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陳小雅《「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序


在全球範圍內,每一個世紀都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在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後,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迅速擴張,公元八世紀,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公元十一世紀,基督教東西方教會大分裂,把俄羅斯摒除於羅馬教會外,也使俄羅斯與西歐和拉丁文化分道揚鑣。十二至十三世紀,「十字」對「新月」的「聖戰」漫延兩百年,緊接著是「蒙古旋風」席捲了歐亞廣大地區。十五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隨著歐洲國家的對外殖民,西方文明擴展到大西洋彼岸。十九世紀可以視為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大擴展的世紀,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殖民主義闖進了中國的大門。

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二十世紀的獨特並不在於發生了世界大戰,而在於人類第一次企圖用暴力革命、按一個頭腦設想去全面改造社會,如同一個人企圖按頭腦的想法改造自己的內臟器官一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就是憑藉革命暴力和國家政權,建立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社會的「主義」。當我們拉長時間尺度觀察時,我們會看到,共產主義的出現是公元後第二千紀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擴展過程中,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貿易而作出的一種「自我保護」反應,公有制、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就成了自我保護的「無形圍牆」,「柏林牆」不過是這一圍牆的可見實體。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畫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與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表明,用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全社會公有化」並實行「計畫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在這一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種模式,一是由「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成了第二種模式的代表。

有人把「八九民運」稱為「六四民運」,事實上,「八九民運」與「六四」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運」,而是一場對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學生、工人、市民的大屠殺。「八九民運」是學生為主體的偉大民主運動。如果說「八九民運」屬於中國的話,那麼可以說,正是「六四事件」影響了全球。「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六四」後的中國發生了巨變。在這一「巨變」中,有著趙紫陽、鮑彤受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價,也滲透了丁子霖的兒子和「六四」所有死難者的鮮血。

北京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我與社科院的欒文華、李惠國、劉長林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陳小雅則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還被官方認定為「反革命事件」時,我把當時寫成的書稿送到人民出版社,但當時未獲出版。一九七九年三月,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三週年時,我們由六人合寫的《四五運動紀實》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發行達八萬冊。我深知記錄一件歷史事件的困難。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在規模、涉及人和事的複雜性以及其他方面遠遠超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些事情的真相還被掩蓋著,沒有想到,陳小雅竟然能在北京、在「八九民運」被視為「動亂」、「六四屠殺」硬被說成是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及其艱難的情況下,寫出了《八九民運史》。作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我們書出後的命運也不相同。《四五運動紀實》出版後,我開始參加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並擔任了籌備組負責人和所長。而陳小雅,為了記錄震撼中國和世界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竟遭到了社科院和政治學所實際上的「開除」。這就是為「歷史」,為信念,為正義而付出的代價。

陳小雅說她是「蘭克的信徒」。我讀到王晴佳在《西方的歷史觀念》中談到蘭克「如實直言」格言時所說的一句話,「有一個信念卻始終存在於他們心中:歷史真相是存在的,它的全貌的揭露,也是指日可待。」這句話,看來正是《八九民運史》和《「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作者陳小雅的寫照。

2003年3月8日寫於紐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現為自由撰稿人)

(觀察: //observechina.net/)(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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