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訓的尷尬

2003年2月12日《中華讀書報》發表金開誠先生《漫話校訓》一文。金先生說，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都令人大為激賞。可是作為長期在北大學習和工作的北大人，金先生竟不知道北大有什麼校訓。改革開放以後，記不得從哪年開始，北大大飯廳的東牆上刷上八個大字「勤奮、嚴謹、求實、創新」。「我想，這一定是校訓了。」

　　這八個大字是北大校訓嗎？曾經是不是，我不知道，起碼它現在不是。現在沒有一個北大人認可再不能比這八個字更沒文化的校訓了。而且大飯廳100週年紀念時就拆除了，沒地方再見這八個俗不可耐的漢字了。去年曾有一位日本朋友通過電子郵件詢問我北大校訓是什麼，我回答說不知道。「勤奮、嚴謹、求實、創新」這八個字肯定已經不是（即便仍然是，朕也決不接受），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等八字，雖然很知名，可是據金開誠先生文，它卻從來沒有被「扶正」為校訓。

　　為什麼我說「等八字」呢？因為金先生的文章裡就是這樣的半截話。他說：「不論同哪位（北大）老友閑談，首先提到的總是『兼容並包』，因為這是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的主張，後來常常受到人們的稱讚，故而廣為人知。」廣為人知的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八個字，金先生是文章大家，大家就應惜墨如金，金先生惜墨如其姓，於是把後四字給惜（通「犧」）去了。其實不但是金先生，你幾乎見不到北大的大人先生們在「正經場合」不惜掉這後四字的情況。

　　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蔡先生當初真不該跟玩文字遊戲似的拼接這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句話，近百年後還讓晚輩尷尬，嘴裡半截肚裡半截。

　　下半截截去，僅剩這前半截，金先生還要打對折。「『兼容並包』猶如彌勒佛的『如意乾坤袋』，見著好東西就收為己有，豈不便宜？然而仔細想想又不能無疑。例如老友某公說：『兼容並包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開明主張，恐怕不能絕對化。拿現在來說，分裂祖國的言論，北大豈能容它？歪理邪說，北大豈能包它？』這話很有道理，無可置疑。」

　　這應該是金先生自己的想法，「老友某公」恐怕只是假托。寫文章不是寫新聞，裡面的who可以造假。這是中國做文章的一個傳統。

　　金先生是大家，見多識廣，可是這個想法實在未必如聽起來那樣雄辯。我發現，凡是強調「歷史條件」特殊，實際都是說「現實條件」特殊。金先生這裡也不例外。其實即便是在蔡元培時代，仍然可以對「兼容並包」提出質疑：比如強姦的行為，北大豈能「容」它？輪姦的勾當，北大豈能「包」它？強姦不能「容」，輪姦不能「包」，「兼容並包」有漏洞，很不周延嘛。可是當時為什麼沒有人這麼質疑？這就體現出對這四個字的感情和傾向。你想淘汰它，你總能找到理由。這就叫「大丈夫何患無辭？」這就叫「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實即便是在金先生看來「很有道理，無可置疑」的兩個例子，「分裂祖國的言論」和「歪理邪說」，換換地方，仍然可以「兼容並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裡就非常「兼容」魁北克人「分裂祖國的言論」；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課上，大量時間裏講的都是歷史上的「歪利邪說」，白蓮教、太平道之類，不都是歷史上的「歪利邪說」嗎？怎麼不可以「容」？怎麼不可以「包」？

　　社會進步是文明與野蠻的博弈，是光明與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連「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說，野蠻的一方便索性連「兼容並包」也像割闌尾炎一樣地給你一體挖去。曾幾何時，蔡元培先生這八個字就一個都沒有留下，全玩「人間蒸發」了。

　　據金先生文，北大校訓尚未「挂匾」，「值得北大的同志們來認真考慮」。「假如能集思廣益制定出一個既表現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內涵，有助於推動北大與時俱進的新校訓來，那就能像清華、師大的校訓那樣成為醒目的精神標誌，增強全校的進取意志和凝聚力量。」

　　筆者作為一個後來的「北大的同志」，對此想提醒三句話：第一句，別再「集思廣益」瞎耽誤功夫了，除了「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漢語裡再沒有別的組合能比這八字組合更能「表現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內涵」的了；除了這八個字，再沒有別的漢字組合能與清華、師大兩校校訓相比而不顯丟人丟分的了。第二句，誰淘汰這八個字，誰就是北大歷史上的罪人，中國歷史上的罪人。歷史已經證明過了，不要再勞歷史老人的大駕了。

　　第三句，校訓校訓，一校之訓；不是校長之訓，也不是校長辦公會之訓。確立校訓，小則應開師生聽證會，大則應該全校公決。不能公決校長，先公決校訓也成啊。決不能校長辦公會上幾個人一捏古，校訓定矣。連農民都海選村長了，北大連一校之訓都不能海選，實在於理太不通了。100多年來都有人說，中國老百姓素質太差，不會使用民主這個工具。我們北大師生鑑賞校訓優劣的素質起碼是綽綽有餘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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