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為了走出黑暗，必須控訴黑暗

每年我都要閱讀世界人權觀察、國際大赦、記者無疆界、保護記者協會的各種報告，因為這些組織正在為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作不懈的努力。作為一位專門研究中國現實的學者，我當然清楚我們那塊國土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膿瘡，被深深掩藏的醜惡。但每次讀後我還是禁不住心裏沉甸甸的，我真的為我們這個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古國的現實人權狀況感到羞恥。因為不管中國政府如何巧辯，將中國的首要人權解釋成生存權，但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卻只有一種，而這種標準正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儘管深深瞭解中國現實，但曾錚女士的這部《靜水流深－－一名法輪功學員的生命見證》還是宛如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剜著我那顆其實早就插滿無數鋼針的心。作者筆下展示了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的黑暗：在中國的那些所謂「勞教所」裡，正在上演著斯大林時代在蘇聯集中營裡上演的那些將人變成鬼的血腥故事。記述蘇聯集中營故事的巨著是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寫的《古拉格群島》，他當年身陷集中營，親身經歷了這段地獄般的生活，出獄後採訪了270位人士，將這些地獄的故事寫成了一部《古拉格群島》，向世界揭示了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血淋淋場面。人類也因此要永遠感謝索爾仁尼琴，因為在那麼多有相同經歷的蘇聯作家中，只有他將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政治的憤怒控訴化成了不朽的文字，任何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說教從此變得蒼白無力且虛偽無恥。這部書至今還在刺痛著俄國人的神經，他們至今無法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矛盾：國內政治雖然已經走出了極權政治的陰影，但卻在國際社會失去了冷戰時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霸主時代，蘇聯人民又如同古拉格群島上的囚徒。因此之故，他們將自己的歷史撕成了碎片，只收藏那些不致引起羞恥感的歷史片段。據說在俄羅斯的政治歷史博物館裡，有十月革命但沒有列寧；有衛國戰爭等蘇聯歷史但卻沒有斯大林。我因此也不大佩服現在的俄國人，他們依靠閹割歷史來忘記自己的恥辱，遠不如他們那些俄羅斯祖先有出息。

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暴政其實並不遜於斯大林時代，但至今為止，除了斷碎的敘述，中國沒有出現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島》。而且即算是那些斷碎的敘述，在國內的出版也是千難萬難，經過出版者們的努力改造，將血腥味淡化了許多。曾錚女士記述了她的親身經歷，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如何將一些良善人民一步一步地製造成「敵人」，並不斷地擴大這一「敵人」隊伍。更重要的是，這部書讓讀者感到中國的勞改制度遠非中共政府宣稱的那樣「將人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除了「社會主義新人」的內涵可以解釋成沒有人格尊嚴的無恥者。任何人進了中國的監獄，就會在這種勞改制度下，一點一點地將人所具有的尊嚴、羞恥心褫奪得干乾淨淨。共產黨當年教育下一代常用的一句話是「舊社會（指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時代）將人變成鬼，新社會（中國共產黨用這個詞彙形容自己的統治時期）將鬼變成人」。但曾錚女士這本書的記述，卻正好展示了中共當局如何將人變成魔鬼的過程。記得孔夫子說過，人要「有恥且格」，意思是有廉恥心與自尊的人格，但中共政府的勞改，正好是將人之所以為人的廉恥與人格褫剝乾淨。

儘管我早就知道為了讓政治犯人不能夠再攻擊「黨與國家領導人」及「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的監獄裡習慣性地用酷刑虐待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一些黑幕；知道「文革」期間張志新獄中的悲慘經歷，包括當局在槍斃她以前擔心她呼喊口號，不惜割斷她的喉管的血腥故事；也知道在改革啟動前的1978年江西姑娘李九蓮在獄中被竹籤穿著下齶與舌頭那種生不如死的慘痛，知道鐘海源被活殺取腎的地獄故事。我也曾經不止一次地向前犯人們瞭解過牢獄裡的黑暗，但曾錚記述的那些細節還是讓我這個中國人深感羞辱。這種非人類行為的殘酷行徑怎可以發生在今天的中國？發生了還要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那就更是加倍的恥辱。記得當年我曾閱讀過一本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活於中國的外國人的攝影集，這本攝影集有好幾張照片拍攝的就是中國的凌遲、腰斬等酷刑。我記得那位作者曾評論：這個文明古國的酷刑高度體現了這個國家統治者的政治智慧與文明程度。當時我曾想過，中國人對國際社會稱我們為「東亞病夫」一直憤憤不平，但這種酷刑不正好說明中國人的靈魂有病嗎？如果不是有病，為什麼會如此變態，將死刑發展成如此殘酷折磨人的「藝術」並大加欣賞？整個20世紀，中國人都在為「自立於國際社會民族之林」而奮鬥（或者可以謂之為「掙扎」），但中國到底在現代文明之路上前進了多少？中國政府忙於用幾個現代化櫥窗城市及「神舟五號」等形象工程炫耀國力與社會進步，但我認為衡量中國社會進步的諸項指標中，除了這類形象工程之外，首要的指標應該是人權，並且不是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而是按國際標準公認的人權。

法輪功多年來爭的其實就是一項「信仰自由」的權利，這只不過是基本人權之一而已。為了爭取這一權利，不少法輪功信眾付出了自由、生命、家庭幸福等高昂的代價。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民主國家裡，法輪功信眾以其堅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非暴力的和平抗爭方式贏得了越來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但在嚴格控制言論的中國，在已經被中共政府長期以來虛假的宣傳所矇蔽馴化的中國公眾當中，法輪功的真相還遠未被人所瞭解，因此還未能贏得更多的理解與支持。記得我來美國後，有兩個中國女子向我表示過她們對法輪功的憎恨。一位說她在中國城買菜時，法輪功送報紙與宣傳材料給她，她拒絕接受。當我問及她們緣何憎恨法輪功時，她們的回答竟然驚人地一致：法輪功丟了中國人的臉。就算是中國政府鎮壓他們，也不該將這些事情在國際社會曝光，讓我們中國人跟著丟臉。我當時非常吃驚，問她們對法輪功到底瞭解多少？她們答稱主要是從中國的報紙與電視台電臺等方面瞭解到的資訊，別的消息她們看得很少，也不想看。我只能勸告她們：你們聽了當局那麼多宣傳，為什麼就不能聽聽法輪功講講他們瞭解的情況呢？中國古語中一句著名的話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更何況你們也不是不知道，這個政府一直依靠謊言與暴力來統治中國。你們必須想清楚一個問題：到底是製造黑暗的中國政府丟了中國人的臉，還是勇敢站出來揭露罪惡的法輪功學員丟了中國人的臉？這兩位女子承認她們從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2002年11月25日，我因《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的發行，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一位記者問我對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持什麼看法？我很明確地在這次會上表示：我本人不是法輪功信徒，但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我們一定要記住一句人道主義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況且，即使從中國政府自身的法律來看，中國政府這種鎮壓之舉也是嚴重違憲。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法輪功學員有權選擇他們的信仰。他們為信仰自由的權利而做的抗爭既符合中國的憲法，更應該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中國民眾長期生活於政治專制的暴虐之下，在當局用以愚民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影響下，不少人已經只會以政府是非為是非，對待法輪功的態度與其說是他們出自本心，勿寧說是出於當局的宣傳效果。我一直認為，中國人必須學會寬容，學會尊重與政府以及與自己不同的思想觀點，學會在多元化狀態中生存。什麼時候中國政府放棄了控制公民的思想與言論，中國人學會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與思想自由，學會反對一切用強權與暴力迫使人民服從的政權，學會擁護一切允許人民批評並反對的政府，中國才可以算是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中國人民才能算是「真正站起來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類經過若干世紀的奮鬥才爭取到的一項權利。基督教傳世之初，曾遭受羅馬帝國血腥鎮壓。但後來天主教取得統治地位後，也曾以極度專制之態度對待一切「異端思想」，直至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才作為一項人權慢慢被人類社會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美國的開國元勛傑斐遜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不是我參加起草《獨立宣言》，也不是我曾經做過美國的總統，而是我在維吉尼亞州樹起了人類社會第一塊宗教自由的紀念碑。」

中國很多知識份子也許認識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卻忽視了信仰自由同樣重要。因此記住傑斐遜的驕傲於他們很有必要，我個人還沒有成為某一宗教的信眾，但我知道宗教對人類社會的穩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解宗教文化，恰好是理解人類歷史的一把重要的鑰匙。

「二戰」以後，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牧師為了讓人類社會永遠記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血腥恥辱，在波士頓樹起了一塊紀念碑上，碑上銘刻了這樣一段話：
「當初他們(法西斯德國納粹黨)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只有當中國人認識到，從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一直到鎮壓法輪功這一系列國家罪錯，都不是某個國家領導人一時心血來潮所犯下的錯誤，而是這一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本身必然的邏輯結果，中國才有可能走出黑金政治、強權統治的黑暗陰影。

2003年10月31日寫於美國東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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