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觀察:國產「非典」直接挑戰全球國家安全

隨著冬季將至，非典型性肺炎(SARS) 再度成為全世界密切關注的話題時，人們在尋求正確的態度和方式來應對這一「無聲殺手」可能帶來的又一次巨大威脅。美國學術界最近指出，世界應意識到，非典絕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難題，而是一個直接關係到國家乃至人類安全的戰略性問題，唯有本著這樣的態度，各國政府才能針對非典真正實現多層次上的多邊國際合作。
應視非典為國家安全問題

傳染病通常被視為一個醫學問題，然而，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使它的威脅遠遠超越了健康領域。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家仍舊把非典看作是對健康的威脅而並非對人類安全的威脅。 中國拖了四個半月才將廣東的非典病例告知國際社會，而當世界衛生組織要求調查廣東非典狀況時，中國政府的最初反應是相當緩慢的。

「造成這個現象的部分原因是中國以為傳染病僅僅是個醫學問題，中國似乎認為對付傳染病，只需要醫療手段。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沒有提供可以用來及時通報、處理新生傳染病的多邊機制，」防務與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莫利.．安東尼教授（Mely Caballero-Anthony）說。

加拿大衛生部人口與公共衛生所主任保羅．格利（Paul R. Gully）在耶魯大學近日舉辦的大型國際研討會－「非典是全球化的最新挑戰」－上說，除非各國政府將非典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否則政府不會作出迅速果斷的反應，也很難真正地做到對全人類的健康負責。

然而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非典的爆發直接影響到國際旅遊、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它的傳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會比戰爭更可怕，人們應該從國家安全戰略的角度解決非典危機。香港大學附屬瑪麗醫院的呼吸病專家簡．陳博士（Jane Chan）在耶魯大學的研討會上強調，全球化造成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速人口流動，使世界上任何人群都難以免受非典的侵襲。

生命換來的教訓

非典危機留給我們的教訓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在抵禦傳染病的過程中，許多地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缺乏完備的公共衛生系統,而且不同地區與國家間缺乏相互合作；其次，貧窮加劇了傳染病對健康的威脅；最後，非典暴露了政府的信用危機。概括地說，真正的「無聲殺手」是貧窮、無知、不合作與腐敗，疾病只是導火線而已。

出席耶魯大學研討會的各國各地區專家都談到本土的公共衛生系統有待改進。 臺灣大學社會學教授林國明指出，臺灣政府應設法動員私立醫院的資源來應對非典危機，醫療服務系統內部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醫療服務業更應提高其在公眾心目中的信用度。

「中國大陸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1996年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勞瑞．格利特(Laurie Garrett)說，「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部門之間存在的不是合作關係而是競爭關係，因此部門之間缺乏相互交流和信息流通，從而降低了抵制傳染病的效率。」

加拿大也是2003年春季的非典「重災區」。加拿大衛生部的保羅強調說，各國各地區相互交流科研數據對盡早控制非典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抗擊非典需要跨政府、跨部門的廣泛合作，需要建立起一個全球性的疾病監控機制。

貧窮是傳染病的溫床。許多發展中地區缺乏甚至沒有基本的健康護理服務，衛生基礎設施落後，公共衛生狀況低下，沒有健康保險，環境污染嚴重，人口密集，居民普遍營養不良，這一切都將大大增加感染非典的可能性與死亡率。

「試想如果非典不是集中爆發在廣東和香港，而是中國某個邊遠的農村地區，或許其造成的後果會更加嚴重，」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國研究講座主任季北慈博士（Dr.Bates Gill）說，。

信息全球化有助於及早控制傳染病

勞瑞．格利特在非典大爆發期間曾經赴中國採訪。她從自己採訪的親身經驗指出，對政府及其媒體的不信任加劇了人們在疾病災難面前的不確定感與無助感。

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總監陸恭蕙（Christine Loh）說，「香港媒體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無論處於什麼文化或政治背景，各國都應在非典問題上增加信息流通的能力。從這一意義上說，信息全球化有助於及早控制傳染病。」前香港立法會委員安娜．吳(Anna Wu)進一步指出，活躍的新聞媒體和公民社會將推動整個社會採取有效措施應對這一全球化帶給我們的最新挑戰。

－－《華盛頓觀察》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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