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錚:《靜水流深》--- 紀實文學連載(11) 第四部 勞教血淚

攻心洗腦

「天堂河」是個地名，位於北京市大興縣。勞教所建在這裡，所以「天堂河」荒誕地也成了勞教所的名稱。

「天堂河」的入門程序跟調遣處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間水房進行搜身，這讓我有機會用滿是污漬的手捧幾大口自來水喝。

等一切就緒，天已黑透。我們五十一個新來的被編做四個班，每班十幾個人。四個班組成一個新中隊，叫「入所隊」，意即新進勞教所的隊。我和王可被編進三班。

鎮壓法輪功前，北京市女子勞教所一共只有兩中隊：一中隊和二中隊。一中隊全是吸毒的，叫「粉兒隊」，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隊，主要是賣淫、盜竊、搶劫、賣黃色光碟的組成。

勞教所第一個法輪功學員是1999年10月進來的，第二個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春節進來的，然後就是5月26日進來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這批人跟我們同時被判勞教，不同的是她們沒先待過調遣處，而是在原來的「北京市犯罪人員遣送處」短暫停留後，就直接送進勞教所，分散編進原有的兩中隊。

勞教所有兩幢一字排開、相隔十幾米的四層樓宿舍，每座樓前各有一操場，電動大門在操場另一邊。宿舍後面從西往東依次是食堂、一個能容納約四百人的禮堂、鍋爐房和兩座車間，然後就是外面的一圈高牆，緊挨著高牆處有些破舊平房。

緊閉的大門東邊有幢小樓，叫「團聚樓」，醫務室和家屬會見室都在這裡。西邊是「監獄中的監獄」──集訓隊和禁閉室所在地。據說是新蓋的，一看就比勞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窩狀的六邊形，有說不出的怪異和詭秘。

「入所隊」和一、二中隊同住東面那幢樓，每隊各佔一層，互不相干；西面那座關著「少教隊」四十多個十幾歲的少年男犯。男、女勞教所互換時，他們沒跟著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邊地方不夠吧。

來之前就聽春玲說，到了勞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寢前小哨終於來領我們到水房，給我們二十分鐘。

水房沒有淋浴設施，只有兩排洗臉池，八個水龍頭只有四個是好的，班裡四個吸毒的一上來就佔了三個，我們八個法輪功學員只有一個水龍頭可用，只能輪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臉盆接點水端到一邊去洗，好將水龍頭讓給下一個人。

想在二十分鐘內洗淨三十多天攢下來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飛快擦著身子，生怕時間來不及。剛洗沒幾分鐘，就聽小哨在外邊叫：「曾錚！隊長找！快穿衣服！」

沒容我將身上的水擦淨，小哨就催促我進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個年輕警察，她皺著眉嘟著嘴，像在跟誰生氣似的。心不在焉問了我幾句話，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們這樣折騰有什麼用呢？國家能聽你們的嗎？白白來受這個罪！」

我看看她那張年輕的臉，一時不知該怎麼說，只說了一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別的詞兒，就生氣地說：「回去吧！」

後來我才知道，勞教所漫長而殘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腦」和「反洗腦」、「轉化」和「反轉化」這就算開始了。對其他類型的人來說，到勞教所就是幹活掙分，攢分評獎，爭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對法輪功學員來說，那完全是另一碼事兒。

硬的不行來軟的

回到班裡，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著，不許睡。功友趕緊問我什麼事，聽說只是問了幾句話，大家才放鬆。調遣處是動不動就把人叫出去電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人。在那樣的環境待久了，對那些事已見多不怪，這裡沒把我怎麼樣，大家反倒有點意外。

慢慢才知道，這是他們精心設計的陷阱。調遣處的警察先充當「惡人」，用電棍、不許說話、不許抬頭、不許洗澡、不許洗衣服、長時間蹲、站…等高壓手段，進行最殘酷的「嚴管」，讓你沒有半點人格尊嚴和自由，讓你心理上的承受超過極限；然後再由勞教所這邊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頭抱手」，每天洗漱時間延長到五分鐘、甚至有套換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貫注準備應對更殘酷的折磨時，環境驟然鬆弛，反過來「和顏悅色」地待你，「無微不至」地「關懷」你，用一「緊」一「輕」的強烈對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後問你：「你看，法輪功好還是勞教所好啊？你煉法輪功煉進勞教所了，李洪志在國外好吃好喝的，也不來救你；可是隊長們對你們怎麼樣啊？我們沒有拿你們當犯人，只要思想上轉過彎來，國家照樣還當你們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從心理上被擊垮了。硬的不吃，軟的總吃吧？軟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遲，反正有的是時間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來的一個學員就是這樣被「轉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溫度早降到零下。我們在調遣處是熱得受不了，她們在那裡則天天凍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襖、厚毛衣也不讓穿，一律打包放到庫房，每人只許穿件薄毛衣坐在班裡，門成天開著，嗖嗖的冷風不斷灌進來，洗臉巾都凍得硬梆梆。她們白天黑夜都被凍得牙齒打顫，從沒暖和過。有個學員腳趾被凍出好多像燙傷的大水泡，連鞋都穿不進去，走路也很困難，一到晚上還奇痒無比。

她咬牙忍著，從沒叫過苦，被移到勞教所後，中隊長來「關懷」她，允許她在班裡穿拖鞋、帶她到醫務室去拿凍傷膏、每三兩天就慇勤探問。受慣「壓榨」的人，在這麼一點「關懷」面前卻受不了，於是她痛哭流涕掉進這個精心構造的心理陷阱，順水推舟就被「轉化」了。

賭氣寫保證

枯坐到半夜，大隊長又找我談話。她姓侯，四十多歲，黑瘦乾癟，沒有半分女人味，也毫無個人的思想與判斷。黨成功地將她培養成一個只知執行命令的工具，只不過她不自知。

她劈頭蓋臉訓了我一通，看我絲毫沒有「悔意」，將火氣壓了又壓，沒做更大的發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領導」又來。這時已凌晨一兩點。被折騰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邊緣。

「所領導」也是個工具，不過更陰險、更「高級」。他的「高級」在於他充當工具的「高度自覺性」，而由工具上升為工具的操縱者。

因為他的「高級」，他比侯隊長更「自重身份」，更有「耐心」，在說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轉化」我以後，就不再提「轉化」二字，只問我認識不認識楊靜。他說楊靜也是研究生，很能幹，很「明白」，來了不久就「轉化」，六月份就被「所外執行」釋放。他說過幾天楊靜要回勞教所與學員們座談，問我願不願意參加。

我想起在調遣處曾看過一份勞教所的內部報紙，報導兩個法輪功學員因為「轉化」已被釋放，其中一個就是楊靜。

我說我不願意，「所領導」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不再多說，只是很「客氣」地叫我寫份遵守勞教所紀律、在勞教所期間不煉功的保證。

我腦裡突然有一種賭氣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寫保證嗎？你以為我寫了保證就等於放棄修煉嗎？門也沒有！再說你們說的不煉功不就是不做動作？不做動作有啥了不起？修煉是修心，你們懂不懂？保證就保證好了。

於是我立即寫下保證，他很滿意地讓我回去了。也許我的「賭氣」只是表象，實質的原因是我本能覺得他「客氣」得可怕。也可能是經過一整天折騰，我實在太疲倦，疲倦到沒有正常的思維和意志。

經過樓道時，看到十幾個功友「面壁」而站。班裡吸毒的人告訴我，這是因為她們拒寫保證。我筋疲力盡地想，她們是對的，我應該出去和她們站在一起。但這念一閃而過，我又筋疲力盡對自己說：明天吧。然後我一頭倒在床上睡死過去。

種草

第二天早上五點半準時起床。這是勞教所雷打不動的起床時間。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沒睡，每天都得這時起床。遇到什麼領導、來賓要來檢查工作或參觀之類，那我們更得四點鐘就被叫起來，「掘地三尺」地打掃衛生。

過了幾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樓的中間是樓道，樓道南北兩邊各有一排房間，包含宿舍、水房、廁所。樓道左右兩道鐵柵欄門，東邊的那道將勞教人員與隊長的宿舍、值班室分開，西面的那道門後有個房間掛著「集訓隊」牌子，有三個人正被「集訓」。這時新蓋的蜂窩狀的「集訓隊」專房還未啟用。

「集訓」在勞教所是種很嚴厲的懲罰手段。沒有法輪功學員之前，這種手段被用來懲罰那些在勞教所內還敢違法犯錯、頂撞隊長、不服管教的人。集訓期一般是三個月，在此期間，天天只許吃窩頭、咸菜，不許採買、不許會見家屬、不許寫信、級別降到「嚴管」級、天天要比其他勞教人員起早睡晚等。如果被關禁閉，禁閉期多長，勞教期就延多長，關完禁閉還要集訓三個月。

法輪功學員來了後，所有的規則都改了。打架鬥毆、偷東西罵人都是小事，不「轉化」才是大事。「轉化率」達不到指定目標，警察就可能丟官、丟飯碗。從我們來了後，就再也沒有其他類型的勞教人員下過集訓。

入所隊享受的「待遇」，介於正常和集訓的待遇之間，除了不用天天吃窩頭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勞教所的四周原是爛墳場、垃圾堆，野草叢生。十月份天堂河勞教所要爭創「部級文明勞教所」，這樣的環境是不夠格的，於是我們到勞教所的第一種苦役便是將爛墳場改造成綠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點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悶熱難當。

勞教人員要出門幹活，手續就跟皇上起駕出宮一樣繁多。出門前要事先報告人數、幹什麼活、多長時間等，所裡還要安排「護衛隊」「護駕」，以防有人逃跑。

出門的程序也很繁瑣，先在樓道報數，出了樓門再次報數，列隊開到大門口由帶隊警察將事先申請的「出門條」交給門衛，第三次報數清點人數，門衛驗明無誤後，電動大門才會帶著刺耳響聲緩緩打開。

出門後氣氛更緊張，護衛隊全副武裝的男警騎著摩托車來回巡邏；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勞役地點四周，監視全場的人；帶隊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著幹活的人，還要防著擔任警戒任務的小哨──她們也是勞教人員，保不定也會起逃跑的心。

在護衛隊、帶隊警察、小哨三重監視下，我們的苦役生涯開始了。勞教所地處郊區，人煙罕至，只偶爾有路過行人好奇停下來打量。

「種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長得像樹的野草得兩三個人合力使勁，才能將它們從地裡拔出。剛拔幾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將野草拔光，垃圾、石塊清淨，才能開始種草。要種的是一塊塊像地毯的草。我們將草皮從卡車卸下，一塊塊搬到地裡，使勁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間隔十公分種下，種出來的草得像接受檢閱的部隊排得橫平豎直。這是最難的，很多時候種著種著就歪了，還得一棵棵拔了重來。

我們沒有種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裡刨坑。後來我們一到地裡就低頭四下看，在剛運走垃圾的地上尋找「漏網」的瓦片或木條。哪怕是一小塊碎磁碟，也是可以拿來當工具的寶貝。

由於「寶貝」難尋，本想揣在兜裡帶回去，下次幹活時接著使，但幹完活回宿舍前須翻兜搜身，什麼也不能帶回去。據說這是免得你用它自殺或傷人。後來我們只好將「寶貝」埋在地裡做上記號，運氣好的話，下次幹活說不定還能找到。

每天的勞役很重，要種草的野地有幾千平方米大，有時我們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以上，最忙時早上五點半一起床就開到地裡，干到吃飯時間，排隊直接開到食堂，吃完飯馬上回到地裡接著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幹，汗水浸透衣褲。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們從沒喝過水，只能不間斷幹活。水分都從汗腺蒸發，倒免去上廁所的麻煩。再說勞教所門外根本沒有廁所，所以我們種了那麼多天草，從沒有人要求上廁所。

有一天入所隊的中隊長蘇瑞帶我們出工，有幾個「二進宮」（第二次進勞教所）的吸毒人員認識她，干到半中午，她們壯著膽要求歇一會。

蘇瑞同意了，我們一屁股坐在泥地，顧不得乾淨還是髒。天悶得讓人喘不出氣，這一歇倒覺得累。遠遠的馬路，有輛出租車經過。楊建萍滿眼艷羨低聲說：「真想坐上那輛車回家啊！」

另一個吸毒的問：「蘇隊長，我們能唱首歌嗎？」

「唱吧。」

十幾個吸毒的似乎也沒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這是一首她們自編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進了監獄的門哪，才知道監獄的苦。吃的是窩窩頭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著眼淚呀，叫一聲爹和娘，點點滴滴傷心的淚水就掛在了兒的臉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媽媽。我是媽媽的心肝寶貝，我不去看她，誰去看她……」

唱著唱著有人哭了起來，眼看就要「軍心大亂」，蘇隊長急喝：「停！……」

那段日子對我來說，每天最苦、最難的不是在太陽下蹲得雙腿發軟，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裡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將草種上又發現種歪要拔了重來，而是每天早上剛醒的一剎那。

雖然每天累得死去活來，但一睡覺還總做夢，一夢就是在牢裡，從這個牢出來又進那個牢，似乎永無出頭之日，夢中的我苦不堪言。醒來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來我只是在做夢！太好了！但這種興奮持續不到一秒就馬上意識到：現實比惡夢更糟，我不但還身在勞教所，而且馬上又是一天漫長的苦役……。

夢裡夢外都是牢，無處可躲，無處可逃，心中的苦更甚於夢裡。加上全身沉得像鉛似的，多麼想再睡一會。如果我不是以「修煉人」三個字來激勵自己，用極大的意志咬牙從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線崩潰，再也別想爬起來。

認罪認錯 薄弱環節

進了勞教所，很多較敏感的人都說這地方陰森森，像有什麼陰險的東西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先不急著把你怎麼樣，因為它有的是時間，但它一定會慢慢來擺弄你。

剛開始我還沒感覺，當警察讓我們寫「認罪認錯書」時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於別的，而在於同來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出現意見分歧。

主張寫「認罪認錯」的學員說，寫個「認罪認錯」也沒什麼，公安部的通告是說了不許在任何地方張貼、懸掛有法輪功字樣的條幅等，我們上天安門去打橫幅，不是違反這條麼？認個罪認個錯有什麼，又不是說不修煉了。

這種說法讓我某根神經警覺起來。我感到真正的問題來了，空氣中似乎隱藏著什麼不對勁的東西。但問題在哪裡？到底多嚴重？卻說不出，只是強烈感覺：這個什麼「認罪認錯」決不能寫，這道防線一定要守住，決不能再退，否則就完了。

這個強烈的感覺讓我意識到我那個保證也寫錯了。煉功是法輪功修煉的內容之一，我保證不煉功，不就跟保證不修煉一樣嗎？

意識到這點，我在「7．20」一週年那天正式寫了一份聲明，收回我的「保證」。我將聲明交給蘇瑞，她一臉慍怒，不過忍住沒有發作，因為她們這時已制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暫時還不到對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個名叫王蓉的法輪功學員被叫走，很久沒有回來。王蓉二十歲出頭，雙眼幾乎失明，看東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強瞧見，走路沒人扶就會跌跌撞撞。

她的行動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諷刺：「瞧你那德性！還煉法輪功呢！煉了半天怎麼沒把你的瞎眼煉好啊？天天白吃飯不幹活，除了造糞你還會幹什麼？還不趕快轉化回家，給勞教所省點糧食！」

因為她看不見，我們種草時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著將大塊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顫顫巍巍抱到我們身邊。偶爾拌腳連人帶草摔出去，我們都在低頭幹活，沒人看見，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從沒可憐過自己，臉上總掛著笑，不管別人怎麼羞辱她都不生氣。

那天我沒注意她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只覺哪裡不對了，卻又找不出緣由。

過了兩天無意中瞥見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發現她臉上的笑意不見了！

「王蓉，你怎麼啦？誰打你啦？」

她的淚扑簌簌掉下來，卻死也不肯說她到底怎麼了。

再過兩天她被調到二班去，搬著鋪蓋捲走時，一直在哭。

又過了好些天，我們才輾轉打聽到，原來三班的管班隊長看準王蓉是個「薄弱環節」，決定從她下手，打開讓我們「認罪認錯」的突破口。她將王蓉交給吸毒的小哨，將她弄到集訓隊旁的空房毒打，讓她「騎摩托」、「壁虎爬牆」、「飛著」等。

「騎摩托」、「壁虎爬牆」、「飛著」分別是三種刑罰，前兩種望文生義，就是長時間保持「騎摩托」或「壁虎爬牆」的姿式不許動。「飛著」則是讓你先面朝牆站著，再使勁低頭衝下，身體從腰部打彎，成為一個U字形，整個背部貼在牆上，再將兩條骼膊上舉，也貼於牆上，就這樣待著不許動。一般人「飛」上幾分鐘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記錄堅持了四十多分鐘。

我不知道王蓉是「飛」了多久後寫了「認罪認錯」書，只知她作為第一個被突破的「薄弱環節」，羞愧得要命，所以我們怎麼問她都只哭不說話。

故舊變標兵

過了幾天，「所領導」又找我，舊話重提：那個座談會機會難得，不去參加太可惜。

我沒再堅持不去，沒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讓我到樓道集合。同去的還有兩人，其中一個是我第一次被關在派出所時認識的古華，她與我和王儉同屬崇文區第一批被判勞教。

三人排成縱隊，在蘇隊長押送下，來到大門外的所部辦公樓。

一進座談室，迎面就看到一張熟識的臉。這人三十多歲，我被抓前在一個功友家見過她，那天很多人都說要在「4.25」一週年時去天安門，只有她說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決心大得誰也攔不住，我當時很佩服她的勇氣和堅決。

這時再見到她，頗有「他鄉遇故知」的溫暖，我向她點點頭，她認出我，也向我點點頭。

我三步並作兩步走到她身邊，搶在警察給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邊，琢磨著怎麼找機會跟她說話。看到她戴著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橢圓形的大會議桌已坐滿人，有十幾人穿著勞教人員的衣服，另十幾人是警察。桌上擺著切好的西瓜，牆上有塊黑板，花花綠綠寫著一些字，好像是「歡迎某某某回所座談」之類。

主持會議的「所領導」說，本來是請六月份得到「所外執行」已「轉化」的原法輪功學員楊靜和唐淑貞一起回來，但很遺憾楊靜工作忙，來不了，只請回唐淑貞。談之前我先說兩句，唐淑貞文化不高，不善言辭，大家要遵守紀律，不要打斷她。有什麼不同意見下來再講，尤其是入所隊的三名新生。說到這裡，他有意無意看我一眼。

「久聞大名」的楊靜不來了，倒讓我有些意外。一個多月後，我才知道驚人消息：勞教所頭號「轉化」「標兵」楊靜並不是因工作來不了，而是當時就在勞教所的禁閉室關著！原來她被放出去後，警察請她到派出所去「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誰知她沒把那些人「轉化」過去，那些人卻將她「轉化」回來。她「轉化」後馬上又到地鐵站去發法輪功傳單，再度被抓。這等於給天堂河一個響亮的耳光，勞教所嚴密封鎖此消息，一直將她秘密關在禁閉室。

唐淑貞四十多歲，是在場唯一著便裝的人，看起來確實老實不善言辭。

她怯怯開了場，大約談的是「轉化」如何好、回家團圓一家人如何安定團結、以前如何因煉法輪功坐牢而傷害家人之類。

我聽了一會，舉手問「所領導」：「對不起，我有一個問題，可以問問她嗎？」

「所領導」有點意外，又不願破壞精心營造的「已轉化法輪功學員與我所新生親切交談」的「良好」氣氛，壓著火氣說：「你問吧。」

我看著唐淑貞的眼睛問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個人的問題，但你煉過功，也看過老師的書。我只想請你摸著良心回答我一個問題：老師宣揚過地球爆炸嗎？」

她被問住了，說不出話來。「所領導」緊張地盤算怎麼收拾「殘局」，我也趕緊想下面該怎麼說。這時，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坐在我身邊的胡秀英突然開口：「《轉法輪》第18頁，李洪志說……」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碼半個多小時，將《人民日報》社論遠遠比了下去。因為社論只是「粗笨」地造謠，她卻是「精細」地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她將《轉法輪》談到的史前文明歪曲為鼓吹地球爆炸，從這裡開始扭曲《轉法輪》，進而大罵法輪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辭中的陰險和凶殘，都隱藏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我驚呆了，似乎是我正張開雙臂，滿腔熱忱向「他鄉故知」跑去，她卻掏出匕首，朝著我的心窩就是一刀。這個三個月前不顧一切要上天安門，為了法輪功死都不怕的人，怎會一下子「反」到這種程度，變成一個惡魔呢？是我神經錯亂，還是她神經錯亂？！這一驚讓我差點從椅上摔下來。

第二層次的我卻紋絲未動，似乎這一切早在我預料中。我恬淡望著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像根本沒聽見她在說什麼。

第三層次的我說：真正的、最嚴峻的考驗來了。我回去一定要馬上把她的情況講給其他學員聽，好讓她們有心理準備，給她們打個「預防針」。

等她終於講完，我再次舉手對「所領導」說：「我能談談聽了她的發言的體會嗎？我只說三句。」

「所領導」這時心情好極了，胡秀英的發言在他看來是「力挽狂瀾」，將唐淑貞和座談會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說：「我的第一句話是，我感到很驚訝：她『轉化』得這麼徹底，為什麼還沒有得到『所外執行』？」

「所領導」還沒來得及講話，急性子的侯大隊長就先開口解釋。胡秀英也搶著說：「今天上午我先生來看我，我還對他說，你先別高興，我還不回去呢，我要留在這裡幫隊長做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

我在心裏問她：你剛才發言說你以前為了法輪功去坐牢，你先生頭髮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盡你作妻子的責任，真自私等，那你現在明明可以回家卻不回家，怎不說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這時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沒有去接她的話，只繼續說：「我的第二句話是，我要感謝胡秀英……。」

我的話還沒講完，侯大隊長又插進來。她以為胡秀英的一番話已將我轉化過來，讓我從法輪功的「精神枷鎖」跳出來，我才要「感謝」她。

好容易等她講完，我才接著說：「對不起，剛才我第二句話還沒有講完，現在接著說。東方人修煉講『悟』，西方人修煉講『信』。我要感謝胡秀英幫我修了一把『信』，這是第二句話。第三句話是，我修煉法輪功的體會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別人有沒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這三句話。謝謝。」

最後一句是針對胡秀英對李洪志先生的個人攻擊說的。我不願意在那樣的場合去為師父的品行跟她們糾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所以我選擇那樣講，堵住她們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講完這三句話，我很舒暢，順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來（這是我在勞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開始發言，才知來的大部分都是已經「轉化」的人。最後「所領導」滿意地總結，今天的會開得很好，為了把勞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後有什麼問題意見只管提；現在準備散會…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傷，第三次舉手說：「既然如此，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可以提嗎？」

「所領導」愣了愣，勉強說道：「提吧。」

「請問，調遣處也好，勞教所也好，允許勞教人員打其他人嗎？」

我的問題像一顆小手榴彈扔在已經站起來準備離去的警察中間，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應。有人吃驚，有人尷尬，有人慍怒，還有一男一女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只定定盯著我看。

這一切我盡收眼底，又像什麼都沒看見，靜靜坐在原處望著「所領導」，等著他給我答案。「所領導」下意識搓著手，繞了八百多個彎子，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只說「具體問題要具體調查，有什麼情況可以直接找本隊隊長反映，不要聽信謠言。」座談會就「圓滿結束」了。

回到班裡，我立刻將座談會的情況講給功友聽，她們都非常震驚。我說這下子我知道我們在勞教所要修什麼了：「堅定法」，就這三個字。

草種得剛有眉目，六講十二課時的「系列講座」就開始了──這是勞教所想出來「轉化」我們的辦法。「講座」內容基本就是反覆重複《人民日報》的社論。「主講人」除了警察，還有大學哲學教授。聽「課」禮堂四周還有手執電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講」的女警是調遣處的管教科科長。我在調遣處沒跟她講過話，但對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過我們窗邊，瞪著她紋著粗黑眼線的雙眼往裡面隨意一瞥，就這一眼讓我記住了她。她的眼睛後面蘊藏的惡毒，甚至那一瞥之間就將眼光所掃過的地方全部覆蓋，讓人不寒而慄。

她先是將世界上的邪教所幹過的令人髮指的事條條羅列，接著強調《人民日報》關於煉法輪功「自殺」、「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謠言。提到法輪功時，她的語氣格外充滿仇恨，音量大到極限，通過高音喇叭傳出來，只覺整個禮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囂。講到最激動處，她幾乎要用力過猛而從講台上摔下來。

正當我努力約束自己，不讓自己的情緒被佈滿禮堂的惡毒喧囂帶動，禮堂後面突然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法輪大法是正法！」

我轉過頭去，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鶴立雞群站起來，好幾個警察瘋狂向她扑過去，捂嘴的捂嘴，扭骼膊的扭骼膊，三下五除二就將她拖出禮堂。幾個手持電棍的警察也跟過去，所有電棍一齊劈叭作響。

禮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復，「講課」的警察面不改色繼續叫著。幾個月後，有人在勞教人員醫院中見過這個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話就被送進集訓隊。她在集訓隊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醫院時頭上有好大的傷口，頭蓋骨可怕地露在外頭。

織毛衣的白痴

「系列講座」還沒講利落，毛衣活又來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隊的人下樓去食堂吃飯時，手裡抱著毛衣針，骼膊或衣服釦子上掛著盛線球的塑料袋，邊走邊織。我心想：這也太過分了吧，走路還織？

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們，二中隊接了一批織活，時間很緊，我們隊必須分擔四十件。各班馬上選一個「勞動員」到隊部「學活」。

勞教所每班有一個「勞動員」，負責去學生產技術、工藝流程和質量要求，回來後教會班裡其他人，再將分配到本班的任務分到每人手裡，並保證本班所有產品的質量。

我被指定為三班的「勞動員」。到隊部辦公室時，看見裡面坐著從二中隊請來的「技術員」，幾個人已圍著她在學。她叫張蕾，脖上掛著一根皮尺，鼻尖冒著細密的汗珠，年齡只有二十多歲，可頭髮已經花白。「在勞教所，我就看這張床親！比媽還親！」這句話就是她說的。她是因販賣黃色光碟進來的，好像判了兩年。在勞教所三教九流中，「販黃」的人有著貴族般的優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們和班長、小哨及「質檢員」一起，組成勞教人員的「上流社會」。

張蕾教得很細心，我起的頭太鬆，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會一直在譴責中國的勞教所和監獄的強制勞動制，但許多勞教人員已接受這樣的觀念：被判勞教就該拚命幹活，哪有犯了錯誤還讓國家白養活的道理？

勞教所每年都有利潤指標，不能不完成。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工廠都停業，「找活」不是易事。但勞教所的人工成本約等於零，這一競爭優勢誰也比不上，所以當一般工廠都找不到活時，勞教所總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勞教所幾個比較固定的主顧是附近幾家鄉鎮企業，它們接了出口訂單再以低價轉包勞教所，從中漁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順華」和「鳳凰」兩家針織廠或毛衣廠。那幾個加工廠的小師傅經常出入勞教所來教新工藝、把關質量，張蕾等「質檢員」跟她們混得很熟。

我學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難的部分在於尺寸的把握，因為是出口的統一產品，工藝要求很嚴，比如說100行織出來必須是50公分，長了短了都不行，誤差不能大於1公分，否則就得拆了重來。這點最難，許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從沒織過毛衣的人更麻煩，就跟小孩剛學寫字，連毛衣針都不知怎麼拿，哆嗦半天也織不成片，一急手裡還直出汗，白線都織成黑的。

記不得我們趕織了多少天，只記得天天都得從早上五點半一直熬到晚上一兩點，困得死去活來，才能按時完成定量。這時我再也不覺得二中隊的人走路都在織毛衣過分，只恨自己沒有塑料袋盛線球效法她們。

這天終於將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等著就寢通知，等到半夜，卻等來入所隊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須上飛機，不能延誤交貨期！

分管生產的小哨站在門口，看著我們一張張困得苦瓜似的臉，「仗義」地說：我知道現在就是打死你們也改不出活了，這樣吧，我讓集訓隊的張麗幫你們搶一下，你們每班出兩人去給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給你們請示讓你們睡覺。

這時，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裡就我還算手快，我不去誰去？

我硬著頭皮答應，小哨叫一聲：「好！夠意思！」，就將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帶到臨時闢作集中「搶活」的禁閉室。

禁閉室有三個鐵籠子，每個只有半人高。想來被關禁閉的人只能貓著腰待在裡頭。三個鐵籠子佔了禁閉室一小半地方，其餘地方則堆滿打回來的毛衣，每件都縫著一張小紙條，標著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與身子縫合處不平整，有的是領子少織兩行，有的是花樣排錯，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張麗才二十歲，因吸毒進來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勞教期她的技術看來已老練得很。她有條不紊將毛衣上的紙條拿開，該剪的剪，該拆的拆，該縫的縫，然後將活一件件派給我們，指揮我們幹這個幹那個。她說，這算什麼呀，以後這樣的事多了，活最緊時，一個後片我們分成三人織，織出來將三截縫在一起，還不是照樣上飛機？你們想在勞教所混，就得學會縫活，有織錯的地方一刀剪了，改過來再縫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織，哪有那功夫？

「縫活」是一項較難的工藝，就是將織物從中間剪開，將錯的地方改織過來，再用針將被剪開的地方縫上，縫完要一點也看不出修改過的痕跡。我後來學會縫平針，但縫花樣針的技術到底還是沒有學會。

我抱著分給我的活，拚命瞪著眼睛織著，恨不得找兩根火柴棒將眼皮撐起來。織著織著，只覺兩眼白茫茫直犯暈，一陣陣噁心，意志稍一放鬆就會一頭栽在那裡。

漸漸的，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白痴在夢遊，對一切都失去記憶和知覺，卻還知道拚命織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麼時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務搶完沒有，或者什麼時候搶完的，只知道當通知我們這些搶活的人去樓道排隊到食堂吃早飯時，我心中空蕩蕩的，有種受騙感。答應向警察要求讓我們睡覺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樣讓我們開到地裡去種草。漫漫長日，我每時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時每刻都像飄在夢中茫茫然，只有大腦深處無比遙遠的某個地方有個模模糊糊的恐懼。一個意志要隨風飄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懼，一個成為走到哪裡雙手都奮力織毛衣的白痴的恐懼……。

從這天起，我對「不讓睡覺」恐怖，有了刻骨銘心的認知。

不准睡覺

7月27日，也是我們到勞教所二十天後，樓道大亂。原來是人員要調動，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內的九個被視為特別「頑固」的法輪功學員要調往一中隊，其餘包括我在內的人，則分到二中隊。各班吸毒的班組長基本都留了下來，警察要重用她們當頭目，「管」下一批從調遣處來的法輪功學員。

名單公布不久，我們立刻收拾行李，夾著鋪蓋卷搬到二樓的二中隊。我和王蓉、張青、趙英、程蘭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張青二十九歲，瘦得像個小男孩，人民大學畢業；趙英是五十多歲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國營工廠的技術員；程蘭三十九歲，是幼兒園老師。

勞教所每個班正常的編製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櫃、食堂座位，都是按這個數設計的。五班原有的七個人，班長古榮是「販黃」進來的，張鳳是賣淫進來的，「老毛」是非法輪功學員當中年齡最大的，五十多歲，介紹她人賣淫進來的，四十多歲的邵紅和質檢員崔芬都是因盜竊進來，其餘兩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姑娘則是搶劫進來。

指定床位、物品櫃，鋪床、放東西就緒後，古榮問：「你們五個寫保證了嗎？」

我們搖搖頭。王蓉寫完「認罪認錯」經過一段痛不欲生的時間，又將保證書和認罪認錯書收了回來。

崔芬長嘆一口氣，說：「走要走得了，又趕上睡不了覺！」

我莫名其妙看著她，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但她們七人似乎都心領神會。古榮說：「排班吧，從我開始。」

到了晚上，終於明白崔芬嘆氣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麼。二中隊的規矩，法輪功學員不寫保證不讓睡覺，由「其他罪錯」（指非法輪功學員）勞教人員輪流值班監視，古榮她們對執行這套「政策」顯然很熟，用不著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崗」了。崔芬說的「走要走得了」則是指如果按常規八月初上半年的「獎」能評下來，她能得到減期的話，待不了幾天就該走了。

勞教所有一套嚴密的記分和「獎懲」體系，每人每天完成勞動定量有固定的分數；當了班組長、小哨、炊事員、質量檢查員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額完成生產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機動加分；犯錯誤的則扣分。每半年評一次獎，按分數高低排隊，前三成的人有減期機會。

過去勞教所全靠這套東西管理勞教人員。每個被判勞教的人一進來，很快就可算計出自己有無評獎可能。如有希望評上獎，就會好好表現，拚命幹活，爭取當班長之類；如覺評獎無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錯誤不斷，大錯誤不犯，不好好幹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讓我走人。這種狀態，一直到法輪功學員進來後，起了重大改變。

其他人都上床後，古榮搬個小凳子往門口一坐，讓我們五個在班裡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會探頭來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進房間，詭秘地笑說：「就你們傻，人家七班的都寫了保證睡了，就你們五個還在這兒站著。不信你們派個人，我帶過去看看。」

她將張青帶出去，兩分鐘就回來了。耿秀說：「怎麼樣，你們問問張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們誰也沒問，一動不動繼續站著，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後才明白她為什麼怪笑。原來她先讓七班的睡，騙五班的人說她們寫了保證；過幾天五班的人睡時，再去騙七班。

我們連續站了兩晚，第三天被押到禮堂去開第一次「揭批『法輪功』現身說法大會」。這時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隊坐在不同位置，帶隊警察和護衛隊男警跟「系列講座」一樣，手持電棍將我們圍在中間。

我朝一中隊的隊伍望去，才兩天不見，王可的小臉已憔悴得不成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儘是迷濛。我想跟她交換眼色，她卻夢遊似的看不見我，顯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痴」了。聽說她們到一中隊後，晚上不但不能睡覺，還得頭頂一碗水在樓道站著，碗裡的水灑出來一點就得挨打。這個辦法據說是那些吸毒的想出來的。

凡是進勞教所的吸毒人員都是強制戒毒無效才進來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進去都得先「走板兒」，五十盆涼水或五十個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監室的人潑五十盆涼水或挨五十個耳光。許多人從戒毒所出來後心理都很變態，要把自己受過的虐待加倍「奉送」別人。

有一次在鍋爐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隊管我的隊長。她一見我就說：「曾錚，我真是錯看你了！早知你這麼頑固，還不如當初將你弄到一中隊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將你治過來了！你這樣頑固下去，就等著『七毛四』吧！」

「什麼叫『七毛四』？」

「什麼叫『七毛四』？子彈！七毛四一發。你就等槍斃吧！」

相思淚

八月初一天，班裡突然一早就激動起來。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見日」，直系親屬可來會面。

從八點多開始，樓道就一次次響起點名聲。點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樣衝到樓道排隊，等著警察領去會見家屬。沒點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張望，明知看不見大門外等候的家屬，還是忍不住伸頭。

接見回來，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動聲色的。關係密切的人互相打聽見面情形、家屬帶了什麼東西。沒有家屬接見的人就很難過，一整天不說話或動不動跟人找碴吵架。這種興奮和混亂持續一兩天，才會漸漸平息。

我早聽說法輪功學員不「轉化」是不許接見的，只能像局外人看著其他人進來出去。到了下午，樓道突然響起我的名字，讓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來是不讓見家屬這招對「轉化」貢獻不大，勞教所又改換策略，允許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也見家屬，好通過家屬來實現「親情轉化」。

厚厚的玻璃後面，是先生那張蒼白急切的臉。我們只能隔著兩層玻璃用電話機對話，警察可以隨時戴上耳機監聽。

四個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從拘留所被送走後他千辛萬苦打聽到調遣處所在，開車去了好幾趟，他們卻不讓他見我。

他將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來，免得睹物思人，徒增傷感。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公司還有員工，都靠著他，他哪能不堅強？眼不見心不煩。這招頗有效，他很長時間都挺過來了，直到有一天他給一個朋友打電話。

翻開電話本找號碼，他突然從自己的筆跡中間看到幾個我寫的字。在他流暢的字體中，這幾個歪歪扭扭的字顯得很幼稚。他瞬間幾乎全軍覆沒。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這幾個字竟帶著我所有的訊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攻進他最軟弱的地方……

好容易見面了。我看到他心裏攢了一萬年的話爭先恐後奔向喉頭，噎得他半天瞪著兩眼說不出話來。

他嚥了口唾沫，強行將那些話排好隊，對著話筒說，他這些天正在看一本關於文革的書，裡面記載張志新*寧死不屈，臨被殺害前連喉管都被割開。在監獄裡，什麼事不會發生啊！到了關鍵時刻，千萬別死擰到底啊！我最擔心的就是你這性子！你修煉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說完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雖知警察可能監聽，還是硬著頭皮暗示我：他正在找「關係」爭取將我「弄出去」，要我千萬配合，千萬要配合！哪怕松點口！千萬別讓他的努力付諸東流！

在那段期間，他把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上下打點，四處托關係找門路，想將我早點「弄出去」。一個高幹子弟拍著胸脯對他說：「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幾天後，這高幹子弟找到他，垂頭喪氣說：「兄弟，恕我不知深淺了。你愛人就是殺了人進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來，可唯獨就是煉法輪功的不轉化絕對不行。你讓她寫個保證，哪怕口氣松點，我也好想辦法。」

聽到先生這麼說，我忙對他說，如果你真想幫我，請幫我請個律師，我要起訴勞教所。他們打我、電我，讓我做苦役……，說著我扭轉脖子給他看後面被電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兩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麼都沒看見就像被燙了似的急忙轉開，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淚花開始在眼裡閃爍；然而他的心為了看我，卻又頑強地生出另一雙眼，這雙眼透過胸腔朝我望來，一眼就看見我曾受過的一切而開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連忙轉移話題，問他：「孩子好嗎？」

他勉力回轉目光說：「好……。」

「她知道我被勞教了嗎？」

「知道……我沒告訴她，但她不知怎麼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訴她媽媽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訴她張志新的事情，千萬千萬不要讓她以我被勞教為恥，那樣會影響孩子心理健康的……。」

說到這，我終於也流下淚。才七歲多的孩子，從小到大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百般呵護中長大，心中從沒有半絲陰霾，怎麼一下子裝得下張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講，她又怎能明白媽媽的無辜……。

二十分鐘的接見時間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屬們離開。先生站起身來，眼光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臉上，全身所有的力量、愛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雙眼裡，似乎他恨不能將我「看」進他的眼睛中帶走，又恨不能將他的雙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來永遠跟我在一起……。

從勞教所出去後，他盲目地駕著車，一口氣開出城一百多公里，直到覺得腦袋發懵，再也開不下去。他將車靠到路邊，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躺倒在後排座上，欲哭，卻無淚……。

頑固分子

8月9日這天，警車呼嘯著，又送來一車人，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裝的，過來時身上的氣味能將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們來後，入所隊改編成三中隊，原來入所隊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隊。勞教所開始嚴重超員，每班人數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櫃得兩人合用，吃飯時十六人擠在十二人的座位，還得二中隊吃完再換三中隊。調遣處那邊則一直在打地鋪，進來的人總是比送走的多。

這天，二中隊人員也做了調動，我被調三班，張青、王蓉和趙英被調往七班，一星期後也被調到三班。警察將她們調到七班，本想讓她們去受那些已「轉化」的人影響；一星期不見效，又怕她們將已「轉化」的又轉化回來，所以又匆匆將她們調到三班。程蘭則被視為「轉化」有望，被調到專放已轉化人員的二班去「培養」。

三班據說是專門裝「頑固派」的班，原有的三個「頑固分子」是上批來的，一個是當時勞教所年齡最大的李文，六十三歲，原是一間大學的實驗員；另兩個是三十多歲的周傑和二十多歲剛大學畢業的宋梅。

李文在兒子兩歲時就失去丈夫，多年獨自將孩子拉拔長大。她自己身體不好不說，兒子也從小到大淨鬧病，不知讓她受過多少驚嚇。後來母子倆都煉了法輪功，什麼病痛都沒了，所以她對法輪功的感激和堅定之心無以言表。什麼轉化不轉化，提也別在她面前提。

周傑不愛講話，給人感覺非常實在。骼膊上有十幾個黑黑的圓圈，問她怎麼回事，她只淡淡一笑：「電得唄」，再不肯多說。

宋梅說，從我們進勞教所到搬到這裡之前，一個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臉朝牆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點才讓睡，五點又得起來，白天還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樹坑，累得在地上爬著走。每晚都站在那兒就睡著，一睡著頭就「咚」的磕在牆上又磕醒。一晚上樓道裡「咚」、「咚」、「咚」的聲音不斷。

三班其餘九人都是所謂「其他罪錯」勞教人員，有賣淫的、賭博的、盜竊的，還有三個只有十幾歲搶劫的和打架的。

班長郝英也是「販黃」進來的。相處不久，我發現，就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長。警察雖然給班長無限的權力「看管」法輪功學員，但她不但沒有濫權，反而不露聲色照應班裡的法輪功學員，尤其是年齡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歲的李春有點像身懷絕技的落魄俠客。她進勞教所的次數創下勞教所之最，前後一共六次，六進勞教所都是因為偷錢包。從十三歲迄今十九年，在勞教所度過十年以上，織毛衣的技術早已爐火純青，誰的花樣織錯一針，她隔八丈遠就看出來；誰犯了再荒唐的技術錯誤，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糾正過來；至於她的速度，更是無人能比。但她太會算計，太佔小便宜，技術雖高，幹活總是唬弄，所以「貴族」們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時也不怎麼搭理她，但一到花樣不會織了，織錯了需要剪了縫上，就不得不來求她。她心情好時，拍著胸脯說：「有困難，找『組織』！」三兩下就幫你弄好；心情不好時，你就是問她一個最簡單的技術問題，她也讓你先替她織一隻袖子再說──等價交換，她絕不讓人佔半點便宜。

天羅地網 如坐針氈

現在回想剛進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話總在耳邊：「兩眼一扒就得開始杵」；有個場景總在眼前：高高的八張上床坐著三個人，身後是堆得小山高的線球，每人左手握著一個線球，右手同時攥著九股細線飛快往左手的線球繞，繞好後九股細線就合成一股粗線。九股細線從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狀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蓋。地上的人一個挨一個坐在班裡狹窄空地，每人手裡都端著一副毛衣針低頭快速織著，兩個膝蓋上一邊挂一個線圈，線圈的線呼呼地往上床繞線人的手裡飛去。唯一一個手裡沒針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舉著兩條骼膊撐著線圈。

三九二十七股線一頭在上床的人手裡，一頭在地上埋頭織活的人膝蓋上。二十七股線在房裡張開，就像布下天羅地網，蔚為壯觀。

為什麼非得這麼干呢？因為活太緊，不可能專門騰出時間和人手繞線。剛開始我不會一邊織毛衣一邊照顧膝蓋的線圈，因為纏線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亂了，總是顧此失彼，狠狽不堪，後來慢慢長了本事，不但能應付自如，還會左右開弓，練就兩手同時帶著好幾股不同顏色的線織花樣的「絕活」。

「兩眼一扒就得開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別妙，它貼切地形容每天起床時，我們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睜」開，而得靠外力將它們「扒」開。

連續三個多月，一直在織各種各樣的毛衣。五點半一起床就開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飯、上廁所和聽「系列講座」，其餘時間都在織。後來上完廁所連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幾分鐘因手潮而帶不動線。

一天十幾二十個小時坐下來，臀部與小硬板凳接觸部位的肉都被擠到旁邊去，只剩下兩個尖骨頭透過一層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壓在這兩個尖股骨，像針刺一般痛。後來與板凳結合處的皮膚不知何時長了好些濕疹，一邊一片，怎麼在小板凳上挪動臀部也躲不開。我敢打賭，發明「如坐針氈」這個成語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針氈的感覺，絕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濕疹都變得像針一樣尖利，紮在硬凳子上是什麼滋味。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生活唯一的感覺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覺。困得迷迷糊糊織出來的東西准有錯，最後還不夠拆的，有一晚我實在困得織不下去，便自告奮勇爬到上床去繞線。繞線不計工作量，很多人都不願幹。繞著繞著，我有陣子像是睡著了。猛地一驚，感覺手中的線好像不是九股了，這一驚把我的瞌睡蟲嚇走一大半，要是因為我繞錯線而害人白織，有人非跟我拚命不可。

我停下，開始數線。第一遍數下來，八股。眼看另兩個繞線的都還在呼呼地繞著，我們這組卻全體停了下來，我急忙再數一遍──十股！怎麼搞的？我咬咬牙，又數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線球，我絕望得想哭。微積分我都做過，這時怎麼就從一數不到九！

馴服野馬

在勞教所，警察管非法輪功人員叫「其他罪錯勞教人員」，這些人卻自稱「正常人」，以便和法輪功學員區分。一個吸毒的曾說：「要是讓我寫個保證就放我回家，寫一萬個我都寫給他！」因而我們這些半個保證也不肯寫的人，在她們眼裡就很不「正常」。

從我們調到二中隊起，所有「正常人」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獎什麼時候下來？三班九個「正常人」有五個都有評獎資格，獎一下來，除了李春以外，其他四人都能當場獲釋回家，怎能不關心？

她們從八月等到九月，獎就是不下來。警察都在忙什麼呢？找法輪功學員「談話」、整理法輪功學員檔案、培養「轉化」典型、上報資料，準備「十一」國慶前提前釋放一批「轉化」的，以「激勵」其他不「轉化」的人。

最後能評獎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質問中隊長：法輪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法輪功一來，為轉化她們，我們天天熬著不能睡，連十六歲的蒯煒都得天天值班看她們，困得坐在地上都睡著。好容易有人轉化了，立刻成寶貝，我們一點功勞都沒有！沒功勞就算了，我們自從進勞教所以來就拚死幹活，別人睡了我們自願加班加點地幹，為什麼？就為多掙點分早點回家！政府說了給我們獎！隊長也說自己頭頂國徽（警察帽子上有國徽）代表政府，為什麼騙我們？

警察安撫他們：政府沒有欺騙，獎一定會下來，我們也沒辦法，現在法輪功的問題是勞教所重點，她們的事有國際影響，對國家特別重要，隊長當然得先顧她們，希望你們忍耐。

郝英滿眼是淚回來。可憐的「正常人」，她們差不多都是鎮壓法輪功以前就進了勞教所，只以為分數排在前面就可以評獎回家，怎麼也搞不明白，就這幾個天天被她們吆喝來吆喝去的人，怎麼會有什麼「國際影響」！

蒯煒憤憤說：「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勞教所大門我就坐在地上練法輪功！一抓進來我就轉化！」

一天中午，班裡兩個人激烈爭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將李春的手擠在兩個床架子中間，李春疼得眼淚都掉出來，破口大罵，剛罵兩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聲。

過了一會，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邊將擠得紅腫的手伸給宋梅看，一邊撒嬌：「怎麼樣？我今天表現還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將她祖宗十八代都罵完了！我是什麼都吃就不吃虧的人，絕不會這麼讓她壓了就算了！」

宋梅年齡雖小過李春，卻以一副大人對小孩說話的口吻說：「嗯，今天的表現還湊合，以後繼續努力。」

我看得暗暗稱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時將李春這匹「野馬」收伏，李春居然那麼熱切要「表現」給宋梅看。

後來相處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歲時不堪繼父虐待離家出走。為了吃飯，只好偷錢包，十三歲第一次進勞教所。

十幾年來，她也曾掙扎想學好，做過小生意，自學過文化，交過正經男友。第五次從勞教所出去後，她有好幾年都未操舊業，一直在做服裝買賣，辛辛苦苦攢了兩萬多元，卻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幹這個的老祖宗，今日卻被人欺上頭，這還了得？怎麼也得補回來。於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個錢包，就那麼背，又被抓了，為了四百塊錢判了三年──誰讓她是慣犯？最後這次被抓，她曾想一頭撞在暖氣片上，又怕疼沒勇氣。

法輪功學員進來後，她作為勞教所的「老人」，當然也被責以「看管」法輪功學員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輪功學員中，有那時已被下集訓的王潤，還有就是宋梅。她對王潤及宋梅說，別看我是流氓，我對做人的標準要求挺高的，對朋友的標準更高。在我看來，今天社會上沒幾人配稱是「人」。只要我覺得有誰配得上稱「人」，我可以為他舍出半條命，有誰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為他舍整條命。像王潤、宋梅這樣電死都不寫「保證」、敢跟警察「叫板」，反過來對待她這個「小偷」真心實意、不盛氣凌人的人，十分合於她對「人」的理想。

後來李春跟宋梅說她也想修煉。嘴上不說什麼，很多時候照樣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來，她在心中珍視宋梅及宋梅所講給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願隨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讓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夠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當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勞教所又來一批調遣處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隊。樓道亂哄哄，好像每班都要調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腳幫她倆收拾東西，蒯煒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倆一人帶走幾個，平日負責「看管」李文的一個「正常人」，抱著她的被子默默垂淚。

我心中也湧起淒涼離情。那時三班的「正常人」與法輪功學員之間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還真沒有達到過。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個照應、有個鼓勵，分開來，再想說話都難了。

我沒注意宋梅什麼時候出去，回來時滿臉是淚，幾乎大放悲聲。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著她的手又不敢問。

好幾分鐘後，宋梅才緩過氣來說：「他們竟把她折磨成這樣！……」

「誰呀？」

「劉淑英！我以前認識她，我們一起去天安門，那時她多漂亮！現在成了這副樣子！……我跟她說話她都不認得我……」

沒等她說完，我就意識到她說的就是那個在調遣處跟不上隊伍，瘦弱得嚇人、渾身上下了無生氣的人。原來她真是煉法輪功的，還是宋梅的朋友。這天她剛從調遣處送來，宋梅在水房遇見她。

宋梅低頭流淚，我也黯然。沒容宋梅哭夠，小哨就在外面催開。我們站在窗邊望著被調往四中隊的人抱著被子排隊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樓，心裏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隊被安排與少教隊在一起。人一多起來，規矩也顧不上，男女開始混樓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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