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罷黜，也是公眾輿論影響政治過程的一個範例。將張文康這樣的官員拉下馬來，是公眾輿論與權力中樞之間一次互動的嘗試。儘管此種輿論壓力主要來自國際和網路世界而非國內媒體。傑斐遜曾說，「信息是民主之源」。美國法學家德沃金認為最重要的個人權利就是「平等權」。而在一個現代信息社會，越來越重要的一種平等首先是基於信息的平等。公眾的平等的知情權，是輿論得以成功影響政治過程的一個前提。而公眾因為對網路和各種境內外媒體存在不同的接觸及體制化的限制，國內公眾被日益分割為不平等的「信息群體」，這一趨勢在非典疫情中也有較明顯的反映。
我所言的政治過程，指向一個共同體的廣泛的公共領域。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所關注的個人自由，與其所關注的政治生活的建制實際上是一回事。換言之關心自由就是關心政治。如我們在「非典」疫情中看到的那樣，沒有公共領域的制度安全就沒有個人的安全和福址可言。我們之所以關切和憤恨那些隱瞞疫情真相的官員及某種冷漠的政治機制，就因為公共領域的問題是如此深切和直接的威脅著每一個人的性命。自由不是一種「無所待」的個體哲學，自由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但在我們的傳統詞彙中，「政治」是一個被過分意識形態化的狹窄概念。在種種關於個體權利的問題上，我們通常會認為主要問題是過分「講政治」了。我們從未成年人開始就受著以「政治」為名的種種菸熏。在對衛生部門處理「非典」疫情的批評中，我也常看到對某些官員「首先考慮政治而不考慮老百姓安全」之類的指責。在這種話語系統裡，「政治」是一個完全被顛覆的錯誤概念，被顛覆得和老百姓全然沒有關係。這是長期意識形態宣傳對於「政治」的閹割。而對政治的閹割就等於對個人自由的閹割。
我們今天亟需要一種真正的、與每個人的非私人領域緊密相關的政治概念。在這一概念下，「非典」疫情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一個公共權力的運作如何影響個人安全的政治問題，政府的危機處理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而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容納和吸引公眾參與的政治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官員對「政治」的關注和對公眾權益的關注將成為同一件事情。對政治過程的參與有兩種，一是制度化的參與，即一個體制化的選舉和民主制度。二是非制度化的參與，主要是擁有新聞自由的公眾輿論在每一樁公共政策和重大行政事務上對政府的認同、批評和互動。這也是一個政府維持公信力和政治合法性的兩個方面。制度化的選舉將一次性的授予政府來自公眾的政治認同，彷彿新公司開張時投入資本金。而非制度化的公眾輿論卻是對於政治過程日常性的檢驗和追加投資。
目前我們的公權力尚未得到進一步制度化的分解和制衡，而政治合法性的「資本金」日益耗散，新的一次性 「融資」又尚未可知。公共行政系統由於利益分殊也充滿了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這時候保障第四種權力（新聞自由）和公眾輿論對於政治過程的參與，在應對象「非典」疫情這樣的公共管理危機時就成為極為重要的一環。尤其需要指出，這一點對國家權力中樞和對具體行政機構而言，其意義也完全不同。第一，如在「非典」疫情中我們看到，保護公眾的知情權同時就是在保障權力中樞的知情權。第二，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表明，在非民主的垂直體制下，「清流物議」往往是相權與君權之間相互制衡的主要渠道。考慮到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漸進性和權力中樞的多元格局，對於政治過程的輿論參與和個案推動，在相當一段時期可能發揮出比重大制度改革更經常性的作用。第三，對最高權力而言，駕馭一個龐大的公共行政系統，是比在傳統政治觀念下駕馭老百姓更困難的事。公眾輿論對於公共政治空間的參與和塑造，儘管可能會增加具體行政部門的難度，但國家權力中樞將一方面獲得對行政系統更有效的「御下」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對危機的妥善處理增加公眾的政治認同，贏得政治合法性的「現金流」。從而將與公眾的個體利益出現較大的趨同，成為信息公開和新聞自由最大的受益者。
（《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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