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如何處理孫大午案意義重大

河北省的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先生被捕已經好幾個月了。這件事不但引起了國內的廣泛注意，而且國際上也很注意這件事。8月26號的《紐約時報》又登了一篇長篇的報導，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都寫出來了。在報導結尾的地方，記者援引了一位河北省當地人士的話：假如孫大午這回能夠被從輕處理，就會大大推動農村的發展。這件事的意義也許會和1979年末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還給農民的意義不相上下。因為這件事又是一次機會，可以使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有一個大的突破。但是假如對孫大午判處重刑，就對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業的前途會是非常不利了。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呢？我的想法是這樣：中共近年來老是在那兒喊、在那兒叫，就是必須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必須解決"三農"的問題，也就是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他們這樣說也不能說沒有一點誠意，但是他們所依靠的就是共產黨的中央，仍然是幾十年來騎在農民頭上、靠欺壓和剝削農民生存的那樣一個官僚特權階層。

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提高一個極大的困難就是欠缺資金。孫大午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證明非常有效，卻遭到當地官員的激烈反對。因為他們多年來壟斷資金，甚至利用農民缺錢這個困難大放高利貸，賺了很多錢，成為農村幹部的一個重要財源。孫大午這樣做，當然就斷絕了那些人的財路，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孫大午置於死地。假如中共中央能夠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站在孫大午一邊，就可以使官僚特權階層遭到一次挫傷，對解決農村問題會有突破。

孫大午事件的另一個意義就在於它又一次證明了解決農村問題的力量就在農民中間，就看你敢不敢發動，敢不敢依靠農民。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一個特殊條件使中國農民歷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作為平等的一員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之上。像孫大午這樣的人，他們參軍，在軍隊裡受到教育，走南闖北開闊了眼界，增強了膽魄。這樣一代農民真正是千千萬萬，一代接著一代出現了很多這樣一些優秀的人物，他們回到家鄉，就變成農民的代言人，同時進一步成為農民的領袖人物。孫大午是走進了經濟領域大顯身手，和那些在政治領域的人們一樣，顯示了農民子弟們有智慧、有膽量，為解決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找到正確的出路。

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願不願意、敢不敢於站到孫大午這一類人的一邊。和那些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幹部，而實際上已經是農民的敵人的那個社會勢力劃清界限、進行鬥爭。這件事做起來不會是很容易的，因為經過幾十年的經營，那個黑暗的社會勢力，就是官僚特權階層已經盤根錯節了，根基很深厚。

河北省有一個毛澤東當年樹立起來的農民模範人物叫王國藩，這是搞合作化的時候出現的一個人，他後來幾十年作惡多端，既是一個地方的大惡霸，又是中共中央委員。幾年前有一個作家把多年積累的有關王國藩的資料，以這個為基礎寫了一部小說，這個小說里根本沒有點王國藩的姓名，也沒有寫地點，結果居然被王國藩的代理人告到法院。各級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他們完全瞭解王國藩不是一個好人，而這個作品也不存在誹謗的問題，但是最後仍然做出了一個判決，說這個小說是誹謗，對作者和出版社做了處罰，作品也全部銷毀。這個事情發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當年培養和扶持王國藩的那些省的領導幹部早已經下臺的下臺、去世的去世，但是他們的接班人仍然能夠按照他們的老爺子們的旨意對法院施加壓力，做出那樣的判決。

河北省、山西省、陝西省、河南省、安徽省等等一系列省份多年來解決不了貧困的問題，就因為那個地方的黑暗勢力一直霸佔著各級領導班子。假如胡錦濤、溫家寶這個領導集團能夠狠下決心出來保護孫大午，打擊反動的官僚勢力，就會使天下農民人心大快，鼓舞農民中間那些仁人志士起來敢做敢為，大顯身手，把中國的農村推向一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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