常委中，有4名就是地方大員（賈慶林、黃菊、吳官正和李長春），在15人的政治局中就有8人是地方大員（王樂泉、回良玉、劉淇、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周永康、俞正聲）。如果加上來自重慶的賀國強的話，力量更加強大。地方力量的崛起早在鄧小平時代錄用趙紫陽和萬里的時候就開始了，這個趨勢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地方力量的崛起如果不是意味著中央權力衰落的話，至少表明地方在中央的聲音有增強的趨勢，和中央權力保持一個平衡，甚至是稍微超越中央的權力。

再者，這個趨勢也意味著官員的職績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地方大員的成績似乎要比中央各部委官員的成績更好衡量一些，因為所謂的職績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的，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還是在地方。實際上，在計畫經濟不再存在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已經不可逆轉。自趙紫陽以來的事實也證明有地方大員來主政要比中央大員好，有成效。

第二，東部沿海地區力量繼續佔統治地位。在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中，有9人來自沿海地區，即賈慶林（北京）、黃菊（上海）、吳官正（山東）、李長春（廣東）、劉淇（北京）、陳良宇（上海）、張立昌（天津）、張德江（浙江）和回良玉（江蘇）。而內地省份的只有4人，即王樂泉（新疆）、周永康（四川），俞正聲（湖北）和賀國強（重慶）。實際上，內地在高層的代表的象徵性意義多於實際的意義。如王樂泉進政治局是為了配合中央目前反恐和西部開發政策的需要。東部沿海主導中國政治也並不是今天才有的。人們早已經發現從1992年的十四大以來，中央委員中有一半左右便是來自廣東、浙江、江蘇、河北、山東等主要沿海省份。

沿海和內地的這種權力配置方式有多種意義。首先就是經濟主導政治。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不僅有地理上的關係，和地方領導人也是分不開的。他們進入最高領導層不僅表明他們的成績，也說明高層的政治路線仍然是以推進經濟工作為中心，特別是推進私營企業的發展。發展私營經濟有方的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這次調任廣東省委書記有其中的意義。其次，這種分配方式表明黨內並不存在一種民主的機制。權力的分配是以一個省的經濟重要性而非民主精神來進行的。再次，結合中共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的政策，這種權力配置方式更有意思。中共會不會放棄傳統代表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的立場而轉向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沿海省份在高層政治中的崛起很能說明問題。這次十六大上來自沿海的私人企業家代表的高姿態的表現也配合這一發展趨勢。當然，這種區域間權力分配的絕對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於各個區域之間的整合的。

第三，所謂的「太子黨」的崛起。這次可說是「太子黨」的一次大勝利。現在，他們在政治局常委中有曾慶紅，在政治局中有俞正聲（湖北省委書記）。不僅如此，在地方層面，「太子黨」成員也紛紛成為第一把手，如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河北省委書記白克明、海南省委書記王岐山、遼寧省長薄熙來和吉林省長洪虎等。在鄧小平時期，因為他們的父親輩還在台上，還沒有輪到他們。鄧小平等領導人也不喜歡看到很多高幹子弟在台上，這樣可以改進一些共產黨的形象。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高幹子弟開始上升，因為高層感到這一政治階層還是最值得信賴和依靠的。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希望失去父輩打下的江山。

高幹子弟的崛起當然也和他們中的一些人的能力有關。不能說他們全憑關係，一些人還是很有能力的，形象也不錯。很多成績平平的高幹子弟沒有能夠繼續留在政壇也說明這個問題。可以說，太子黨這股政治勢力不可低估。有更多的高幹子弟現在停留在商界，非常富有。現在在政治領域有他們的人馬。這兩股力量如果結合起來，會有非常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改變中國政治目前的這種局面。

總而言之，上述權力配置可以說已經相當制度化，它們會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影響甚至左右中國政治的發展方面。如果高層政治經常表現為一出出戲劇，上述這些因素則構成了這樣那樣的戲劇的總體背景。

原載《信報》「中國局勢」專欄(12/22/)(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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