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錚:《靜水流深》--- 紀實文學連載(1) 第一部 隔世為人

－－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從小學開始我就很怕寫作文，進大學後學的是理科，曾歡呼雀躍再也不用寫作文。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會萌發寫一本書的念頭。

但生活的變遷常出人意料。大學畢業12年之後，我因「利用國際網際網路為法輪功鳴冤叫屈」而被判處一年勞教，送到「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那裡的生活條件惡劣得難以想像。為了生存，我們發明和發現許多生活小竅門，大家笑說要寫一本關於「調遣處生活小竅門」的書，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賣，一定暢銷。從「調遣處」移監勞教所後，有時也說要寫書，但都只不過是說說而已。

第一次認真想寫書是2000年10月，那時我的勞教期已過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經歷的殘酷和黑暗，遠遠超出我的想像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想將這一切揭露出去。從那以後，我時時在心裏寫這本書。

有人曾建議，這本書從我第一次被抓開始寫，因為被抓是一個非正常事件，從這裡開始寫容易吸引人。我仔細地考慮過，發現不可行。因為這是一個與修煉法輪功有關的故事。修煉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沒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煉基礎，我絕對做不到在中共鎮壓法輪功之後，能夠不畏生死，冒著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險，去捍衛我所認定的真理。

我很「幸運」，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輪功問題而被大面積判勞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專為對付法輪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在短短几個月內從二百人擴展到近一千人的過程，目睹了因法輪功學員的大量到來，而給勞教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也目睹了法輪功問題給中國社會乃至全世界帶來的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的影響。

圍繞著法輪功所發生的事，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國有句老話「靜水流深」。我知道我們正在經歷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寫這本書彷彿是歷史賦予我的使命。

2001年春節期間，電視突然播放了幾個「法輪功」人員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場面。當時我還在勞教所，除了官方的電視，沒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對那一幕幕慘不忍睹的鏡頭，我欲哭無淚。不管這件事有怎樣複雜的背景，它對於法輪功學員的處境無異是雪上加霜，它一定會使人們對法輪功產生更大的誤會。

由於官方媒體的造謠和陷害，有的修煉人背離了他們的信仰，有的人在無知地助紂為虐，還有更多無辜的人被欺世的謊言矇蔽。我為這些生命的未來深切擔憂。

我一方面想告訴世人，什麼是一個真正的修煉者的心態，他們會不會在壓力面前選擇自焚這樣的方式來「護法」等；一方面想與千千萬萬善良的人們一起努力不懈，使這場殘酷的鎮壓早日結束，救度更多的生命。這時我又覺得，寫這本書同時也是現實賦予我的使命。

2001年4月解除勞教後，為躲避警察的追殺，我離開北京，回到幾千公里外的家鄉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輪功問題流落在外好幾個月。她尚不滿一歲半的女兒，剛開始牙牙學語。我和母親一起去看她，她繞過熟識的外婆，以踉蹌的腳步扑入我懷中，不管別人怎麼讓她喊我「大姨」，她卻執拗地反覆喊我「媽媽」。她的表情是那麼歡快，聲音是那麼稚嫩。

我懷抱著這個小小的生命，答應也不是，不答應也不是，心裏的滋味難以言表。

我的丈夫是個堅強和優秀的人，從來沒為我被勞教的事而埋怨過；我八歲的女兒兩次到勞教所來看我，也沒掉過一滴淚。我對破碎的家庭沒有具體的概念，因為我沒見過我不在家時我的家是什麼樣子。而此時此刻，當妹妹的孩子在我懷中頑固地一聲聲叫我「媽媽」，妹夫在一旁低頭不語但心裏一定在滴血時，一個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傷，是那麼真切地展現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著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許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牽連的親戚。這些善良而誠實的人，多少世代以來都沒跟警察打過交道，現在卻動不動就有警察到家裡來搜查「逃犯」。他們一直在擔驚受怕和為我們焦慮的雙重煎熬中度日。

還有我們的許多朋友….

後來我從網上得知，因法輪功問題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數百人，被勞教的有數萬人；至於被判刑、被拘留、被強行拉去參加「轉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實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離失所的、被無端開除而失去生計來源的，這樣的人更不可勝數。因種種原因被牽連的人何止千萬！……

我這一本書，也是為這些成億上萬的人寫的。我願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來關注今天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慘絕人寰的迫害，都向這千千萬萬無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雙手，救他們，也救自己。為此，我甘願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筆至此，我已淚流滿面辭不達意。我想起「泣血頓首」這個詞。我想向所有讀這本書的人「泣血頓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書，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證悟的一切。

因為不知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這場人類浩劫，什麼時候才會終止；所以書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絕對、絕對地真實。

曾錚
2001年5月24日於中國大陸

我是「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父親就讀「文革」前政法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省綿陽市一所中等專科學校教書，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的黑爪牙」，發配到偏遠的綿竹縣漢旺鎮。我跟著父親到了這個人口只有三萬的小鎮，度過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國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爛的「公、檢、法」，父親重新調回綿陽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隨父親到了綿陽市南山中學讀高中。

1984年畢業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大學三年級時成為全班第一個中共黨員，1988年大學畢業，因成績優異而免試錄取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轉調投資顧問公司從事證券投資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術隊認識的。在茫茫人海中，我們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對方，很快就雙雙墜入愛河。1988年我還是研究生時我們就結婚了，婚後我們生活可說幸福美滿，朋友們都非常羨慕我們，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時因醫療事故兩次大出血，險些跨進鬼門關。兩次輸血又使我感染醫學上尚無法治癒的C型肝炎。從此我開始了漫長的治療和住院生涯。我吃過各種藥，打過昂貴的干擾素，練過氣功，都沒怎麼管用。95年做超音波檢查時，醫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跡象。

產後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體虛弱得風一吹就會倒，直到1997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我的健康，心靈，世界觀從此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

典型「五分加綿羊」

我是一個典型「文革」時所批判的那種「五分加綿羊」，也就是學習成績五分滿分，又像綿羊一樣乖巧聽話。在「知識越多越反動」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綿羊」等於落伍與不「革命」的代名詞。

在父親工作的那個小工廠裡，我們一家幾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與其他「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為避免是非，母親不鼓勵我與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課餘時間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課外書。為了看書，我想盡了一切辦法：在被窩裡照著手電筒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風的蚊帳裡看、上體育課裝病留在教室裡看、用竹竿將父親放得很高的書捅下來看、上課時從課桌的裂縫裡偷看、從伙食費裡省下錢來租書看……。那個年代可看的書並不多，用「飢不擇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看書是我那時期最大的快樂。

雖然看了很多書，但一直到高中畢業，我的思想都非常單純，除了想著好好學習，以後當個科學家，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進入北京大學這所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無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點。思想的獨立、自由和前衛，是北大最大的特點。在這樣的環境，我的自我意識自然而然地覺醒了，一如許多北大人，我開始思考許多問題。

長大又變小

千古以來，哲學家一直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北大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讓我如魚得水，記得我幾乎涉獵了我能接觸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學門派：盧梭、叔本華、尼採、康德、黑格爾、沙特、佛洛以德、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犬儒主義……每一個門派都劇烈地衝擊著我，這些哲學大師將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衝擊淡去，我又覺得自己還是一樣迷茫，對於「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還是未能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一天天長大，又一天天變小，永遠不明白人為什麼活著」這句話，是我大學畢業時寫在同學留言本裡的贈言，它真實地記錄了我當時的思想，和對人生的感覺。

中國氣功熱

成為一個像居里夫人那樣出色的科學家，是我少年時期的理想。進入大學，學到更多的科學知識後，我開始思考：從愛因斯坦以後，科學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的飛躍；現今許多進步，都只是技術上的，而非科學上的。在新的世紀，科學如果能有什麼進展，應該是在生命科學領域，因為表面上人類雖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對於自身的瞭解還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這種瞭解太少，才留給我們發展的空間。

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人體特異功能和氣功熱，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學學院生理學教授、自然科學處處長陳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從1979年中國出現耳朵認字的第一例，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陳守良教授1979年8月提出論文《關於人體一種特殊感應機能的調查報告》，發表在《自然雜誌》2卷11期、12期。

他們本著嚴謹的科學態度，潛心研究十幾年，蒐集大量第一手資料，鑽研相關古籍，併合開了一門全校共同選修課「人體特異功能與氣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間選修了這門課。兩位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還記得，他們談到氣功界出現弄虛作假的敗類，敗壞氣功的名聲，在講台上氣得發抖的樣子。

我與同學一起參與過許多設計得非常嚴密的實驗。這些實驗證明人體特異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個年齡還很容易被誘發。兩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級做過誘發手心識字功能的實驗，結果60％以上的小學生都能被誘發出這種功能。他們還做過思維感測、意念致動、遙視、催眠等許多其他的實驗。

大量的實驗證明人體特異功能的客觀存在，但在理論上，兩位教授卻無重大突破，上課講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記載。我記得他們老實對我們說，現在他們的能力還不足以提出人體特異功能為何存在的理論，所以一直致力蒐集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期望為後人繼續研究鋪路。在科學上，這個階段稱做「唯像階段」，即只蒐集資料，不做解釋。

後來出於科學研究的目的，我學練了好幾種氣功。每一種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筆記，記錄煉功體驗。我想學習兩位教授，積累一點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這些經歷讓我相信人體的奇妙，更加確信科學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從生命科學領域取得。我也體認現有的科學理論，離真正透徹、圓滿地解釋這些現象，還太遙遠了。

然而，不知從何時，我開始思考科學的社會作用。我認為，人類不應該為了發展科學而發展科學，科學的發展應該是服務人類，為人類謀求更大的幸福。誠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發展，人類正享受著科技發展帶來的舒適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詩人陶淵明能寫出「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麼呢？「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我孤獨」「我憂傷」「我寂寞」，古人在文學、音樂、美術作品中流露出的閑適、安寧、和諧、優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擁有；今天人們內心充滿了焦慮、不安以及對於未來和世界的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空前地緊張，飛速發展的社會讓每個人都拚命往前趕，舊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受到強烈的衝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後，新的平衡還來不及建立，就有新的問題出現……

科學的發展究竟給人類帶來了多少相對應的幸福呢？幸福應是人內心深處的感受，而不是人擁有了多少物質或技術。如果科學的發展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幸福，我們還要科學幹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科學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術數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觸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筆正楷手書的《金剛經》。當時借這本書是為了練字。當我一遍遍地臨摹這本經書時，「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這些話像一團雲霧在我的腦裡飄來蕩去，我試圖去抓住這團雲霧背後的東西，卻總是差那麼一點。

後來我又試圖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細閱讀《道德經》等著作，老子、莊子那絕無僅有的東方智慧和圓熟，讓我嘆為觀止。再後來，從上研究生起，我又對《周易》起了興趣，買了許多參考書，煞有介事地鑽研。這種痴迷一直持續到我分娩之前。

懷孕期間我一共起過三次卦，來預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順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險，但我並沒有太在意，更沒想過要怎樣去迴避，因為那時我懷著半研究半遊戲的心情，還不明白應不應該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預測的？人的命運是不是出生時就已注定的？這些問題都很大，牽涉到整個宇宙觀的問題，我暫時還做不了決定。

後來我分娩時真的出了事，差點命喪黃泉。這時我內心充滿了對命運之神的驚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確有定數。如果人的命運真的存在某種必然性，我們還能不能改變它呢？

困惑之際，我遇到了臺灣道教協會理事長。他建議我研究奇門遁甲。我買了很多書照著演練，但很快就頹然而廢了。在術數的迷宮鑽了好幾年後，我對這種繁瑣和冗雜，突然感到一種深深的厭倦。

我很早就想過：整個宇宙有規律地運行著，大至星系，小至微觀粒子，都有自身的運動軌跡，連爛泥巴我們都能寫出它的分子式來，為什麼獨獨就人的這個層次顯得那麼雜亂無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夠維持它的和諧與穩定，一定是因為宇宙中的萬事萬物在遵循著某種共同規律，也就是說，宇宙中應該存在著一個終極真理，而這個真理應該是簡單的。

正如釋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後，突然發現苦修不是道而決定放棄一樣，我也認為想透過術數來認識宇宙的真理是徒勞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棄了。我對於宇宙真理的探尋和人生的思考停滯不前，每天忙於應付日常事務，不再想這些不著邊際的問題。但總體來說，我的世界觀漸向佛家靠攏。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這裡。但那團「迷霧」的後面是什麼？不得而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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