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2003-03-30 07:47 作者: 左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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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是在兩顆原子彈投下以後即表示無條件投降,可是正式向盟軍簽定降書,卻是在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於停泊東京灣的米蘇裡艦上舉行的,而由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向中國代表受降的何應欽氏簽定降書,則是同月九日在南京的事。

中共的目的,原來就是要藉抗戰以求生存,以求擴大實力,以至做到水到渠成,能夠代國民黨而起,以掌握中國的政權。他們的出發點及其最後的企圖既是如此,因此在八年的抗戰期間,雖然在表面上好像是要做到對外一致,但精神上卻終於沒有融洽無間的可能,而且曾不斷的發生過若干或大或小的磨擦。在抗戰中,國共兩黨即正式破裂,這無異給予敵人一個更好的機會;在勝利後,國共無法協調,也必然召致國家分裂而且有使蘇俄坐收漁人之利的可能;這個形勢是當時一部分留心中國政情的人所看得非常明瞭的。為了要避免這樣一個不祥的趨勢,於是有不少的中外人士,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奔走調停於國共之間,其目的無非想為戰後的中國,求得一個小康之局,以消弭世界的隱患。可是這一切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尤其以馬歇爾特使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來到中國,專為此事在中國滯留一年以上,迄三十六年一月返美而一無成就,所受的刺激為最大,而影響於此後美國對華政策者也最深。

為了對日受降的問題,國共間所發生的爭執,已幾於無法妥協,可是三十四年的八月底,毛澤東居然接受了蔣先生的電邀而有重慶之行,卻曾給予人們一度新的希望。當其迎毛的飛機已在重慶出發以後,我接到雷儆寰(震)一個電話:

「怎幺樣?你的提議已實行了啊?」
「什幺提議?」
「就是約毛澤東到重慶來當面談談,你看到底來不來?」
「什幺人去接他的?」
「赫爾利大使和張治中。」
「他對我說是可以來的,既加上美國的保護,我想更無不來之理吧!」

當毛澤東抵達重慶的這一天(我記得是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其它的五位參政員,因為在延安受過他熱烈的歡迎,也趕到機場去接他,這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連帽子也是新的,下機以後,分別與歡迎者一一握手,國民黨的要人們,除邵力子外,似乎沒有其它可注意的人到場,我已感到空氣並不怎樣良好;而且覺得國民黨要在這些不重要的地方表示優越感,也大可不必。

毛初到重慶的一星期,我除參加過兩度公式的宴會以外,完全不知道國共直接交涉的內容是什幺,大概到了第八天或第九天,邵力子乃把中共所提的要求種種,全盤告訴了我們的朋友周謙沖,我們才知道中共的具體條件是保留四十八師軍隊,要取得五省主席,四省副主席,四個副市長,再加上一個北平綏靖主任。而國民黨一方面的方針卻是「中樞可讓,地方不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讓。」我知道兩方面的距離大遠,決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去延安的六參政員請毛周吃飯的那一晚,我便向周恩來說明,要他勸毛早回延安,久留也決無結果,而且難保不夜長夢多。可是毛在重慶依然留了四十幾天,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回到延安去。

這次國共會談的結果,依然發表了一個「會談記錄」,此即後來「政治協商會議」之所由來。我因為覺得毛直接來談且談不好,再協商也無多大意義,因此對「政協」謝絕參加,到了三十五年的一月,我便攜帶家小回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急於要回上海,主要的原因是為青年黨籌備復員,在京滬一帶不能不事先有一番佈置,經我和周謙沖劉東岩三人在上海南京一帶奔走接洽半年的結果,總算找好了十來處房子,創辦了一個「中華時報」,一個「人文研究所」,抗戰以後的青年黨還能略具規模,與這一幕是有相當關係的。其時青年黨的中央黨部還留在重慶。關於出席政協會議,參加第四屆第二次參政會,以及決定參加政府的人選種種,我大抵都沒有直接與聞,連把我擺在政府裡面參加一名部長,也是由黨的中央決定的。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終於無法妥協,最後一定要以兵戎相見,打一個你死我活,這在我看來,幾乎是命定的,聽憑你如何熱心團結、統一,如何苦口婆心調停奔走於兩者之間,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去爭取兩方的互讓,其結果總是徒勞無益。這樣一個趨勢,我在抗戰一開始,即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有一次,我和梁漱溟還有其它的幾位,在重慶一個朋友的家裡談天,漱溟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強調他平日一貫如何如何求得和平統一的種種說法,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記得我當時曾說過:『希望國共兩黨坐在一張桌子上來共同處理國家的政治,這實在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事!我們越是怕內戰,內戰便越是不能避免也不一定,我們要爭取戰後的和平統一,似乎應該別求所以自立之道,單從「怕內戰」這一點出發,是不會有什幺用處的。』漱溟這個人很認真,在他的立場上,也確實有一種誠意,因此他極不以我的話為然,甚至於他誤會了我的話,以為所謂不怕內戰,即無異於提倡內戰。其實我的看法從理論上說來似乎很簡單,從事實上說來卻不是不正確:第一,國共兩黨間積怨太深,到底無法消釋;第二,兩方面對政權都有一種獨佔心理,有國無共,有共無國,彼此所見是沒有區別的;第三,雙方都迷信武力萬能,而各有其優越感,但國民黨發揮優越感是陽性的,共產黨發揮優越感是陰性的,因此共產黨更容易博得一般淺薄者的同情,而國民黨更容易上共產黨的當;第四,共產黨是一個國際性的黨,不能不受國際共產集團的拘束,演變到某一階段,它便只能以共集團的利害為利害,決不能以國家民族的利害為利害,如此而希望國共合作到底,豈非笑話?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下,以我的理想,最好是除國共以外,能更有一個像樣子的大黨產生,俾於國共兩黨之間,能發生一種制衡作用,對於防止該兩黨之各走極端,未嘗不可以有相當作用。當時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之不足以勝此重任,是我所知道的,因此乃不能不寄其希望於『民主同盟』。國民黨對『民盟』的態度是始而懷疑,繼而冷淡;中共則表面加以敷衍,而內心則希望其逐漸演變,完全成為他們的一種工具;其不願意真正有一個制衡力量可以左右於二者之間,可以說國共兩方是大體一致。不久因為救國會的分子逐漸加進了民盟,偽裝的中共分子混進來的也有少數,其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強,青民兩黨便當然只好退出。後來張表方梁漱溟章伯鈞張東蓀等雖依然想以第三者自居,但精神上已經不是那末一回事了。

運用『民盟』以防止國共之各走極端,這一幕我算是失敗了,但在抗戰未結束以前,總還要保持一個表面的一致,不要即刻鬧出笑話,我卻依然隨時隨地加以注意。例如: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一次大會決定在舊金山開會,事前由美、英、中、蘇四國,向四十六個會員國家發出請柬。關於外交活動,國民黨非萬不得已,自來是不樂意有黨外的人參加的,但這一次卻相當的難處:因為抗戰是各黨各派一致執行的,現在勝利已快要接近,中國在國際上已取得了一個四強之一的崇高地位,忽然說把各黨各派一律拋開,不論對內對外,總有點講不過去,因此乃有青民兩黨和中共各派代表一人的傳說。不久,我們果然得到政府的通知,即決定以李璜當代表,謝澄平任秘書。其時張君勱原已在美國,大概在三月底,我接了他一個電報,說他已得了政府的通知,請他擔任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之一。可是中共方面究竟如何,卻沒有看見下文。有一天,熊天翼(式輝,其時他任設計局局長)為這件事約我去談,我才知道政府對於派中共代表出席一點,還沒有作最後決定,其時已是四月初,隔代表出發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熊對我說,政府方面總覺得中共的代表出去以後,一定要向國際作種種歪曲事實的宣傳,對政府實在不利。我說:『不錯,他們要宣傳是一定的,可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要他們去了,他們宣傳的作用小,不要他們去,他們宣傳的作用大,而且在這個勝利快要接近的時候,因為這樣一個問題,把我們內部不能統一的情形,提前向世界公告,實在太不值得。』熊聽了我的話,仍然表示猶豫。我覺得我的話已經說完,便拿者帽子告辭,站著對他說:「假定政府一定不許中共的代表出席,請將我們所提的李璜撤銷,同時我準備把這次的經過電告君勱,請他自決!」熊看見我表示得這樣決絕,又拉著我再談,我便把我的理由,重複申述了一遍,不到兩天,以董必武為中共代表的明令,才隨同其他各代表作一次發表了。這件事,我只是斟酌當時的情勢,本著團結抗日一貫的立場,覺得應該如此做,便如此做了,原沒有絲毫要見好於中共的意思,可是不到兩天,在某處有一次集會,王若飛卻把這件事提出,特別恭維了我一番,我聽了反而好笑。中共的代表是有了,但他們覺得與青民兩黨同樣只有一名,不足以示優異,還要繼續爭取名額,一直到四月六日,即臨走的前一晚十二點以後,王若飛還拉著沉鈞儒到我所住的信義街三十九號來,一定要我陪同他們去找李璜,想把李拉住不放,以便和他們一道以去就力爭,我知道這是中共又在發揮他們這種得步進步的劣根性,更難保不是『民盟』也想參加一份,我內心實在厭惡已極,只好斷然加以拒絕。四月七日,宋子文以首席代表的資格,偕代表團由重慶飛美,董必武畢竟沒有同去,聽說後來還是多爭了一名秘書一名醫生才坐下一班的飛機走的。

上面已提到我之拒絕參加政協,便是因為我已知道和中共交涉斷然無望,內戰終於無可避免。可是等到三十五年的十月,其時馬歇爾的調停工作已完全失敗。(他是三十六年一月八日回國的)國民大會的召開已無法久延,而國共的武力衝突已如箭在弦上,於是第三方面的人士,包括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和社會賢達,又在上海有所集議,我的基本觀念雖然沒有改變,但這一幕我卻是參加了的。其時梁漱溟任『民盟』的秘書長,他對這一幕的最後努力,更異常熱心,而且他也似乎覺得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實漱溟的頭腦長於分析而短於綜合,他於一件件孤立的事實看得很仔細,而對於一個大體的趨勢卻看不明白。當時的大勢是:一、國共終無妥協的可能;二、中共根本不要民主;三、中共根本討厭如國民大會的這樣一個組織;四、即令中共勉強參加了國大,參加了政府,國共的武力衝突也還是遲早要爆發;五、其時的『民盟』除極少數人還想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以外,大體上卻早已偏向中共,喪失了第三者的資格,這些都是漱溟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我的看法如此,但何以我對這一幕又終於參加了呢?老實說:我並不相信國大召開憲法公布就可實現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漸進步的可能,必須把黨治從法律上與事實上告一結束;初步實行民主,其幼稚也許比專制還要可怕,還要更沒有效率,但我們無法避免這樣一個階段;依照當時的情勢,也許第一步的所謂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對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會降臨。照中共當時所提出的一切一切,包括毛澤東在重慶的要求,三人小組之所規定,以及政協的五項結果,實際無非是為中共奪取整個政權預留地步,所爭的只是武裝衝突爆發的遲早,絕對無法得著一個永久和平。我深深的感到,與其讓中共永遠是這樣糾纏不清,還不如操刀一割,讓中共代表撤回延安,未來軍事衝突的結果如何,自然是不可知,但政治的做法卻確實已經到了水盡山窮,不能不冒齲責行竺著.

要敘述三十五年十月最後調停的這一幕,有幾個日子我們必須特別提出。

第一、政府規定國大召集的日期為十一月十二日,中共認為這是由國民黨片面決定的,曾提過書面的抗議。

第二、其時在關外並沒有停止用兵,政府且於十月十一日攻下了中共所佔據的張家口。

第三、第三方面的人到達南京,是十月二十一日,蔣先生除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見過一面以外,便於同日飛往臺灣去了。政府軍且於二十五日攻下了安東。

政府要想把國大開成,但各黨派的名單並未提出,假定各黨派都不來,而由國民黨一黨唱獨腳戲,在政治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敗;中共對國大是斷然不參加的,但它如果不多爭取同路者,它也將完全陷於孤立;就基於這兩方面都有爭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謂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後一次調停的資格。

在我們未到南京以前,吳鐵城、邵力子、雷震三位,原在上海做過許多的工夫,我們談話的地點,一處是海格路吳鐵城的住宅,一處是馬斯南路周恩來的辦事處。經過種種的說法,好容易才決定於二十一日約同周恩來同去南京。

我們在南京集合的地點是交通銀行,與中共接洽在梅園新村,與政府接洽則在孫科的住宅。我們經過多度的商討,決定了三條解決的辦法,其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一、雙方各就現地即日停戰,關於停戰之執行,及恢復交通,由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依照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之。雙方軍隊應依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辦理。其駐地分配問題,由三人小組協議定之。

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解決之。其有爭執之地方,並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儘先解決。

三、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決關於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盡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草修正案。

我們為什幺要這樣決定,如果要就已住交涉經過及當時事實加以充分說明,便非再耗費三五千字不可,只好省略。據我看,就是這樣三條,已經不是中共所能接受,即令當時不即刻破裂,等到在三人小組討論駐地分配問題,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地方政權問題,或政協綜合小組討論政府改組和國大問題的時候,他們要我一個破裂的口實,那是太容易也沒有了。梁漱溟覺得在東北關於軍隊駐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權的解決,更容易引起爭論,與其把這個責任讓給三人小組和國府委員會去負,反不如把前面三條辦法改得更具體一點的好。大家覺得他的話也對,又以為莫德惠是東北人,對東北情形特別熟習,黃炎培平日對這類技術問題他頗能考慮,因此便推定莫梁黃三位先加以研究,再提交大家來解決。他們三位商量的結果,得了兩點具體的意見:一、指定齊齊哈爾,北安,佳木斯三處為中共駐軍地點;二、沿東北鐵路四十一縣,當時有二十縣在中共手裡,請他們和平交出,由政府派縣長隨帶警察前往接收。大家無異議的贊成把這兩點歸併到前舉的三條辦法以內,由大家一致簽名,煞後繕清三份,以一份交政府,一份交中共,一份交馬歇爾特使,他們兩方面能接受自然很好,不能接受,也只好聽便,我們決不再管了。當這個文件簽好了名還未送出以前,沉鈞儒張申府等忽然又要求把他們的名字塗去,這當然是因為他們把辦法的內容事前通知了中共,中共不贊成,而且他們受了中共的責備,因此才鬧出這樣一幕出爾反爾的醜劇。可是我們並沒有因為少數人退出變更我們的進行程序,這三份繕清的文件,依然推人分別照送。

中共這一份,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去的。周恩來本來早已知道了這三條辦法的內容,因此他事前便已編好了一幕戲,準備演給他們這三位老實人看。當梁漱溟拿著這份文件在手裡向周解釋到第二條的時候,周即以手阻梁,大哭大鬧的對他們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幺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今天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這完全像在舞台上背誦念熟了的臺辭。)這樣一來,弄得他們三位手足無措,於是由莫李提議,把這三份文件一律收回,而且即刻由莫季黃羅四位,〈黃炎培羅隆基最初原不在場,因為周表演了這一幕才臨時找來圓場的。)分別向孫科和馬歇爾處將另外兩份取到,交周過目,聲明作廢,於是周才收淚息怒,一幕滑稽戲也才算是閉幕了。據說周青年時在南開中學演話劇的時候,他原是扮旦角的,這若干年來,他隨時隨地都能保持一種戲劇性的作風,做工確實不壞,扮相也不太差,所可惜者,整個的國家,便在他們這種兒戲的方式下毀滅無餘,周也不能不算是應負責任的一人啊!

自經過了這一幕以後,我便決定使青年黨參加國大,名單也隨即送出,因為我們既根本無法與共產黨合作,便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還是不能不走的。國大開會以後,馬歇爾是三十六年一月回國的,中共卻延到三月八日才正式撤退,從此以後,國共關係便完全進入一種戰爭狀態,截至今天為止,究竟最後的勝敗誰屬,依然還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大概只好隨著整個國際問題的解決以永得最後的結論了。

錄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1950年,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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