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朱鎔基體制的延續


如果說去年中共十六大表示江澤民遺產及其政治體制的確立,那麼這次十屆全國人大會議可以說是朱鎔基體制的延續。朱鎔基儘管發表了感人的「告別演說」,但他可以放心地離開了,因為他所留下的體制較之任何其他遺產更具永恆性質。

朱鎔基體制包含三個鮮明的原則。第一、從制度層面進行市場經濟的建設;第二、淡化計畫但側重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第三、從制度層面來強化各個經濟官僚機構之間的協調。這三個原則指導了朱鎔基一九九三年以後歷次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一九九八年那次大幅度的改革。這些原則也無疑對這次國務院出臺的體制改革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儘管朱鎔基不再是總理,但很顯然這次改革的設想出自朱鎔基。這和從前的改革不同,從前總是由新任命的總理來設計體制改革。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新任總理對朱鎔基體制的認同,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經濟改革上不會脫離朱鎔基體制。

朱鎔基對中國經濟的最大遺產就是在他任內所確立的各種經濟制度,無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朱鎔基是技術官僚,沒有意識形態的侷限性,不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量問題。但這並不是說,朱鎔基在從事體制建設的時候,沒有方向感。正如人們所看到的,他所進行的所有制度方面的建設都是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可以說,對市場經濟政治上的推動貢獻最大的是鄧小平,但正是朱鎔基把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的理念表達為制度。

朱鎔基能夠在中國政治的構架內達到這個成就,與他具有政治家的一面有關。可以確定地說,朱鎔基是一個技術官僚型的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型的技術官僚。在中國,體制改革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在朱鎔基之前的歷任總理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但沒有做好。朱鎔基做到了,這是因為他懂政治。他知道,一旦被政治化,任何事情就難辦了。所以,他盡量把政治問題簡化為技術問題,而不是把技術問題政治化。有些時候,他不得不壓制對一些問題的爭論,引起很多人的不快,但這是為了避免問題的政治化。但朱鎔基也有高調的時候,不僅高調,甚至把一些問題國際化。很多人因此批評他華而不實。但如果懂得中國政治,就可以看出,這也是朱鎔基懂政治的一面。朱鎔基的政治權力基礎並不好,他並沒有自己的幫派體系。有些時候,用高調來保護自己並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當很多政治人物因為高調而出局的時候,朱鎔基則用高調保護了自己。其中的奧妙只有懂得中國政治運作的人才會瞭解。

應當指出的是,在朱鎔基期間,國務院的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國務院的許可權範圍縮小了,越來越像中國的經濟內閣。較之從前歷屆政府,現在國務院的二十八個部委已經是很少了,在這二十八個部委中,很多部委如外交部、國防部和國安部等在實際層面並不屬於國務院管理,只是一個名份而己。這和朱鎔基本人少問政治,一心一意聚焦於經濟事務有關。第二,國務院的政治屬性有所減低。這也包含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就是國務院已經成為了國家行政機構了,主要行使執行的職能。其次,國務院不再成為一塊可供政治人物進行政治鬥爭的政治空間。各方政治人物當然不會放棄國務院這個重要的機構,但現在的國務院主要是一大批專業人士。那些不懂經濟只精政治的人物,很難得到國務院系統的認同,也很難立足國務院。即使擠了進來,也很難有所作為。

如果瞭解中國政治的發展情況,就可以發現,在中國眾多的國家機器中間,國務院系統現在是最有效的。從官僚體制理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來看,只有國務院系統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其它所有的國家統治機器包括黨中央本身、全國人大和政協都遠遠不及國務院機構。所有這些國家統治機器都還是龐大和臃腫。人大和政協系統儘管已經進行了一些機構上的改革,但是因為缺少方向性,無論是從組織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成效都不大。說得簡單一些就是,龐大的「兩會」還是未能體現它們應當具有的性質,即代表人民的利益。最糟糕的要算黨中央本身的機構。這些機構既無精減,也無理性化的跡象。可以認為,如果沒有像朱鎔基那樣的政治人物,這些國家機器要得到像國務院那樣的改革是很難想像的。

不管今天人們如何評介朱鎔基,但無論是回頭過去,還是展望未來,在第三代領導人中間,朱鎔基一定是最大的贏家。誠然,朱鎔基並沒有提出什麼像樣的「理論」、「學說」或者「思想」,他的一些言論也沒有反映在共產黨的黨章或者國家的憲法中間,但是在他任內所確立的那些經濟制度是他思想的最好載體。人們還不能明瞭黨章和憲法會向何處去,但可以相信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則是不可回頭了。這個經濟改革的時代是屬於朱鎔基的。

(原載《信報》) (4/2/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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