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心：中國人對權力的迷誤和對權利的淡漠（下）

發表：2002-12-24 18:43

【文革權力暴政對公民權利摧殘導致的道德崩潰】

中共利用民主革命的招牌，繼承立君牧民的專制傳統，大力推行愚民政治，從神化領袖的個人崇拜到「黨領導一切」的獨尊教條，成功地復辟權力支配一切的專制統治。他們宣稱「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其實是剝奪公民的權利，代替公民享受本應是他們享受的利益。在「代表」的「神聖」招牌下，以專制權力為工具，肆無忌憚地侵犯普通民眾的正當權利。中國人對政治權力的迷誤觀念,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表現地最為淋漓盡致，也表現地最為殘酷無情。

文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道沈重的陰影，它的爆發有專制獨裁的個人品德和極權專制體制地起源因素，也有我們民族人們自身的缺乏寬容博愛的道德因素。它所造成的無以論比的人治災難，濃縮了中國普通民眾對權力的畸形的期望，而它所產生地極其深遠地影響，以至於如今還有很多人仍然沉醉在文革所形成的意識鬥爭和爭權奪利類型的專制道德「美感」之中，盲目地鼓勵權力對權利的侵犯，鼓勵專制強權的「科學合理」性。混淆是非的「權力至上」宣傳，將政治強權引伸到經濟領域，引發形形色色的腐敗災難，繁衍出「腐敗合理」論。在種種為「強權有理」辯護的理論中，「特殊國情」論還具有某種承認現實的態度，而「穩定壓倒一切」論，則赤裸裸地鼓吹強權，經典地表現出唯權力的膜拜意識。

中共的黨派教義以「階級出身」來劃分公民的等級類別，將封建專制時代的貴族和平民之間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以現代的詞彙加以復辟和發展，替權力壓迫權利找回了理論根據。階級論的謬誤在於將中國社會本質上是由於政治權力不公平而導致經濟權利不平等的因果關係顛倒過來，將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歸咎與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因此主張用強制權力重新分配經濟資源，以「改造」社會結構和階級成分。階級論用簡單粗暴的分化方法，將造成社會不平等現實的原因，僅僅歸咎於表面的貧富狀態和個人的思想意識，而不願意正視官僚權力運作過程不公正不民主的程序，才是造成社會宏觀災難的本質根源。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獨裁者，唯一牢記的就是「擁有權力就擁有一切」的權力支配信條，號召人們「以階級鬥爭為綱」，按照政治權力的等級高低來分配經濟資源，誘導人民盲目地嚮往政治權力，甚至將政治生活擺在終極目標之上。

以個人財富的多少作為階級意識的劃分，以家庭背景的「出身」作為黨派忠誠的前提，凸現出中共教義「經濟決定」論的根源和功利主義的本質。如果說中國眾多的政治領袖都看不到充斥社會的災難，乃是來自政治權力對公民權利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的話，顯然是低估了他們的智力水平。通過血肉搏鬥上臺的政客們，對政治權力氾濫災難有意識的掩飾，一方面是來自「打天下，坐天下」的舊式權力思維的延續，認為權力就是支配一切的合理根據；一方面則是迷信權力可以「代表」權利的幻想，漠視了「代表」的虛偽過程剝奪公民權利的本質。然而，建立在不公平不民主的政治權力的基礎上的社會注定就不可能是平等的社會，只不過是後一幫人奪取輪替了前一幫人的權力，而壓迫依舊。

貧窮和富貴之間淵源遠久的愛恨衝突，經過原教旨主義口號的煽動，終於演變成直接的大規模的社會仇恨。別有用心的政客陰謀家利用人們的仇恨心態，變本加厲地鼓動人們追逐權力和濫用權力，而用復仇的心理來平衡迫害行為的反人性反道德之內疚，甚至用種種理論來「神化」這種殘暴的權力意識。文革正是將這種「神聖的壓迫權力」擴大化極端化，它不僅扼殺了中國自「五四」以來萌芽的脆弱的平等自由思想，而且在全社會重新導致了崇拜政治權力，崇拜不平等地位的觀念。當整個社會都熱衷於效忠獨裁以謀求權力的時候，社會正常秩序和正義道德就蕩然無存。這種政治權力的鬥爭終於演變成毫無任何積極意義的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仇殺，成為某些政客追求政治資本的工具。

文革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尤其是對人文道德得摧毀，無論如何形容，都不為過。有人描繪為「人性掃地，獸性橫行」，確是道出了十年浩劫對我們得社會道德環境的徹底毀滅之觸目驚心的程度。遍佈全國的批鬥運動，推委自保的揭露告密和落井下石的栽贓陷害，使得社會上每一個角落充滿恐怖詭秘得氣氛，每一個成員都心懷恐懼怨恨得心態。恐怖之下，人人瞻顧於如何自保，效忠於權力者，則不擇手段地羅織政敵的「罪證」。念錯一個字，可以當成因言獲罪的「反革命」；做錯一個動作，可以被指為對領袖「大不敬罪」，腹誹誅心，「莫須有」，心懷不軌等等古舊的冤獄罪名詞彙，堂而皇之地被鼓吹「科學客觀」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毫不慚愧地任意引用。

人之常性，莫過於追求歡愉之幸福；人之常情，莫過於對同類悲慘遭遇的同情憐憫。氾濫成災的權力崇拜不僅踐踏了人們合法的人道權利，侮辱了公民正常的人格尊嚴，甚至扭曲了社會正義的道德精神，泯滅了人類本性的靈魂感情。學生打老師、夫妻反目，朋友劃清界線，父母與子女斷絕關係，中國民間自古以來尚存一脈的淳樸孝敬的親族朋友關係，如今被走出宮廷官場的權力鬥爭牽涉而全面崩潰，變得更加冷漠自私。古往今來，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道德墮落，都必然要承受相同等量的災難報應，而要提升哪怕是僅僅恢復原有得道德水準，恐怕都要花費十倍多的努力。如今苦難的中國人，又何嘗不是在自飲道德荒漠的惡果呢，而能意識到這種災難危機的人，只要稍微觸及點體制根源，往往被指為異端反動，依然被專制當局嚴防死守打擊禁止，煌論積極改進。

【權貴時代權力與利益的公開結盟】

文革引發的道德崩潰對中國遺留的後果之一，就是權力觀念和權利觀念更加地混淆不清，導致特權神聖化和腐敗化。當今中國社會地「特權」意識，固然是源自中共的專制教義，但很顯然是在文革中才得以全面徹底地發展鞏固，直至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一種無孔不入的專制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控制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科研教育等等所有方面和各種層次的社會生活。我們將中共的這種專制權力專門別類地強調為「特權」，乃是因為這種權力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滲透，遠遠超過歷代皇朝的貴族官僚的統治權力。封建朝代的權貴，受皇帝個人的最高意志約束，不僅權力範圍和大小受限制，而且擁有權力的人數也必然在其可以控制的數目。而中共黨貴來自其神聖的「階級」教義的無限權力，不僅擺脫了任何世俗及道德的約束，任憑其意志為所欲為，而且擁有權力的群體按照其黨派教義來劃分級別層次，使得權力意識向整個社會擴展。政治效忠的意識隨著權力集團的內部衝突而變幻不定，遂失去實際的約束效力，終於導致氾濫的災難。

在「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代表人民行使權力」的專制制度中，被統治者定義成「人民」的部分人是可以行使權力，而且可以憑手中的權力而謀取超常的利益，而被統治者劃出「人民」類別的部分人是不僅不能夠行使權力，而且往往不能享有正常的權利。這種權力在文革中表現出的就是擁有批鬥他人的「特殊權力」，在改革開放中表現的就是貪污腐敗的「特殊權力」，因其僅為「特殊」的人群所擁有，而且使得擁有者享受「特殊」的利益，顧稱之為「特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無論是政治暴力還是經濟腐敗，無不是跟權力的「特殊」擁有和濫用有關。擁有「特權」的人，可以任意踐踏甚至剝奪其他公民的權利，就是「特權」的本質。

如果將79年「改革開放」以後的23年，尤其是89年「六四」屠城之後的13年，稱為「後文革時代」的話，那麼，這個時代可以更名副其實地稱之為「權貴時代」，就是統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在國家機制和政府職能層面的公開全面的結合。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徵，就是黨貴一族最充分最積極和最具創造性地利用了「特權」機制，造成了充斥社會公眾生活層層面面，無孔不入的腐敗現象。如果用簡單直接一點的分析方法來描述「文革」和「腐敗」，這兩種社會現象之間的表象區別的話，那麼可以認為「文革」是權力在政治統治中的野蠻表現，而「腐敗」則是權力在經濟掠奪中的野蠻表現。無論是權力失控導致的政治暴力，還是權力氾濫導致的經濟腐敗，對普通的公民而言，毫無疑問都是最大最直接的人為災難。

中共專制獨裁的政治機制的運作，基本上依靠的是其原教旨主義的極權理論和黨閥勢力；而反人權反人道的不正義的社會道德的形成，所依靠的卻不單單是中共的思想控制，更重要的是附和中共的利益階層對權力崇拜和利益瓜分的推波助瀾。投身權力權貴，可以獲得財富，也可以享受某些權利，然而卻注定不能恆久地保障權利，更不能安全的保護財富。現代人難以理解的是，大多數時候，這些階層的人也一樣是遭受剝奪權利摧殘的人群，有些時候他們的遭遇甚至比普通下層民眾更悲慘，但他們依然對專制機制情有獨鍾戀戀不捨。來自利益的巨大誘惑催逼，使得既得利益階層對權力有如飛蛾扑火般地嚮往，不到被權力之火燒得粉身碎骨，誓不罷休。

最近就有最鮮活的事例，中共以非法的手段拘留民營企業家，甚至不經任何程序就剝奪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這些對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最顯著的粗暴侵犯，並沒有引起民間對保護公民正當合法的人身財產權利的討論關注。更為諷刺的是，因中共的十六大而熱門的所謂「資本家入黨」，反而被眾多人津津樂道。他們所期望的無疑是通過加入統治運作集團而保護私人的利益，並不是期望建立更恆久的更可靠的保障權利的機制。冀望憑「資本家入黨」進入權力中樞而謀求政治經濟利益，依然是沈迷在權力逐鹿的夢幻中做成王敗寇的賭博，將自身的幸福權利寄託在因「入黨」而擁有的權力以及其不正當的利用之上，而不是努力將幸福的目標用權利的方式永恆的固定下來，更不是希望在追求實踐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建立正義的社會道德和勇敢的反抗精神。

【當今中國爭取公民權利的困難局面】

我們反思文革發生的道德文化根源，不是流於追究誰的責任，也不是強迫誰應該懺悔認罪，而是要揭露不公正不民主的專制權力體制。我們主張提倡培養現代社會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思想和寬容博愛人道正義的精神，以避免文革復發的環境和條件。現實不容我們樂觀，如今的中共依然在進行著種種政治運動，從「反腐倡廉」演變到黨派高官之間爭權奪利互相傾扎的「反腐敗運動」，從「反迷信反邪教」演變到全國上下「聲討批鬥」法輪功的事件，都表明潛伏在中國人內心的野蠻凶暴詭詐殘忍，依然是根深蒂固。

對權力的盲目崇拜和專斷奉行，不僅在官僚階層上形成了橫行霸道獨裁專制的政治特徵，也在普通百姓階層上產生剛愎武斷自大浮躁的性格情緒。例如以「穩定壓倒一切」為藉口稱讚對六四學生的屠殺，以「科學」為幌子鼓吹壓製法輪功教徒的信仰權利，打著「愛國」的泄憤招牌鼓操對抗美國，捧著「超限戰」的極端理論為殺人狂魔的恐怖襲擊叫好，本著惟我獨尊的狹隘心理鼓勵「武統」煽動內戰，更懷著狠毒絕倫的心態叫囂核武攻臺消滅台獨。種種奇談怪論極埠號，無不浸透著唯權力主義的目空一切獨尊自大的思維，表現出專制獨裁漠視權利仇視正義的本質特徵。

漠視權力剝奪權利的必然結果，就是漠視下層百姓的苦難，進而千方百計地反對人們爭取自己的權利。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建立的公民意識的權利社會，獨裁集團利用這個毫無權利意識的國民性，只談「代表人民」，避談「公民權利」，以「人民」的名義，施行國家恐怖主義，推行政黨法西斯主義。不管是三反五反，還是文革批鬥運動，對無辜百姓的屠殺和鎮壓，都被一句「階級鬥爭」的招牌所標榜掩蓋。現在看來，所謂的「階級鬥爭」其實就是掌握權力的黨貴壓迫被剝奪權利的人們，在「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以階級論出身」的理論支持下，公然剝奪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權利。現代的「唯權力」主義「精英」們不認同現代社會的公民擁有基本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崇拜可以掠奪利益的權力。他們一方面鼓吹「代表人民行使權力」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又將「人民」分門別類劃分等級，極端地反對人們利用各種手段爭取正當權利。他們所掩飾的事實，其實是擁有權力的上層「精英（黨貴）」自告奮勇地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橫行霸道地「代表（剝奪）」了下層百姓的權利。

現代「精英主義"熱衷於權力決定一切，很難擺脫「人民」名義下的極權意識的虛偽性，漠視現代社會中公民擁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這種公民權利是不分階級出身，不分政治立場，不分經濟地位的法定權利，是不能用政治政黨的權力來「代表」剝奪的。公民社會意識表現在西方民主社會，就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互相尊敬，被選舉而擁有權力的官員，從總統首相到州長議員，都受到廣泛公開的監督，下層百姓可以公開地伸張自己的權利，指責和控訴違法的權力。反觀「人民民主專政」下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被劃分為具有不平等地位的「階級出身」，嚴格警告不得「越級上訪」，因擠進統治集團而擁有權力的官僚高高在上不容批評，千千萬萬匍匐在下的百姓則只能惶恐恭順，不敢奢望本應有的公民權利。

重讀美國獨立宣言：「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可看出西方社會對公民權利堅定不移的立場態度。公民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來自於權利是公民幸福目標的定義。現代中國人對權利的追求，集中在兩次重大的事件上，一次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一次是「法輪功」事件，然而兩次都是悲慘悲壯的失敗，令人不得不反思中國人對自身權利的認識深度。尤其是「法輪功」事件，當眾多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中國人，為了他們一點善良的信念而在海內外不屈不撓地進行和平抗爭之時，他們追求公民權利的正義訴求和勇敢行為，竟然同時在海內外遭到普遍的非議乃至反對。為了某些「大義凜然」的「科學正確」的主觀立場，公民權利在中國人眼中依然是可以取捨的東西；就如以「穩定壓倒一切」的功利主義立場，來支持獨裁者六四屠殺一樣，將公民權利捆綁在專制權力的「穩定」條件上。中國人因觀點主見而排斥異己的思維，幾千年來似乎都沒有重大的進步，哪怕「異端」所追求的權利，同時也是自己夢寐以求得幸福目標，也可以恨屋及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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