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與「五一八講話」

幾乎所有的批林文章中，都無一例外地把林彪在66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簡稱「五一八講話」列為批判的重點之一。理由有二：其一是，林彪在會上大談政變問題，危言聳聽。尤其是聯繫到後來社會上流傳的「二月兵變」，似乎林彪是關於製造兵變問題的始作俑者。九一三後，人們也認為林彪陰謀政變，早已有前因,於是林彪政變之說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是，1972年，在批林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了毛澤東1966年7月給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毛明確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一些提法的不安。即林彪所談的政變問題和緊跟毛澤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也成了毛澤東洞察一切，早就懷疑 林彪野心的理論根據。讓人感到老人家真是明察秋毫，即使在用林彪時也對其有所懷疑，後來又給了林彪很多改過的機會，林彪不聽毛的，終於走向歷史的反面，咎由自取。似乎毛澤東卻成了受害者，是個林彪被矇蔽的偉大領袖。

今天看來，林彪當年的「五一八講話」的確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應該放到三十多年前的環境中去全面觀察。這個環境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因素。脫離當時黨內鬥爭的情況，國際，國內的具體環境及毛澤東本人當時的指導思想來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是不客觀的。
一。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的交鋒

自1965年12月會議以後，在杭州，上海的毛澤東與在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周恩來在如何進行文化界的批判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尤以毛澤東與劉，彭的矛盾最為尖銳。周恩來說話謹慎，儘管周恩來不同意毛的一些做法，但歷史的經驗告訴周，他絕不能公開與毛唱反調。鄧小平則盡量躲開是非之地。如66年3月軍委批判羅瑞卿會議，鄧小平在會議的當天就離開北京去西南三線考察。4月杭州批彭真會議，鄧小平也沒有出席。這樣，等於在第一線與毛抗衡的主要是劉，彭。彭真作為中央常務副總書記，中央秘書長是劉少奇處理黨務的最主要副手。要打到劉少奇，必須先打到彭真，這點毛十分清楚。

除此之外，在涉及國際共運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彭真也出現重大分歧。其一是，1966年1月關於中共是否派出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劉少奇，彭真，周恩來及以林彪為代表的軍委都主張繼續派代表團。因為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大會都邀請兄弟黨參加，即使有分歧，也同樣發邀請，這已成為慣例。劉，周等人認為分歧歸分歧，畢竟中蘇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況且，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五十年代蘇聯援助中國的大量工業設備及軍事裝備趨於老化，零部件極度匱乏。中國此時又面臨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的威脅，緩和中蘇關係非常重要。與蘇聯和好的呼籲在軍方也十分強烈。但毛澤東已認定蘇共是修正主義，堅決反對出席蘇共二十三大。況且此時，他已認為劉少奇等人要走的就是蘇共的道路。一波未平，波瀾又起。當年2月，中共與日共的關係又因毛澤東個人所為導致決裂。66年2月，日共代表團訪華。在中蘇論戰期間，日共雖說保持中立，但基本上是傾向中共的。由於日共代表團為維護與蘇共的關係，主張在兩黨的聯合聲明中不點名(蘇聯)地批判修正主義。對此，北京常委劉，周，鄧等人決定：一。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二。尊重宮本顯治的意見，在中日兩黨聲明中不點蘇聯的名。然而，當彭真將常委意見通知毛澤東後，毛澤東大為光火：他們同意，我不同意。聯合聲明不發，代表團不派，原則問題不能做交易。最終，毛澤東個人否定了常委會的決定。中共與蘇共，日共幾乎同時斷絕關係。中共與蘇共，日共 這兩起兄弟黨關係問題 愈發激起老人家要在國內展開大規模反修鬥爭的決心。從表面來看，這好像只是兄弟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究其實質，卻是毛澤東極左思想在國際共運中的延伸。

66年2月，彭真的中央五人小組拿出關於文化革命的匯報提綱之後(這個提綱是經劉，周，鄧同意的)，彭真帶著小組成員赴杭州向毛匯報。提綱的中心思想是將文化界的批判活動侷限在一定 的範圍。此時，劉，彭向毛做出讓步。(彭真同意批判吳晗)毛澤東也表現出十分的大度(毛同意彭真的意見，將批判侷限在文化界)，圈閱了提綱。以至於北京的常委都鬆了一口氣。南北之爭似乎可以以雙方作出讓步而告終。匯報提綱工作結束，彭真去外地視察。劉少奇也按計畫去國外訪問。(劉少奇原本因66年1月大病一場，和與毛的爭論準備取消訪問計畫)。沒有人會想到這實際是毛的緩兵之計。 就在彭真等人起草匯報提綱時，江青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也在起草另一個歷史性的文件。北京的常委都被蒙在鼓裡。劉少奇出訪後的第二天，毛澤東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來的指示，開始指責彭真。並在極短的時間內，兩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到了彭真。 等劉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擴大會議時，擺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點名批判的既成事實。而且，周，鄧也已默認。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彭，羅，陸，楊問題。( 因為此時打到彭，陸僅在常委會上佔了多數)。而劉少奇 卻堅持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並討論文革問題。毛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目的，就在於要將江青張春橋等人塞進會議，並提出所有出席會議者都有表決權。劉少奇認為黨內重要人事變動必須經過中央全會通過。這也是劉少奇剩下的唯一能與毛澤東抗衡的辦法。此舉將把江青，張春橋，關峰，戚本禹等這些未來的文革干將擯之於全會的大門之外。而這些人都是毛澤東的馬前卒。只剩下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全會中不足以形成多數。劉少奇對此是有把握的。這點與1957年6月蘇共政治局要罷免赫魯曉夫，而赫魯曉夫卻通過把政治局會議變成中央全會，一舉扭轉局面有雷同之處。劉少奇深知，打到彭真，就等於打到他自己。這是他最後一搏。如果全會順利召開，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挽救彭，陸。畢竟毛澤東的所為是不敢拿到全會的台面上來的。有跡象表明，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最初也是同意召開全會，而不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最後，鄧小平放棄了與毛對抗的做法，改為支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大人何因在此時放棄了對劉少奇的支持不得而知。從以往的情況看，實際上，在思想上鄧與毛更為接近；而劉，周，彭則有較多共同點。後來劉，鄧在文革中迥然不同的境遇即可說明。由於主持書記處的總書記轉而贊成毛澤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安排，周恩來也默認，在北京的常委中，劉少奇已不能得到多數。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確定了四項內容：1。江青，張春橋等人正式走進中共高層，並組成以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政治局常委會領導，實際上變相地取代了書記處的職能。2。毛澤東設想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通過。「五一六通知」是以中央文件方式下發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基層組織。

3。劉少奇的最主要支持者被合法打到。彭真(負責中央日常工作及黨務)，羅瑞卿(軍隊)，陸定一(文化宣傳)，楊尚昆(中辦)。4。陶鑄，葉劍英進入政治局。(陶鑄歷來與劉少奇關係不睦，葉是毛的支持者) 從後來的情況看，如果在五月召開全會，毛澤東未必穩操勝券。相反，劉少奇很可能通過合法的程序，限制毛澤東理想主義與詩人氣質的結合物--文化大革命這一怪胎的出現。即使到了八界十一中全會，多數委員還是不同意批劉。以至於中央還要在9月和10月繼續開工作會來貫徹毛的批劉方針。鄧小平後來也被打到主要是因為在此期間反對批劉。 二。林彪「五一八講話」的有關背景

政變問題是林彪五一八講話的重要內容。那麼林彪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講話？

國內背景： 60年代初，中蘇兩黨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導致了空前的公開大論戰。這場導致國際共運分裂的論戰，在今天看來，主要責任在中共，尤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當時的急進派，其他如鄧小平，彭真，康生等，均是毛與蘇共論戰的積極支持者。今天，如果我們再翻出當年中共的九評來看，恐怕沒有一條能站住腳。而劉少奇，周恩來卻持穩重態度。1960年10月，劉少奇訪蘇後，中蘇關係迅速好轉，是個難得的機會。(歷史上，中蘇兩黨關係最好的兩個時期，一個是1954年到1956年；另一個就是短暫的1960年10月到1961年4月)然而，決心當國際共運老大的毛澤東又一次在61年4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起進攻的姿態，為恩維爾。霍查這個歐洲社會主義一盞十分昏暗的小燈泡和其惟我獨尊領袖慾望，不惜與眾多的給中國巨大幫助的社會主義國家翻臉。毛澤東的烏托邦意識形態在國際如此，在國內亦然。 自1965年1月，毛澤東決心從政治上打到劉少奇後，如何達到這一目的，老人家的確費盡心機。老人家此時能依靠得力量主要是軍隊。軍隊擁毛不假，但是否會反劉，毛並沒有把握。為此才有65年9月到11月，毛頻繁在中央會議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毛首次公開號召地方包圍中央，打到中央的修正主義。林彪的講話中也提到，毛幾個月來睡不好覺，在部署防止政變的事情。如果毛沒有做這些，量林彪此時也不敢信口開河。林彪當然不會提到，毛防止中央政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將38軍調到保定，用做勤王。並指示；文革期間，不經軍委主席批准，任何人不准調動一兵一卒。毛防的是誰？當然不是林彪。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恰恰是在38軍部署完畢後召開的。同時，北京衛戍區也增加了兩個師的警衛力量。毛內心懼怕劉少奇召開中央全會，不然在敏感時期調集部隊到北京幹什麼？毛實在是做到了雙管齊下。包括在必要是以武力解散劉少奇可能召集的沒有毛澤東參加的中央全會。 國際背景：60年代中期，國際上政變頻繁。主要來自一些剛獨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國家，其中有些與中國有著密切關係。在此，只舉幾個突出的例子。非洲，1964年1月，周恩來總理出訪迦納，適逢迦納政變。與中國友好的恩克魯瑪總統險些遇刺。周恩來是在坦克，裝甲車戒備森嚴的總統府與恩克魯瑪會面的。此事給中國領導人予強烈印象。

1965年，阿爾及利亞布邁丁政變推翻了本。貝拉總統。阿爾及利亞是當時與中國最友好的非洲國家。在獨立戰爭期間，中國和捷克 是僅有的兩個向阿爾及利亞公開提供武器裝備的國家。以至於獨立後，阿爾及利亞政府把民褰夥耪笙咦懿?對面的大樓 給中國做大使館用，理由是隨時可以與中共聯繫。後來想要也要不回來了。

在此，特別要提起的是與中國和中共關係最密切的東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1965年發生的九三零 事件。在中蘇兩黨爭論公開化後，印尼共產黨堅決佔在中共一邊 並在蘇加諾的政府 和軍隊中有巨大影響和實力。1963年至1965年 中國與印尼的關係十分友好。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頻繁訪問中國。1965年9月30日，由印尼總統府警衛營長翁東中校(共產黨人)，帶領部隊發動政變。逮捕並槍決了親美英的七人將領委員會中的六人。(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逃亡)。到10月1日，政變成功。印尼政府及海，空軍和部分陸軍均站在政變委員會一邊。然而，恰恰漏掉了陸軍戰備司令部的蘇哈托少將。短短的兩天時間，蘇哈托緊急調動可以使用的部隊，又進行了反政變。在美英等國的支持下，蘇哈托終於掌握了局勢。印尼共產黨及左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殺戮。蘇共為此指責這是毛澤東冒險主義的巨大失敗。九三零事件對中共的打擊是巨大的，中共在東南亞最大的盟友從此不復存在。艾地(印尼共產黨總書記)之死，對毛澤東本人也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以後關於反革命政變成功，就要有千百萬人頭落地的說法，與此不無關係(印尼共產黨及親共人士前後被殺達四十萬之多)。這一殺戮從65年10月持續到67年蘇加諾最後交權給蘇哈托。也就是說在林彪「五一八講話」之時，印尼對共產黨的屠殺仍在進行。

最後再看看老大哥蘇聯。

1957年6月，蘇共政治局多數要罷免總書記赫魯曉夫。發起人是在思想上與毛有共同之處的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布爾加寧。這些都是斯大林時期的老近衛軍。

在維護斯大林主義上毛澤東與他們有著共同點。特別需要一提的是，政變前一個月，即1957年5月，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時，中共給予他的接待規格是空前的。遠超過赫魯曉夫的 接待規格。然而，在朱可夫的幫助下，赫魯曉夫成功地把政治局的少數變成了中央全會的多數。赫魯曉夫取得了勝利。

1964年10月，蘇共再次發生不流血的政變。赫魯曉夫被趕下臺。老大哥七年中的兩次政變毛澤東記憶猶新。當然，毛澤東不會認為林彪可能成為57年的朱可夫。但老人家會不會防止賀龍， 羅瑞卿成為57年的朱可夫呢？從65年12月會議後，賀龍，羅瑞卿同時被解除兵權來看，老人家可能正是這樣考慮的。

由此可見，在文革初期，真正考慮防止政變的首先是毛澤東。林彪的講話無疑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而不是林彪自己的發明。

早在1964年2月，毛澤東在與金日成會見時，就對金說：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不是假設，是很有可能出現的。彭德懷要是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國家的權力，今天，我們就不會坐在這裡。我們可能會像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的處境一樣。這些人(指彭德懷和赫魯曉夫)總是想復辟，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從1966年1月至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這段時期，可以說是政局最為撲朔迷離的時期。毛澤東認為他正在進行一場反覆辟的鬥爭。「五一六通知」的發出是毛澤東一個巨大勝利。劉少奇垮臺就是個時間問題了。

三。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角是誰？ 由於林彪關於政變的講話，加上林彪很快在8月的十一中全會上取代劉少奇這一事實，似乎林彪就是五月會議的主角。其實不然。五月會議的主持人是劉少奇，他在主持打到自己的會議。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中共實際上形成了兩個中央。一個在上海，它是毛澤東的臨時中央，另一個在北京，它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康生的作用在於毛澤東所有重大指示都是由康生代表毛到北京傳達。五月會議的真正主角是康生，陳伯達，張春橋，江青和幕後的毛澤東。

林彪是在會議召開十幾天後才講話，講了幾個小時。康生則講了兩天。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是在「五一六通知」形成通過之後。這點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五一六通知」的形成，林彪的講話也可能不是這個樣子。從歷史上看，林彪從來是緊跟毛澤東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也許林彪本人當時也是不理解的。他是在表明自己的真實心態，還是在告誡其他與他有同樣看法的同僚們？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我們從林彪最初對江青關於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的態度也可窺見端倪。

林彪與江青(代表毛)對建國17年的文藝界評價是截然不同的。林彪認為方向路線的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只是水平質量問題。而江青(即毛澤東)卻認為是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林彪並未委託江青開什麼座談會，是江青秉承毛的旨意上門找林彪。為此，林，江二人還有一段十分不愉快的談話。

林彪不看僧面看佛面，讓葉群通知總政派人(劉志堅等人)到上海參加江青的座談會，葉群讓他們帶的資料卻是研究三大戰役的文藝創作。對於毛澤東來說，這個紀要是綱領性的文件，與之對立 的是彭真五人小組的二月提綱。林彪原本住在蘇州，後為躲避江青的糾纏，搬到了他很少去的濟南。

林彪最後同意已軍委的名義下發此件是迫不得已。其一，江青明確告訴林彪，此件毛審閱了三次，最後毛定稿。其二，林彪在通知北京軍委其他成員時，特意強調這是毛審閱三次，並做了修改。林讓軍委成員討論並拿出意見。林此舉無疑是告訴軍委成員，這既不是林彪的意見，也不是江青的東東，而是老毛的大作，你們自己看著辦，我林彪是無能為力的。軍委全體通過。在文件下發時，毛澤東為了給自己也給江青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親筆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這關鍵性的幾個字。

「為要打鬼，藉助鍾馗」，這是毛澤東給江青信中說得。但究竟是誰借誰呢？

四。林彪是不是接班人？ 把林彪通過「五一八講話」 歸為林，江勾結，打到劉少奇，過於牽強。在整個毛劉鬥爭的最激烈時期，即1965年12月至1966年8月，林彪除了有「五一八講話」，基本上置身於鬥爭之外，儘管他是常委之一。就連後來8月要選舉他為第二號人物的十一中全會，林彪也沒參加。直到8月6日，毛澤東最後要和劉少奇 公開攤牌，在數次電召林彪回京均被林彪以身體不好回絕後，毛急派徐業夫乘專機到大連，請林彪務必連夜來京出席會議。林彪才迫不得已前來。無奈的林彪惱怒地把 毛澤東讓他出任第二號人物的紙條撕個粉碎。一心想置身事外的林彪最終還是被綁在了 毛澤東的戰車上。事情的發展已經由不得林彪了。除非他與毛公開撕破臉。 第二號人物是不是接班人？

由於林彪在十一中全會最後臨時增加的選舉議程上(原本議程沒有此項內容，是毛在會議結束前臨時要求的)被排在第二，取代劉少奇，故很容易讓人連想到接班人的更替。其實，不管從那個角度來看，這只是毛澤東的權宜之計。因為，老人家此時太需要 藉助林彪的力量了。即便後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寫入黨章，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黨章是可以修改的麼。 林彪這個二號人物不可能成為接班人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原因外，還有幾點要補充。

1。毛澤東從未談起過林彪接班的問題。

毛澤東在與國外領導人談論中共高級領導時，曾有兩次較為詳細的對中共其他領導的評論。一次是與赫魯曉夫。當赫魯曉夫問起中共領導人的情況時，唯一得到最高評價的是鄧小平。毛對赫魯曉夫說：你要注意那個小個子(指鄧小平)，此人前途無量。

毛澤東在與蒙哥馬利談話時，卻是另一番說法：毛後是劉，劉後是周，周以後的事他(指毛)管不著。毛，劉，周均為同時代人，其實根本談不上什麼接班不接班的問題。而且誰先死，誰後死，只有天知道。毛在兩次談話中沒有提到林彪。

2。五六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共高級領導做過分析，並預測毛後的接班人，結論是鄧小平。

3。在中共高級領導中，陶鑄是與林彪交往很深的。如果說聶榮臻是對紅軍時期的林彪瞭解最透的，那麼，陶鑄無疑是對45年以後的林彪瞭解最透的。林，陶的關係非同尋常。但陶鑄卻在公開場合這樣說：如果推薦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第一個贊成鄧小平。陶鑄根本沒有提過林彪。陶鑄是瞭解林彪的。

4。周恩來在十一中全會前，曾與王稼祥談話，提到毛澤東的接班人問題。周說：毛主席的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或鄧總書記。

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得滿票的是四人，排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後來公布名單前，毛將陶鑄，陳伯達放在了鄧小平前面。

當全會選舉林彪為二號人物後，林彪在全會上的一番講話是很耐人尋味的： 「我最近心情很沈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 「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除了林彪，在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中，恐怕沒有幾人能說出這樣的肺腑之言。用誠惶誠恐來形容此時的林彪並非誇張。高處不勝寒。林彪最後的錯誤就在於他本人所說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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