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毛澤東秘密安裝竊聽器始末


一九五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傳,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鍋交出去煉鋼。這可鬧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東西交給人民公社,於是將傢俱、衣物都拿出去賣,免得白白充公。一時間,街上成了舊貨市場。

自大躍進開始,我老家的經濟情況便每下愈況。我很少在家,也幫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東奔西跑中過去了。回北京時,我非常高興。

母親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辦人民公社。母親有高血壓病,又照看兩個孫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經常頭暈,吃不下飯。她問我她入社以後,誰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說可以把孩子們送去國家經營的托兒所。

羅道讓提出,在中南海內,再給我兩間房,將母親和孩子搬進來,這樣便於照看。我很猶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捲入宮闈傾軋中。何況北京老家仍是我的避風港,真要都搬進來,就完全沒有週轉的餘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輩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離開,就連退路都沒有了。一再躊躇之後,我們想,我們不可能久住中南海內,因此決定仍照原樣不動。

毛聽到了北京的情況,立刻決定只在農村開展人民公社運動,城市裡面不搞。

但我家的房子還是被充了公。我們的老屋有叁個院子,有叁十多間房間。母親帶著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間,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強令低價出租。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際,居民委員會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來向母親講,除莊母親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間以外,全部公私合營,也就是將產權交給公家,每月由公家給極少數補償費。公家將房出租,嫻講,母親很不願意這麼辦。

很急,讓我想想辦法。

我同嫻講,這個事情毫無辦法,現在不搞供給制,己算萬幸,否則連她們的生活問題,也解決不了。留下五間房,就湊合著住吧,如果一間不留,我們也沒有法子。何況警衛局早已經提出,在中南海再給我兩間房,將母親孩子搬進來住。如果去講,又會提出這個辦法,說來說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員會的安排。

我回到家裡,安慰了母親。告訴她,有五間房住,已經很不錯了。不是有的人一間住房都沒有嗎?母親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說我還不行,嫻可以多回來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國嚴重缺糧,我母親的處境更為困難。那時嫻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飯。沒有肉,配糧減少,但還可勉強湊合。中南海會是全中國最後一塊被飢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親那時已年近七十,如想買到米和油,就得經跑糧、跑油店,要去排隊。

我母親帶著小孩,很累,身體越來越差,血壓經常很高。我們只好跟鄰居商量,請他們幫我母親排隊買糧。

田家英說我對全國情況不清楚,現在全國都發生糧食緊張。這還只是開始,也不知何時才能解除危機。我原來以為在這種日漸吃緊的情況下,毛會在北京住一陣子。沒料到我又想錯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後,騎車到北京醫院,參加一項會診。病人是胡喬木,他有十二指腸潰瘍,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腸切除術,定期複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醫生開始報告情況。這時醫務辦公室的一位主任,跑來找我,說一組來電話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離開病房,騎車剛到醫院大門,正好與李銀橋迎頭碰上。他坐一輛車停在醫院門口。他說:「主席立刻動身到東北去。找你有一個多小時了。只等你一個人了。趕快回去。」說完他先坐車走了。

我騎車趕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這時毛已乘車到機場去了。所有的備用藥箱和醫療用具箱,都由護士長收拾好,先運走了。只有一位衛士等我。他看見我後,立刻拉我上車。他說:「我們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鐘了。」我說:「我只穿一身夾衣,到東北怎麼成?我回去換厚衣服。」衛士說:「怕來不及了,主席走時說,叫你快去。」

我同衛士乘車趕到西郊機場。這時毛乘坐的一架飛機已經起飛有十幾分鐘了。

第二架機在停機坪上,早已發動。我上了飛機,艙內只有我同衛士兩人。

數小時後,我在遼寧瀋陽下機。在冬季東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夾衣,連毛衣都沒有帶。當夜住瀋陽交際處,據說這裡在偽滿時,是滿洲銀行。毛住在二樓西半邊,我們住東半邊。室內暖氣的溫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際處大門,就凍得手足發麻。毛看到我的畏縮冷栗的樣子,不禁笑著說:「你是不是在大躍進中,把衣服都賣掉了,還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東北待了五天。

毛這次出巡煤、鋼鐵產量最大的東北,是為了瞭解鋼鐵的製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煉鋼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國鋼鐵產量的策略來激發農民的創造幹勁和削減中層經濟官僚日益膨脹的權勢。毛仍未解決如果土法煉鋼可行,為何先進國家要蓋大鋼鐵廠的疑問。

再來高爐的燃料問題也盤旋在他腦中。在中國鄉村,農民早為煉鋼把樹林砍伐殆盡,現在連門和傢俱都劈下當柴火。東北有現代化的大煉鋼廠,煤的產量和質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時看看煉鋼廠和煤礦的情況。我們參觀了鞍山鋼鐵廠和撫順露天煤礦。

毛的東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優質煤做燃料的大煉鋼廠才能生產出高品質的鋼鐵。但毛並未下令停止後院煉鋼。煉鋼中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以及土高爐煉出的成堆無用的鋼,都不是他關心的重點。毛仍不想壓制廣大人民的狂熱。

我們自東北回北京做短暫停留,隨即轉往天津、濟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這次外出,毛帶了羅瑞卿與楊尚昆隨行。目的也是要他們受教育。兩人真是喜出過望。自從一九五六年在游泳問題及警衛工作上對羅嚴厲批評,甚至要將羅調離公安部以後,羅學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衛局的事,更不敢對毛的警衛工作多加過問。這兩年多以來,羅默默勤練游泳,心情沈重,唯恐毛再算老帳。

對楊尚昆,則因政秘室的所謂黑旗事件以後,撤銷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即中直黨委。楊被免去中直常委書記,無異於給予了黨內處分,此後楊給人的印象是,說說笑笑,對於大事一貫不發表個人見解。這些年來,楊雖身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可從來沒有機會單獨見到毛,談談話。這次毛帶他一起出巡,自然是否極泰來,受寵若驚了。

一路行來,沿途參觀學校、工廠、公社。每到一處,當地黨、政、軍的領導人也對毛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此時全國經濟緊張,但毛的個人崇拜之風反而日漸高張。老百姓認為糧食緊張是地方首長未盡到責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錯誤。

只要毛主席來視察,馬上就會情況大好。天子被奸臣矇蔽的觀念,早已在中國傳統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經天津、濟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處處都是群眾歡呼「毛主席萬歲」之聲,不絕於耳。

此外,毛帶羅和楊出來,也是要他倆看看毛受到群眾狂熱歡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車中,楊尚昆、羅瑞卿及我們,在一起閑談。楊又提起毛在各地參觀和談話中,即席講了不少有關工業和農業生產,特別是人民公社的問題。例如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以及不能無代價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等等這麼多的講話,都同政府的現行政策有關係。書記處不知道這些話,無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達。

這時,毛路經各省市的黨委,紛紛根據毛的談話要點,擬出一些改進建議,向中央請示。劉少奇、鄧小平不知道毛講了些什麼,沒有辦法作出決定。楊因此想找個法子,將談話記錄下來。這樣中央可以根據毛的談話,按照毛的意圖下達指示。

葉子龍跟我說,楊讓他去向毛請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帶個速記員,毛不同意說:「這是推卸責任,拿我作擋箭牌。」毛通常用講話方式表達他的意思,他清楚他的話所具備的力量。毛說「人民公社好」。全中國農村便紛紛建立人民公社。但他並不想將他的話擬成政策,如此一來,他得擔負的責任太大。

這下就得背著毛安裝竊聽裝置了。困難的是,既然得背著毛安裝,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裝上去,毛會發現。於是決定由公安部的專門管理各種先進偵察技術設備的十二局負責技術設備在專列上安裝竊聽裝備。整個安裝實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燈罩、花盆等的裡面,一點都不會暴露出來。還在毛專列的餐車、會客室及臥車內裝收音小喇叭。連接的錄音機也很輕巧,放在隔壁車廂內,絲毫不露馬腳。又從中央辦公廳機要室調一個姓劉的人,守門負責秘密錄音。自此以後,毛每次外出,都有劉作為工作人員之一隨行。劉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來了一個生人,查問出來,露了餡。這就要求劉做一個「黑人」,隨時躲開毛的眼睛。後來葉子龍告訴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給裝上了竊聽裝置。

葉子龍向我們一組的人交代,這是中央的決定,誰也不許向毛透露。葉同我們說:「這可是中央決定,誰要是向主席講了有劉這人和錄音這事,中央查問起來,誰講的誰負擔責任,不要怪我沒有打招呼。」我們只有如金人三緘其口。

誰也不願意引火燒身,將自己牽連進去。何況這是黨的命令,我們只得服從。

我們哪知後來竟牽連出那麼大一場災難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裝竊聽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開聲明公安部門專政,專到我們頭上來了的罪行之一。(李志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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