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上訪」調查 湖南省H縣調查報告: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

近十年來，我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直接針對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大都經過各級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較妥善的處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於處理不當，各種矛盾和衝突依然存在，並逐漸產生了一些以"減負上訪代表"、"減負代表"等名義出現的所謂"農民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組織和領導下，部分農民與基層政府進行著長期的抗爭。其結果是，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與此同時，農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重大的升級，在內容上變得更有進取性，並提出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要求，其具體表現就是自發籌建農民協會。

為考察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過程和機制，研究農民有組織抗爭所蘊藏的政治風險和改革機遇，我在此類問題較突出的湖南省H縣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跟蹤調查。這份研究報告所陳述的事實，均經過本人認真而符合學術規範的查證，並保存了大量的錄音、錄像和原始文本資料等以供佐驗；報告所作出的判斷或提出的主張，僅屬於學術探討。
　　
一、農民有組織抗爭的基本特徵
　　
農民有組織抗爭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領導核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社會動員和信息交流網路，以中央或上級政策為依據，以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土政策為抗爭對象、以直接動員農民抵制為手段、以宣示和確立農民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為目標的一種政治性抗爭。
　　
1、擁有一批意志堅定、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動員能力的"農民利益代言人"。
　　
自1992年始，H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幹部作風等問題多次上訪縣、市、省和中央，並逐漸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減負上訪骨幹隊伍，其中被稱為"減負代表"或"減負上訪代表"的核心人員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據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並帶領農民對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進行各種形式的抵制。
　　
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徵較為複雜。其中起主要組織和領導作用的，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也有少數黨員和村組幹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瞭解，並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農民抗爭事件上的基本態度。在H縣起到組織領導作用的彭雙雄和洪阿斌是退伍軍人，其中洪阿斌曾經為參加對越自衛還擊戰第二次入伍並榮立三等功。而在各自的鄉鎮具有號召力的凌文武和鄧夫賓則都到外打過工並擔任村組幹部。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眾多的"減負上訪代表"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號召力，主要取決於三個方面：一是他們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能夠通過電視、報刊、各種渠道獲得的政府文件、中央領導的講話，且能較準確地接受和理解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並會將這些政策與本地的實際情況聯繫起來，使農民的生活處境"問題化"；二是他們（或在其他人心目中有）在農村社區之外具有一定的可資利用的人際關係及其它資源；三是他們有勇氣和膽量出面"代表"農民利益直接面對各種權威。就這些"減負上訪代表"本身而言，他們開始向村民們宣傳自己所知道的中央減輕農民負擔文件和精神時，雖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稅費提留的經濟目的，但隨著自己因這些"見識"受到的尊敬及影響力的不斷強化，在各種因素的誘導下，他們就成了組織並代表農民上訪、幫助農民與收上交提留的鄉鎮村幹部進行討價還價的角色。
　　
在H縣減負上訪代表中還有兩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一是具有"精神領袖"地位的屈勞，他是一位解放前參加革命、到過朝鮮前線、10多年前從東北一鋼鐵廠退休回鄉的職工，雖然已經70多歲且有重病在身，可仍然是H縣農民減負上訪隊伍中的一面旗幟。同樣年已70多歲的劉老司，是一位具有大學學歷、從外地退休回故鄉的教師，他具有一定的寫作能力，現在具體負責全縣農民減負上訪組織的文件起草工作。由於他們倆並不是本地的農民，從事減負上訪活動與本人的直接經濟利益無關，所以參加這樣的活動更具有象徵性，一方面彰顯他們見義勇為，更重要的是表明農民確實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們受到減負上訪代表們的特別尊敬，他們的意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與普通農民相比有一個突出的心理特點，那就是經常在公眾場合表現出強烈的英雄主義情懷。他們宣稱以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及農民的合法權益為己任，為此不怕流血犧牲。例如，洪阿斌在1998年領導農民抗交提留時，與鎮幹部發生了肢體衝突，結果農民群情激憤，不聽洪的勸阻，掀翻了鎮政府的吉普車。洪阿斌因此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但是他於2001年9月被減刑釋放後繼續領導農民進行減負上訪活動。他曾多次表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洪阿斌，還有後來人"。因為宣傳中央的減負政策而被打被扣押被抄沒財產的減負上訪代表莫友青也發出了同樣的豪言壯語，並表示要誓死維護黨的利益，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只要我還有命在，只要共產黨不垮臺，我就上訪到底"。因為宣傳黨的減負政策被鎮政府幹部毆打關押的減負上訪代表劉道德表示，他有三不怕：一不怕抓，被抓過一次，就不怕被抓第二次；二不怕打，被打過一次，不怕被打第二次；三不怕死。我訪問的減負上訪代表幾乎都表現了這種不怕死的精神。他們的典型說法是，為黨的利益和農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減負上訪代表的這些"英雄主義"行為已經獲得了許多農民的認同並轉化成為了一種社會動員力量。許多農民在評價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時，大都稱讚他們"敢為農民說話"、"敢打抱不平"，有的甚至直接稱他們是"農民英雄"，並言稱現在農村正因為有了這些懂得黨和國家政策的"減負上訪代表"，鄉鎮幹部才不敢過於囂張，如果沒有這些"英雄好漢"，那農民根本就沒有活路了。最近實行的稅費改革，雖然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個新政策的實行，不僅讓減負代表覺得他們的抗爭終於開始有了成效，更讓農民覺得代表們的抗爭是有效的，值得支持。因此，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了農民普遍尊重。對這一點，"減負上訪代表"切身的感受。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認為，由於參加了減負活動，自己到農民家裡受到了歡迎，政治地位有明顯的提高。有的減負上訪代表形象地說，"現在鄉鎮長的威信絕對不如我們。他們到農民家裡，有時坐的地方都沒有。而我們到了農民家裡會受到非常熱情的款待，農民會高興地拿出煙和酒來，還會主動地請我們講解中央的減負文件，有什麼困難也主動想到找我們"。特別是，當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打擊時，就有許多農民自發地出來保護和幫助他們。事實上，有多起農村群體性事件正是為了保護和營救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而發生的。H縣著名的"117事件"，就是一起為營救減負上訪代表發生的群體性事件。1999年1月17日，H縣Z鎮根據縣委和縣政府的安排，聲稱要集中力量對農村社會治安進行一次重點整治，召開全鎮農村整治動員大會。鎮黨委書記、鎮長和分管政法的副鎮長及縣駐鎮農村整治工作隊隊長等人商定，將該鎮被捕押的部分減負上訪代表或他們的親屬等6人作為反面典型，列為幫教對象，用捆綁掛牌的方式在大會上批鬥示眾。在會議進行之時，一名被捆綁的減負代表的兒子衝進會場營救父親，台下群眾乘機行動，與政府幹部發生了大規模衝突，減負上訪代表被群眾營救，在場的十多名縣鄉幹部和數十名政府聘請的戴紅袖套的聯防人員（農民稱他們是黑社會或黑惡勢力）被亂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數部車輛被砸壞。而在這次營救減負上訪代表的行動中，婦女也表現出了難以想像的"英雄主義"行為。當時就有二位與被批鬥的減負上訪代表沒有任何親朋關係的中年婦女，為了阻擋政府車輛撤離現場，舍命橫躺在公路上，迫使縣鄉幹部和聯防隊員在群眾的追打下只得棄車而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減負上訪代表的主張和行為還得了其親屬的贊同和支持。減負上訪代表彭雙雄的妻子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當她看到中央有關農村減負的文件後，非常氣憤地對彭雙雄說："這些鄉鎮幹部太壞了，不按照中央的文件辦事，為搞腐敗而加重我們農民的負擔，搞得我們農民活路也沒有了。彭雙雄你原來是個軍人，現在你如果還是男人的話，就站起來領導大家與這些欺壓農民的腐敗分子斗"。就是在她的鼓動下，彭雙雄才成立減負上訪組織。雖然，她因此受到了當地政府幹部的毒打而受傷住院，可這並沒有使她退卻，反而更堅定她支持彭雙雄從事減負上訪活動的決心。現在她的家成了附近鄉鎮減負上訪代表經常集會的地方，而每次來了減負上訪代表，都會得到她最熱情的招待。鄧夫賓因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家裡可說一貧如洗，但其妻卻堅信鄧夫賓的行為是正確的，"他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全是靠家裡的收入，有時還將我養的豬賣掉給他作路費，在經濟上沒有給家裡帶來一點好處。可是他這樣做對大家有好處，我就支持他"。減負上訪代表凌文武的女兒是一位只有十三歲的中學生，在談到其父的減負上訪行為時，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說："雖然也有些幹部子女說我爸爸的行為是與政府作對，是犯上作亂，可更多的同學說我爸爸是敢說真話，願為農民辦事的英雄好漢。我也感到爸爸做得對，很佩服他。我長大了也要這樣為農民說話做事。"
　　
廣大群眾的支持和親人們的理解，使減負上訪代表更堅定地確信自己的主張和行為的正確性。也就出現了政府越對減負上訪代表進行打擊，他們的鬥爭決心越堅強、形象越"高大"這樣的現象。在117事件被群眾營救出來的減負上訪代表屈勞在接受訪問時，滿眼含淚並十分深情地對我說："我已70多歲了，又是從外退休回鄉的人，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而上訪，竟然遭受到鄉鎮政府的這般野蠻打擊。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拚命相救，我的命可能也沒有了。這說明農民群眾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是支持我們的。為了報答廣大農民群眾，就是拼了我這條老命，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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