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根本問題不是換人,而是換制度


中國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衝擊了典型性官僚政治。

去年十一月,在廣東佛山、河源發生的中國人稱之為「非典型性肺炎」(注)的傳染病,由於當局刻意封鎖消息,掩蓋事實真相,在人們失去警惕的情況下,從廣東蔓延到香港和大陸的二十多個省市,又從中國蔓延到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野火成了燎原之勢就很難扑滅了,而在出現火苗容易扑滅之際,喪失了時機。國際輿論都在批評中國,以至《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全球隔離中國》。

「非典」傳到北京,引起一片恐慌。四月三日,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出來安撫人心,說:從三月十八日北京出現第一例「非典」病人以來,只有三十七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他拍胸脯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他打官腔鬧出了笑話:「戴囗罩,不戴囗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如果戴囗罩是安全的,不戴囗罩就不是安全的;如果不戴囗罩是安全的,戴囗罩就不是安全所需要的。部長先生的思維如此混亂!解放軍301醫院前外科主任蔣彥永醫生向美國《時代週刊》揭露了張文康的謊言:光是解放軍309醫院就有六十多個「非典」病人,而且已有七人死亡。他斥責張文康:作為醫生的人格都沒有了。

四月八日,世界衛生組織派出的專家抵達北京檢查SARS疫情,結果沒有發現隱瞞。他們大大的受騙了。據《華盛頓郵報》採訪得來的消息,四月八日這一天,解放軍309醫院把大約四十名「非典」病人轉移至一家飯店,到傍晚時才又送回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做得更為戲劇化。有三十多名「非典」病人被抬出隔離病房,加上醫護人員,擠進數輛救護車,在北京街頭轉游了一天,以避開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耳目。

四月十八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要處罰瞞報疫情的官員。事實上也確實瞞不住了,四月二十日才開始說一點真話。衛生部副部長高強說,北京「非典」病人有三百四十六例。不是早就「得到有效控制」了嗎?控制了十多天,卻增加了將近十倍。他解釋道:不是感染的人數一下子大幅增長,而是先前的「通報系統有問題」。就是說,本來不止三十七例,而是「通報系統」打了埋伏。原來,「得到有效控制」的不是疫情,而是有關疫情的「通報系統」。既然如此,誰能保證現在的「通報系統」沒有打埋伏?受了欺騙的人們不能不將信將疑。高強宣布,「不得隱瞞疫情」。好像是對別人說的。隱瞞疫情的人搖身一變,成了反對隱瞞疫情的人了。

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銷了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未幾,人大常委會撤銷了張文康的部長職務,孟學農則辭去市長職務。

孟學農代人受過

張文康本是江澤民的御醫,靠巴結江澤民發跡;江澤民把他從一個醫生培養成共產黨官僚。當眾撒謊,矇騙世人;貽誤戰機,人所共憤;撤職查辦,理所應當。但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何以陪綁?今年一月,他當選為北京市市長時,被公眾認為是「最佳人選」。他回答《北京晚報》記者的問題:「您認為北京市民最需要、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排列的次序是醫療問題、衛生服務問題、住房問題、就業問題、社會治安問題以及養老問題等等。恰恰就在被他預見到的優先問題上觸礁了。旁觀者可以發問:他早已認識到了問題所在,下一步是作為市長究竟有多大的自行決斷、獨立行動解決問題的可能?

孟學農在四月十二日會見北京國際公路接力賽部分參賽代表時早已透露:「三月一日,北京就發現『非典』病例。」不是張文康所說的三月十八日。撤職以後,他說:「當時考慮到兩會即將召開,而且是領導人換屆,為了維護穩定,所以沒有報導。」是誰決定不予報導?孟學農說,他向市委書記劉淇作了匯報,並在常委會上提出討論。討論以後作了什麼決定?按照中國的黨政體制,誰都知道,只有中共北京市委才能作決定。劉淇在北京市幹部會上也承認:他作為市委書記「負有領導責任」,「誠懇地作自我批評」。孟學農上任才三個月,劉淇肯定地提到他「為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的貢獻」。市委的決定,書記的責任,板子卻打在市長的屁股上,公道何在?

黨領導一切,功勞歸於黨,過失也應歸於黨。雖然原則是不正確的,毛澤東時代至少邏輯上還是一致的。一九五六年,廣西發生災荒,因救災不力死了人,省委書記陳漫遠被撤了職。按劉淇的說法,陳漫遠也不過是「負有領導責任」而已。鄧小平時代,又把這一不正確的原則引向荒謬。他提出的領導體制,在工廠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在學校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地方各級,實際上就是縣委領導下的縣長負責制、市委領導下的市長負責制、省委領導下的省長負責制。黨委有權領導,但不須負責;廠長、校長必須負責,但無權領導。搞得好,讚揚黨的領導;搞不好,問責行政首長。道理上說得通嗎?道理上說不通,事實上行得通,中國的事實就是不講道理的。這是鄧小平的「黨政分開」:功勞歸於黨,過失歸於政。這樣一來,黨的領導就絕對正確了。鄧小平將「領導」和「責任」分開,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核心人物領導下的總書記負責制。兩任總書記都被撤職下臺了,而鄧核心依然正確無比。

市長孟學農代市委受過,就是鄧小平留下的荒謬原則的運用。

根據可靠消息,關於封鎖「非典」的報導,是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決策。從中共十六大到十屆全國人大,江家班人馬一個個粉墨登場、妝扮亮相,為了不致敗壞在北京跳加官的好心情,他們最需要「穩定」;因而,一切影響「穩定」的消息,必須封存黑箱。

孟學農不僅代北京市委受過,還代江澤民受過。明明是太上皇的旨意,卻拿下面的人開刀,公道何在?

今年一月,孟學農在市長就職的記者會上說:二十年前,胡錦濤同志曾是我們共青團的主要領導,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很多具體事情已經淡忘了,但胡錦濤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現在,孟學農怎麼想?還認為總書記撤了他的職是公道的嗎?

孟學農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但胡錦濤卻不失公道的原則,他考慮的是另一種公道。張文康是江家班人馬,為了搬掉這塊攔路的石頭,同時對團派人馬揮淚斬馬謖,以示平衡。這是現實政治的需要,胡錦濤不便明說,別人也無話可講;否則,橫生枝節,暗中掣肘,就會影響大局。當前,人命關天,形勢緊急,為了共赴國難,度過危機,只能委曲求全。胡錦濤用心良苦。但江家班中人就不同了。爭權奪利時大顯身手的人們,現在都在幹什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好像只剩了三個人:胡錦濤、溫家寳、吳儀。江家班班主江澤民本人,早在四月九日就移駕上海,避災去了。危機時刻,忽發雅興,他居然授意新華社於四月十六日播發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為「南京路上好八連」的題詞。是不是還想效法毛澤東、鄧小平,躲在外地,炮打中央?並非多慮。歷來,發生自然災害,解放軍子弟兵立即出動。這一次,軍委還在關起門來學習「三個代表」,軍頭們囗囗聲聲說「聽從江主席、黨中央的號令」。江主席就是按兵不動,是不是在窺測方向俟機而動?

以瞞和騙為特色的制度是時代的荒唐

孟學農是犧牲品,就連張文康也是犧牲品;不管公道不公道,他們都是制度的犧牲品。

張文康、孟學農不過是官僚政治這架機器上的兩顆螺絲釘,他們的作為是由上下左右前後千絲萬縷的關係所決定的。如果不是張、孟二人,別人在他們的位置上,事情不會有什麼兩樣。這架巨大的官僚政治機器是按一定的制度運作的。瞞和騙就是這種制度的特色。這種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特別是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經營和傳承下來的。揭露黑暗,叫做「給黨抹黑」。好像幹壞事的人本來不黑,而是反對幹壞事的人抹上去的。報導事故,叫做「影響穩定」。好像製造事故並不影響穩定,一報導就不穩定了。

趙紫陽主持的中共十三大,在規劃政治改革時,著重強調加強公開性、提高透明度。這是向以瞞和騙為特色的制度提出了挑戰。趙紫陽下臺,江澤民上臺,中國的政治風向發生逆轉。從十三大步步後退,蠅營狗苟十三年,政治全面腐敗,制度越發糜爛。江澤民與毛澤東、鄧小平還有所不同,他是在有可能變革、而且已經提出變革任務的時候,掉頭向後,背道而馳。他的歷史作用,恰與滾滾向前的世界潮流成反比。所以,無論是作出決策封鎖「非典」消息這一具體事件,還是維護以瞞和騙為特色的制度這一根本責任,江澤民都是罪魁禍首。

瞞和騙不僅是共產黨中國的制度特色,也是國民黨中國的制度特色。我不會忘記,一九四八年年底,淮海戰役已經結束,《中央日報》頭版頭條的大標題居然還是「國軍固守徐州」。瞞和騙還是傳統中國的制度特色。兩千多年來一直遵循孔夫子的遺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是牧民之術,把人民當作羊群,官吏的職責無非是使用鞭子的語言,叫你向東就到東,叫你向西就到西;不用問為什麼,問了也不會告訴你。

這種制度之所以盛行兩千多年,因為有它存在的條件。這種條件在現代社會已經起了變化。天上的人造衛星日夜運轉,空中的電磁波無往勿屆;光是美國,每天就有六萬架飛機通向全國和全球各地。在資訊發達、交通方便的時代,瞞不住、騙不了啦。只有某些愚蠢的中國人還想死守老傳統。報紙不發消息嗎?電腦網路可以溝通。電腦網路設「擋火牆」嗎?手機短新聞可以暢行無阻。這一次,在廣州和北京就是手機發揮的威力衝破了政府的新聞封鎖。在行不通的時代蓄意行之,只能更加顯得制度的荒唐了。

近百年來,中國發生了三次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革來革去,中國的制度不過是金蟬脫殼,本體依舊。因為革命的目的都是奪取政權;政權轉移了,換了一幫人馬,雖然一再製憲、立法,原來的制度經修修補補又繼續下去。革命,可以是換制度,也可以只是換人。中國的這幾次革命,就只是奪權運動,即換人掌權運動,不是換制度運動。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僅限於換人掌權而不換制度?因為中國的傳統是政府權力重於人民利權,以往的革命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轉為人民利權重於政府權力,才能換制度。搞革命,可以不換制度;換制度,也不一定非搞革命不可,重要的問題在於提升人民利權。蔣經國在臺灣啟動換制度,並沒有換人馬,也就不需要搞革命。

共產黨奪權後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挾革命之餘威,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氣象為之一新。人們以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新社會。毛澤東引以為自豪的「換了人間」,並沒有換制度。曾幾何時,污泥濁水回流了,已經換了的人間又要換了。就因為「新社會」和「舊社會」在根本之點上相同,都是實行重官權、輕民權的制度。

奪命瘟疫在中國得以流行,實制度之禍。非常時期,採取果斷措施,顯示領導決心,雖屬必要,決非根治。不要說換一兩個人,就是換了一大幫人,只要不換制度,悲劇還會重演。中國的現行制度是歷史形成的,特別是江澤民留下的不光彩的遺產。對於胡錦濤、溫家寳這新一代領導人來說,它的存在是沒有責任的,它的延續就有責任了。如果不能痛下決心進行制度改革(不僅是機構改革、體制改革等等),你們也會成為繼毛、鄧、江之後的新的歷史罪人。換制度不一定翻江倒海,也可以靜悄悄地進行,那就是不斷地提升人民利權。申民權,必須抑官權;抑官權、申民權交互攀升,達到一個轉捩點,制度不換也得換。江澤民賴著不走,豈止戀權而已?根本目的就是企圖阻撓制度改革。他所擔心的是制度一換,他和他的家屬以及他的班底便會遭到清算。因此,進行制度改革必須具有勇氣排除江澤民的阻力。排除江澤民的阻力,又必須首先與他的舊思維、舊話語劃清界限,形成自己的新思維、新話語。「三個代表」的套話應當少說或不說,讓新老「黨八股」徹底休息去吧。

制度改革從新聞改革做起

中國的現行制度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一九五六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第二年,嚮往自由、民主、人權的人們就提出,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改革中國的根本制度,否則就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先知先覺的呼聲,被一場反右派運動扼殺了。中國共產黨抱持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制度,沿著與自由、民主、人權相反的方向狂奔,至「文化大革命」而達於登峰造極。「文化大革命」結束,人心思變。二十多年來,又有兩次轉機,都被中共領導人葬送了。

在批判「四人幫」之際,人們進一步提出清算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改革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利用民心、巧言改革奪取了最高權力,但他所能接受的不是改革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詞序顛倒一下,意義大不相同。他又拋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設限,進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徹底扼殺了這一次轉機。最後以改革的代表人物胡耀邦下臺告終。

由於拒絕制度的改革而走向腐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爆發了反對腐敗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運動。人民群眾表達的政治熱情本來是催生民主制度的契機,鄧小平調動軍隊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名義進行血腥鎮壓,又一次扼殺了這一次轉機。最後以另一個改革的代表人物趙紫陽下臺告終。

共產黨一黨專權的社會主義確是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人怨,早已怨聲載道;這一次是天怒發威,自然災害在懲罰極權制度。自然災害到處都會發生,但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後果大不相同。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梯亞.森的研究,在人類的飢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因自然災害而發生飢荒。

常有人說,中國的國情特殊,實行民主要慢慢來。民主慢慢來,可以;反民主,不可以。慢慢來,必須開步走;站著不動,就沒有慢慢來;反民主,更是開倒車。事實上,即使「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的最高和最後決策不是民主慢慢來,依然是反民主。

這一次SARS疫情充分暴露了制度的弊害,也就有理由說服更多的人們理解改革制度的必要。因而又一次轉機來臨了,機不可失。

制度改革應從新聞改革做起,新聞改革就從現在做起。就算民主慢慢來,也要馬上開步走,不能再等待,不能再猶豫。以下幾點,都是可以立即付諸行動的。

第一,根據依法治國的要求,取消黨和政府對新聞的控制,確保新聞單位的自主權。取消統一囗徑,新聞的採訪、編髮、評論一律自主。

第二,根據民主政治的原則,把不正常的關係顛倒過來,不是黨和政府控制新聞,而是新聞監督黨和政府。

第三,新聞單位沒有觸犯法律,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不得以任何借囗進行「整頓」、「查封」,撤換領導。違者追究行政或法律責任。

第四,黨和政府領導人不得濫用權力,強制新聞單位隱瞞消息、發布不實消息。違者追究行政或法律責任。

第五,撤銷新華社的參編部和各種「內部參考」,撤銷電腦網路的「擋火牆」和網路警察,資訊公開,交流暢通,保障人民的知情權。

第六,根據WTO關於文化市場的條款,現已開放報刊市場,外國投資者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從事圖書、報紙和雜誌的零售業務。更進一步,應當允許港臺和外國報刊進入中國市場。

第七,根據本國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公民可以經營媒體;參照外國民主政治的經驗,將經營媒體的許可制改為備查制。

第八,著手制定和通過新聞法、出版法。

註:這個名稱是不科學的,簡稱「非典」,更是不知所云。現在發現的肝炎有甲、乙、丙三型,何者為典型性、何者為非典型性?若說「非典型性肝炎」究系何所指?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的名稱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英文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縮寫SARS.世界衛生組織確認SARS是二十一世紀出現的極為危險的傳染病。中國人稱之為「非典型性肺炎」,意思是它不過為常見病肺炎的一種。換個名稱也是為了便於隱瞞。

(2003年4月28日於哈佛大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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