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中國會否爆發窮人革命？ （保護私有財產入憲引起爭議）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所有民主國家憲法裡都有的條文，與民主國家相對立的所有專制國家的憲法，是否將保護私有財產權寫入憲法都不會讓國民真正感到有財產權，尤其是意識形態決定的共產主義制度更是拒絕私人擁有生產資料的權利。現實中也許我們只能看見北韓仍然具有濃厚共產主義專制制度色彩的國家，其國民當然沒有私有財產的權利，其憲法條文中理所當然沒有保護私有財產一說。中國實際上已經摒棄共產主義烏托邦，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成分中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其發展勢頭顯然是要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社會財富私有化程度不斷加大，政治上自然要尋求私人財產法律上的合法化，因此，順勢立憲保護私有財產就成了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

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問題

大陸學者劉軍寧在《財產權：憲政的基石》一文中認為：「保護財產權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對財產權的保護，而且在於對人權的保護。」立憲保護私有財產權利本身沒有任何理論問題，但是在中國卻有實際問題。劉軍寧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許多人對憲法是否應該保障私有財產和相應的私有財產權卻有很大的保留。其中的一個主要顧慮，就是擔心普遍保障私有財產會使贓產合法化。這種顧慮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憲法很難對正當來源的財產與來源不當的財產作出明確的區分，況且法律上還有很多漏洞。」一些學者權衡利弊，還是贊同即刻將財產權寫入憲法。但是同時也引起議論，許多人並不是反對將財產權寫入憲法，而是要澄清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和寫入憲法的時間問題。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中國的第一部民法草案首次提請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顧昂然就草案作了說明。其中人們最關心的就是物權法，對私人財產保護的法案已經很明確，只是等待今年三月份的十屆人大通過正式頒布。

是否立刻或延遲將財產權寫入憲法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但是關於財產權寫入憲法的爭論的核心──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或者說私人非法所得財產如果轉化為合法，是否會引發革命的問題，是本文試圖探討的。

社會呼喚政治體制改革

「革命」這個詞實在令人難以啟齒，它給了中國人民太多痛苦的回憶，革命的疤痕深深地留在我們的心靈──農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所有的革命都充滿暴力，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創傷。因此，我們堅決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和平與非暴力社會變革。

為什麼我們始終不渝地強烈要求共產黨進行政治改革？為什麼我們一直期望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為什麼我們還在懷念前共產黨領袖胡耀邦、趙紫陽？為什麼會發生八九年春夏那場民主運動？這些提問人們往往可以直接回答，共產黨官員腐敗遇到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憤慨和不滿。但可能忽略其中的時間觀念，時間是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政治改革在什麼時間內進行，決定了改革所付出社會代價的大小，甚至決定是否發生社會動亂及革命問題。如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當中國實行經濟改革後，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使得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這種狀況直接要求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與之相適應，也就是說經濟改革必須伴隨政治改革同時進行。或者也應該這樣說，經濟改革必定使社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發生合理性變化，因而呼喚政治體制與之相適應。而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被動地與發展的生產力相適應，其積極意義還在於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和促進社會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從而有利於社會長期穩定。中國的情況是，經濟改革了，生產力發展了，與之相適應的應該是政治上實行憲政民主，其目的就是避免由於經濟體制變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加大。

但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遲來卻是在積累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流失，社會矛盾在加深。因為在專制制度下，權力腐敗不會自動停止，只會愈演愈烈。一九八九年以來的十多年，共產黨進行的所謂反腐敗鬥爭，不僅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反而腐敗現像在量上和質上都已經形成制度性的腐敗，腐敗成了整個社會普遍現象。

不應保護非法所得私有財產

依靠權力攫取國家財富，剝奪農民、工人的勞動成果，這樣所積累的個人財產是非法的。非法私有財產究竟在社會私人財富中佔有多大比重，沒有人統計這樣的數字，但人們看到非法私有財產尤其是權力資本的膨脹和毫無節制，怎能不為之憤怒！保護私有財產不應該保護非法所得，而必須將非法所得收回。但是這樣做談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共產黨自身權力的挑戰。在某種意義上，反腐敗就是反對共產黨。搞腐敗的是權力擁有者，權力擁有者都是共產黨，共產黨反對共產黨不合邏輯。由於共產黨是腐敗的製造者，當然也是腐敗的維護者。共產黨反腐敗，其程度和界限在於不危及共產黨政權和專制制度，在這個限度以內，共產黨也談反腐敗，在這個限度以外，共產黨就是維護腐敗既得利益的集團。腐敗的積累致使社會財富向權力傾斜，企圖使非法私有財產合法化，就成了社會矛盾的焦點。

其次，權力腐敗所得財產通過各種手段的轉移，法律無法進行有效清理，如轉移到國外的非法腐敗資產在程序上很難收回；再如，通過子女親屬甚至情婦之類所聚集的財富，更是難以清理。

再次，非法所得轉化為生產或流通資本，贓款以合法生產經營形式出現，甚至將其變換成海外資本，以中外合資或獨資形式進入中國市場，使贓款合法化成為既定事實。

最後，贓款的甄別是一項龐大而繁雜的工作，所耗人力物力之大，難以想像。這時候，「法不責眾」成為遵循的原則，追究非法所得就不了了之。

中國會否爆發窮人革命？

這些都告訴我們一個可能的事實，共產黨既得利益者雖然主觀上要維護個人非法所得，在客觀上絕大部分非法所得也自然合法化。這正是人們所不願看到的情景，但也是無法阻止的既定事實。如果問題到此為止也就罷了，但腐化如同癌細胞一樣在滋生新的病變，只要共產黨專制制度存在，腐敗不僅永遠不會停止，還會因為癌細胞的迅速擴散，毒瘤越長越大，導致社會整體病入膏肓。於是，社會在積累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在積累窮人對富人的仇恨，所有的積累過程就像埋藏在地底下熾熱的岩漿，社會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火山就爆發了。要求社會財富的重新合理分配成了社會革命的理由，處於貧困狀態的大多數民眾像堆積的乾柴，一點火星就可能引爆社會危機。

雖然資本主義國家都將私人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列入憲法，但同時又以法律形式毫不客氣地「侵犯」私有財產，確定私有財產的相對性和限制性，如反壟斷法、累進稅法、遺產稅法等，抑制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是社會公正、公平的必要手段。因此，社會必須避免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在保護私有財產的同時，也必須保護窮人的利益。

可以預料，中國的經濟體系一旦被撕裂一道口子，如金融體系崩潰，整個國民經濟就將引起崩潰。中國經濟的崩潰不可能像阿根廷那樣，僅僅發生街頭騷亂，中國有可能爆發革命，那將是一場清理貪官和富人非法所得的窮人革命。

（爭鳴2003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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