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年以高幹子女為主的老紅衛兵頭頭們，紛紛成為「第叁梯隊」得到重用；而造反派紅衛兵領袖叱風雲，歷盡滄桑，列入「叁種人」，政治上已經難再超生。
現在幾乎一切有關文革的書刊，都把紅衛兵描繪為暴徒。其實紅衛兵是個統稱，當年的大、中學生大多參加過各種群眾組織，都可以看作是「紅衛兵」。紅衛兵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運動初期成立的，即「老紅衛兵」，另一類則是後來批判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產生的造反派紅衛兵。
當年的老紅衛兵以「革命後代」自居，在學校率先造校長、老師的反，繼而衝向社會造「牛鬼蛇神」的反，製造「紅色恐怖」。他們當中為首的是一些高級幹部子女，然而文革開始後不足半年，運動的火燒到自家老子頭上，他們就成了「保守派」。那些組成「聯動」（北京市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攻擊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老紅衛兵，更成了「反革命」。
老紅衛兵儘管是「紅色恐怖」的主要肇事者，但在文革結束後很少受到追究。這是因為當年他們多為未成年的中學生，也因為他們有高幹的家庭背景。今天，這種身份仍然是他們在社會競爭中的重要資源。
譚力夫可算是老紅衛兵的風雲人物，高級幹部子弟。六六年他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讚賞「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從而名噪全國。不久又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批判，關進監獄，更名為譚斌。文革結束以後，他曾在鄧小平兒子鄧樸方麾下的康華公司任職，在武裝警察部隊任軍官，現在是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兼黨委書記。
文革初期，北京市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西糾」）曾經威風一時，它的頭頭多為高級幹部子女。文革後，在中共元老陳雲的直接干預下，西糾和聯動案得到平反。它們的一些頭頭或為中共高層領導的子女，或與高層領導子女有密切關係，同時自身又具備一定能力，紛紛成為「第叁梯隊」（接班人）成員，得到重用。著名的光大、中信公司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就有原西糾的頭頭。清華大學紅衛兵主要負責人中，賀龍元帥之子賀鵬飛現為解放軍將軍，已故原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子喬宗淮現出任駐芬蘭大使。
但並非所有高幹子弟都是「保守派」紅衛兵。葉劍英元帥的養女、前北京《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當年就是個「造反派」。她表示，當年「造反派」確有不少失誤，而「造反派」在文革後一度成為「壞人」的代名詞，但她本人不認為當過造反派有什麼可恥。她認為：「許多曾被造反派打倒的中共元老在文革後控訴如何被迫害，但這些老幹部其實也有一定責任，正是他們協助毛澤東鞏固權力老幹部可說在文革期間自食其果。」
不過，造反派的領袖大多不是高幹子弟，而來自群眾以及一般幹部家庭，他們在文革中主要衝擊當權的黨政領導。為此，在文革後，他們中很多人被列入「叁種人」（打砸搶、造反起家、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不得重用，有些人受到法律追究。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蒯大富、韓愛晶、聶元梓、王大賓、譚厚蘭可以算作代表。
蒯大富是以攻擊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名的清華大學學生，「井岡山兵團」負責人。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叱吒風雲兩年多，六八年工人宣傳隊進校以後開始受到批判，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作技術員。七零年他被隔離審查，監督勞動。七八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八叁年判處十七年徒刑，刑期自七零年算起。他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八七年刑滿釋放。
蒯大富出獄後才結婚成家，九二年應聘到山東蓬萊市的鄉鎮企業任工程師。九叁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了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受聘於民辦及中外合資企業，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紅衛兵經歷，一直是蒯大富反覆思考的事情。他承認自己的過錯，並且為之悔過，但是不能接受判決書指控他懷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反革命動機」。
蒯大富走到哪裡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既有清華大學舊「戰友」，也有文革時的對立派別的一類。不少文革的過來人對他的過去持批評態度，同時又表示理解，因為那是一代人或者是幾代人的失誤和迷失。而蒯大富為此已經承受了至少十七年的監禁，一些人認為，論懲罰也足夠了，他有權利開闢新的人生道路。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韓愛晶二十歲，是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頭頭、首都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六八年工宣隊進校後他被羈押，後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廠作技術員。七一年受隔離審查，接著被監督勞動，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八叁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八六年獲釋。先在勞改農場，後回到原工作單位工作。
九０年韓愛晶對一個朋友說，他為自己參與打擊、甚至動手毆打解放軍元帥彭德懷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問：是誰明明瞭解彭德懷的歷史，卻異口同聲地告訴青年們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聶元梓被當做紅衛兵領袖原本有些滑稽。她是抗日時期參加共產黨的幹部，六六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四十五歲已是作紅衛兵媽媽的年齡。她因為領銜簽署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一舉成名。六八年工宣隊進校後她受到批判，但六九年中共「九大」上卻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一年又受隔離審查，七八年被逮捕。八叁年她被判十七年徒刑。據說她於八四年獲假釋，以後化名王蘭，「下海」經商。她運用與一些領導幹部的老關係為生意打開了局面。她致富之餘，資助家鄉建設，贏得了一些讚譽。當然，她不會忘記文革，並說她有意撰寫回憶錄。
當年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要負責人王大賓先被關押，七八年正式逮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八叁年釋放，回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近年也「下海」經商。
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公社」主要負責人，關押期間於八二年患癌病死於獄中。死後一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對她的審判結論是：認罪態度較好，犯罪情節較輕，免予起訴。
李冬民的情況與上述幾位有所不同。他在文革之初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生，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六八年參軍，七零年被審查，後來復員到北京一家工廠作工人。七六年參加清明節悼念周恩來逝世、抨擊「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七七年清明節前夕，被北京市有關部門以陰謀策劃反革命活動罪而逮捕，次年無罪釋放。
獲釋後李冬民先經考試在北京市社會科學所工作，後來自己創建了民辦的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一九八九年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被民眾推翻後，他上書中央，稱羅馬尼亞以及東歐的政治劇變是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而不是羅馬尼亞和東歐的選擇，並批評中共中央的政策「右傾」。但這種左的反對意見似乎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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